Principal 孙中山传(修订插图本) (民国人物传记丛书)

孙中山传(修订插图本) (民国人物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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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
2006
Editora:
浙江大学出版社
Idiom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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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分钟掌控人心:从零开始学攻心术 (心灵咖啡系列 第一辑)

Ano:
2012
Idiom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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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事营销

Ano:
2009
Idiom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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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编 青少年时期

第一章 贫困之农家子

第二章 随母到檀香山

第三章 四大寇

第四章 上书李鸿章

第二编 兴中会前期

第五章 组织兴中会

第六章 第一次武装起义

第七章 伦敦蒙难

第八章 三民主义的创立

第九章 对菲律宾独立党的支援

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第十一章 第二次武装起义

第十二章 与保皇党的论战

第十三章 联合洪门会

第四编 同盟会时期

第十四章 同盟会的成立

第十五章 连续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第十六章 发动黄花岗起义和流亡美洲筹款

第十七章 武昌起义后的外交活动

第五编 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十八章 就任临时大总统 组织共和国政府

第十九章 历史性的错误——让位于袁世凯

第二十章 着手经济革命 要富强中国

第六编 为捍卫共和国政府继续奋斗

第二十一章 二次革命——无力的反抗

第二十二章 组织中华革命党 发动护国战争

第二十三章 护法斗争第一次失败——桂系军阀的排挤

第二十四章 护法斗争第二次失败——陈炯明的叛乱

第七编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首次国共合作

第二十五章 改组国民党

第二十六章 开辟革命新局面的战斗旗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第二十七章 粉碎帝国主义的颠覆——镇压反动商团叛乱

第八编 北上和逝世

第二十八章 为召开国民会议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北上

第二十九章 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附录

注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传/李凡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308-09153-4





Ⅰ.①孙… Ⅱ.①李… Ⅲ.①孙中山(1866~1925)-传记 Ⅳ.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0212号





孙中山传

李 凡 著



* * *



丛书策划 黄宝忠

丛书主持 葛玉丹 宋旭华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彭若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617千

版印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153-4

定  价 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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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新版序


本书原版问世后,承蒙海内外媒体、专家、学者、广大读者关注,《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长沙晚报》、《中山大学校报》、《北京教育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先后发表本书出版的消息和评介文章。

1991年9月,全国第四届书市列入了十大畅销书之一。之后,又连获孙中山基金会、北京市、华北地区、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图书奖、普及历史读物奖等八项奖。

对此,作者仅以为是对自己的勉励与鞭策,将以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研究成果回报各界。

读者的热情支持,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1992年7月《北京书讯》报导,一位天津读者,在邻居家读过本书后,他来到“海门之春”图书展销会,一下买了几册,他说:“我在邻居家读过这部书,这部书写得好,真实传情,现在,我给单位买几本带回去。”

还有一位读者,读过拙著后,开始搜集登载孙中山事迹和与孙中山有关的史料报刊、书籍,自己阅读后,要赠给本书作者,用以对本书的扩充、增修,想要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更多的感人事迹,又怕转交遗失,要亲自交给作者,过了一年才见到作者。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个热线,作者与读者之间也该有个通话的便利,热线是13717589512。

一般读者没有条件、精力、时间,把读后感写成文章找报刊发表,只能通过与作者的对话表达被作品激起的情感包括读后心得、意见、要求、希望,作者都愿听听每位读者的感受评论。

各界读者朋友愿更多了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事迹,作者遂增补、扩充、重写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中许多方面的内容。

在取材上,仍以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的先烈、先辈们的回忆记述为依据,也汲取、参考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编撰的重要文著。凡参考征引的各种著述文章,皆列于本书正文之后附录中,并且也注明出处。此版因篇幅、时间所限,未能逐个列出,有待再版一一标注,请予谅解。

由于水平限制和学识谫陋,难免有所错误疏漏之处,请专家、学者、读者不吝教正。





李 凡

辛卯年; 春于北京





序


作者在青少年时代由于对孙中山先生伟大业绩的景仰,即已开始广泛搜存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图片和有关史料。大学毕业以后便起例发凡、编年辑事、广征博引、钩散采轶进行深入研究。费时十余年本书方抵于成。

我很高兴能于本书出版之前得到优先阅读的机会。本书撰著谨严、叙述翔实、生动具体、内容丰富,孙中山先生为拯救祖国、振兴中华而艰苦卓绝奋斗一生的光辉事迹和崇高品德,通过作者的笔触,历历呈现于读者眼前,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和伟大人格,令人景仰不已。

本书的问世,不仅仅是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也是对振兴中华、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广大读者的策励。





朱信泉

1990年8月





前 言


孙中山从革命中走来,在革命中离去,一生仅59个春秋。由于他一生为“登中国于富强之域”、“出斯民于水火之中”不停息地组织革命活动和一生坚守高尚的人格,所以孙中山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嘉言懿行。其业绩,与山河共存;其风节,与日月同辉。他是一位举世敬仰的伟人。

孙中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鲁迅说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孙中山是跨越两个时代的有着国际影响和声誉的伟大革命家。19世纪末,在外国侵略者和腐朽的清政府双重压榨奴役下,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孙中山点燃了“倾覆满清,建立民国”的第一炬火把,给苦难的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以救国救种为志”,奔走呼号,鼓荡风潮,“满清之武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在踔厉坚忍、百折不回的发动组织之下,附和日众,人心所向,使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孙中山”、“共和”、“民主”、“推翻清朝”成为同义语。它们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侨投向了改造中国的革命运动,汇成了一支遍及国内外的同盟会革命大军,终于在1912年推翻了清政府268年的血腥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帝王的统治历史,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开辟了亚洲民主共和制度的新纪元。

到了中国现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又带领人民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不懈的斗争,直到心血耗尽,生命终止。

周恩来说:“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前一个革命阶段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亚洲许多实行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国家,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1]

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许多国家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论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在国际上的深远影响。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当时任人民社会同盟主席)说:“他的哲学思想,在所有亚洲国家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孙逸仙将属于全亚洲。”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当时任总统)说:“孙中山博士是历史上一位伟大人物,他的功绩不仅播及中国人民,也播及全人类。”印度的尼赫鲁(当时任总理)说:“在我们心目中,他不仅是中国伟大领袖,也是为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一位伟大的亚洲人。”越南的胡志明(当时任民主共和国主席)说:“我们越南人民,深切崇敬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和崇高道德。孙中山毕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活动,曾大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胡志明对孙中山极为敬仰,他把孙中山像和马克思像并挂在他的办公室内。他早年还把孙中山的三大主义译成越南文,作为他领导的越南革命青年党的政治纲领。[2]缅甸的吴努(当时任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说:“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人民一位领袖,同时也是为全世界特别是为亚洲树立了榜样的一位领袖。……在我们国家里,他的名字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且受着深切敬重。”埃及的纳赛尔(当时任总统)说:“他的斗争,不仅给了他的人民而且也给予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和觉悟了的人民以鼓舞和力量。”巴基斯坦的米尔扎(当时任总统)说:“孙中山在本世纪的上半世纪是体现了东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的先驱。”丹麦的汉森(当时任丹中文化协会主席)说:“他的名字和事业永远鼓舞着各国人民争取自由不懈的斗争意志。”

中国是孙中山的故乡,我们更应该全面了解孙中山。要了解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也必须了解孙中山。

本书于1978年正式动笔,原书名之所以称为“全传”,意在力求叙述孙中山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一生艰险曲折的战斗历程、政治活动、哲学思想以及他的学识、气质、胆略、器量、爱好、衣食、清俭廉洁的生活作风和伟大的人格等。

本书没有一言是夸张,没有一事是杜撰,书中叙及的每个感人的情节,完全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实在的事迹和言行。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专家学者的指导,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杨玉清先生将稿本审阅了两遍,提出了宝贵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国史研究所朱信泉先生将书稿审阅后,作了序;中央文献研究室张诚先生在百忙中,认真审阅了书稿,提出了中肯意见,还为本书的出版尽心联系。

在出版过程中,一些朋友们协助有关各项工作,有的协助事务工作,有的协助校对工作,有的协助誊清工作,这些朋友们是李铁增、马长荣、朱松庆、郑炳华、牛秀萍、杨刚、张丹等先生,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李 凡





第一编

青少年时期





第一章 贫困之农家子


濒临祖国南海的珠江口外伶仃洋的西岸,北距广州72公里的地方,在峰峦起伏的槟榔山脚下,潺潺长流的兰溪河畔,有70多户毗连的房舍,这就是广东省香山县[1]的翠亨村。村西南,有一间四米宽、九米长的旧砖房。1866年11月12日晨(清同治五年农历十月初六寅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世界闻名的革命家、伟大的孙中山,在这里诞生了。

这一年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侵入北京,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六年。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我国沿海各省,进而深入内地,领土又一次被割夺,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丧失了独立性。

这一年,又是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被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指挥的湘军攻陷后的第三年。太平军余部与捻军联合,在遵王赖文光(原太平军将领)、梁王张宗禹(捻军将领)率领下,仍在与清军作战。这年秋,他们在河南许州分东西两支,东捻军由赖文光率领进入山东,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进入陕西。

孙中山诞生的第八天,即1866年11月19日,曾国藩因进攻捻军连败,奏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12月7日,清政府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命李鸿章为剿捻钦差大臣。

孙中山两岁时,即1868年1月,东捻军在扬州瓦窑铺战败,赖文光被俘就义;同年8月,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县徒骇河战败,张宗禹投河自尽。至此,捻军全部失败。当月,清政府因李鸿章平捻有功,加太子太保,并授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此前后的10年中,南北各城乡居民为反抗外国侵略,捣毁焚烧教堂、打死打伤外国传教士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年,是同治七年,也是载淳生母那拉氏慈禧太后(因曾住西六宫的储秀宫也称西太后)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因曾住东六宫的钟粹宫也称东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七年。

孙中山乳名帝象,此名之由来,是因当时粤俗妇女多信神,其母杨氏因村庙中有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简称北帝)而起的。先生自述称:“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象者,望我将来像关帝耳。”[3]谱名德明。1875年9岁入学时,由塾师取名孙文。1883年17岁在香港拔萃书室读书时,取号日新,系取《大学》中“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4]1886年20岁在香港中央书院上学时,由补习国文老师区凤墀按日新粤语谐音改号逸仙。[5]从1892年以后行医和1894年以后多年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中,他在与外国人交往时常用“孙逸仙”这个名字,故欧美国家沿称至今。1896年30岁时,即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流亡到英国,到伦敦清驻英使馆宣传革命,时自称陈载之。[6]1897年31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与日本追随者平山周访友归途中,在银座的“对鹤馆”旅店投宿时,店掌柜请署名,平山周执笔代书“中山”,先生接笔加了“樵”字,化名中山樵,先生自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7]革命党人和日本友人皆以中山称之。而革命党人章士钊贸然以“中山”二字缀于孙字之下,以孙中山称谓,“始也广众话言,既而连章记载”[8],章虽然受到革命党人指责,但因符合中国姓前名后三字的习惯,于是一呼百起,“孙中山”这个名字便公开称用起来,从此成为当时和以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他自己从未用过这个名字,只署过中山。因中山之名已为众人所知,失去秘称作用,以后又易新名。平山周据日本维新志士、著名医生高野长英之名给他改名为高野长雄。

在此前后,进行革命活动时,根据所在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意向,曾化名:陈文、杜嘉诺、高达生、林行仙、兴公、中山二郎、张宣、吴仲、山月、肃大江、武公、逸人、高野方、无恙生、东山、艾斯高野等。

发表文章用名,也是变换多样,有:南洋一学生、南洋小学生、广东香山来、杞忧公子、洪大哥、翠溪、中原逐鹿士等。孙中山的名、字、号和化名、笔名,多达30余个,反映了孙中山在组织、发动、宣传革命活动中的艰辛历程。辛亥革命后在国内的宣言、著述、函件、电文以及革命烈士写的挽联等都署名孙文,与外国政府和友人书文信件有时署名孙文,有时署名孙逸仙。清政府及其爪牙把他喻为洪水猛兽和罪人,在通缉谕文或奏章中把孙文写成孙汶。前清时,凡是犯罪者,人名都加三点水旁,把“孙文”写成“孙汶”,无非妄图在人民中诟毁歪曲孙中山的形象。而孙文、孙逸仙、孙中山这些名字却更激励着学生、教师、士兵等各阶层爱国志士,他们势如潮水般地汇集在这些光辉名字之下,形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

在孙中山一生革命活动中,与发动、组织、领导人民向反动势力拼搏并行的是对革命目的、政治理想和国计民生问题的宣传。

孙中山一生,每到一处,必有演说,直到他心血耗尽病倒。有些人不探研其演说丰富的内涵,而认为先生好说大话,称先生“孙大炮”;“孙大炮”也出自军阀和反动派之口,是他们对先生的畏惧和仇视。



1901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与母亲杨氏(中间坐着)、长兄孙眉(后左四)、夫人卢慕贞(后右三)等家人的合影。

翠亨村姓杨姓陆的居多,姓孙的只有六七户[9]。村中绝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几户地主手中,如做过洋行买办的陆仁车、贩卖猪仔(华工)的暴富户杨启,都拥有300亩以上的土地。翠亨村土地多砂碛、硗瘠,又常旱涝失收,许多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到澳门、香港、菲律宾、檀香山等地去谋生。

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里。他祖父孙敬贤(1789—1850年)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在多年的辛劳节俭中,购田20亩。因听了风水先生说牛眼龙穴这个地方是吉祥地,得此穴,子孙发达。孙敬贤就将20亩田卖掉买了这个地方。他父亲孙达成(1813—1888年)16岁时到澳门,先在一家鞋店当学徒,三年出师后,在澳门板樟堂街一家外国人开设的鞋店当工匠,每月只挣四元钱。[10]到了32岁时,积了一点钱回到家乡,与附近的隔田乡(今崖口乡)农民杨胜辉的女儿杨氏(1828—1910年)结婚。他们相继生下了孙眉(1854—1915年)、孙妙茜(1863—1955年)、孙中山、孙秋绮(1871—1912年)兄弟姐妹四人。在孙中山之前还有一个哥哥孙典,五岁殇;一个姐姐孙金星,三岁殇。家中还有祖母黄氏(1792—1869年),共七口人。孙达成有两个弟弟孙学成(1826—1864年)、孙观成(1831—1867年),因家境贫困,约于19世纪50年代初到美国加利弗尼亚采金谋生,先后客死他乡。二弟孙学成只活到38岁,死在附近的上海的洋面上,三弟孙观成只活到36岁,死在加州的产金地。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没有自耕地,先后租了六亩半地,耕种水稻和杂粮,并养着一头耕牛和一两头猪,还有几只鸡鸭。尽管孙中山的缠足的母亲杨氏和年幼的哥哥孙眉帮着父亲下地干活[11],也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活。他的父亲就兼当村中的更夫,一年可得谷12石,济补家用。村中的人家有了婚丧事,他父亲也去帮忙[12]。孙家还有一项麻烦的事,在几代前祖辈卖出的土地,因当时立下的是“白契”,未经官府办理手续,而且有的土地几易其主,所以每次交纳田税时,孙达成都要跑很多的路去收钱,常因不能按时交税受官府的训斥。

孙达成常受富人的欺辱。他的一块园地,无故被邻村径子蓢强占。一次挑粪过地主杨宝常家门口,受杨的无理斥骂而不敢还口。地主杨启焕妻,硬赖达成偷了他家的鸡,后来发现他家的鸡是跌在粪坑里了。[13]

孙中山三岁时,刚刚15岁的哥哥孙眉到离翠亨村三里远的南蓢墟地主程名桂家当长工。孙眉17岁时,到海外谋生,婶母(孙学成妻)程氏为他将租给达成的田地押出两亩作旅费。孙眉与同乡青年郑强一起随舅父杨文纳赴檀香山,在乡人的菜园当佣工[14],每月工钱15元,寄家10元。过了11个月转到夏威夷人的农牧场做工。

孙中山六岁时已经和姐姐孙妙茜上山割草、拾柴或到塘边给猪捞饲料,有时还随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取蚝[15]。宋庆龄曾回忆说,孙中山的家很穷,“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16]孙中山自己也曾说过:“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17]可见孙中山幼年时家庭是很穷苦的。

数年后,孙眉在火奴鲁鲁不远的依华垦荒,并有雇工数人。1880年又在火奴鲁鲁的京街至贺梯厘街之间的怒安奴街开设了一座商店,经销粮米、杂货。1883年后,迁至夏威夷群岛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的茄荷蕾埠创办农场,发展到6000亩,又兼酿酒、伐木业。在茄荷蕾埠又开设了商店。

孙中山的家庭由贫农转化为华侨资本家,经济上全部由大哥孙眉供给。孙中山七八岁的时候,村中有一个太平天国遗兵叫冯爽观,时常在他家街门前榕树下给孩子们讲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太平军1万多人,在金田村西的犀牛岭起义,一直打到长沙,攻占汉阳、汉口、武昌三镇后,50万大军沿江东下,一举打下了南京定都,建立天朝;北伐大军逼近天津,北京城一片混乱,咸丰皇帝惶恐万状;西征大军在翼王石达开指挥下,在鄱阳湖火烧敌船40艘,大败清兵,曾国藩投水自杀被随从救起,狼狈逃去。他一段一段讲,讲得孩子们个个听得入了神,尤其小帝象更是兴致盎然地谛听不倦。他曾感叹地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了。”[18]这位老者见孙中山特别爱听这些故事,就对他说:“你长得很像洪秀全,你长大后也当洪秀全吧。”[19]于是孩子们都管帝象叫“洪秀全”,他也以此自许。一有空就带着大家玩“打仗”的游戏。他当洪秀全,有的当太平军,有的当清兵。各家的孩子若是到了傍晚还不回来,大人们就说:“是不是又跟‘洪秀全’‘打仗’玩去了?”[20]以造清王朝的反为荣的革命种子,从小便深埋在这孩童的心底之中了。由于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昏庸统治,使孙中山的反清思想日益成熟起来。在中外革命家中,孙中山算是投身革命活动较早的一个,他从17岁就开始了反清的宣传活动,这与他小时听太平天国的故事有着直接关系。

到了七岁,已是上学的年龄,但孙中山因家境贫困没有钱交学费,未能入学。

孙中山九岁那年(1875年)1月12日,19岁的同治帝载淳死,那拉氏立她的二妹夫醇亲王奕之子四岁的载湉即帝位。15日,清政府宣告中外:西太后继续垂帘听政。2月改年号光绪。当月,英使馆翻译马嘉理带英兵200人,由缅甸侵入云南,在永昌府被中国军民阻止通行。英兵开枪打死中国居民,群众奋起反击,将马嘉理杀死,赶走英兵。1876年英国政府借此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广西内)作通商口岸;外国货在租界内免收厘金,运往内地免税;英国可以派人到云南调查通商情况。这个条约,给英国对云南、西藏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孙中山到了九岁才入了本村冯氏宗祠内的私塾读书。放学后,还要帮家里下地插秧、锄草、放牛。他光着脚穿着条破裤,跟父亲一起在田间劳动。因此,孙中山幼年时“打禾之类,皆所擅长”[21]。

小帝象干起活来特别敏捷勤快。有一次,他和二姐孙妙茜到金槟榔山割芒草,他一到山上就乱跑,去采摘山上的野果。妙茜很着急,心想:看你那担芒草几时割完。过了好些时间,帝象才开始割。当妙茜割了一半多,帝象已割足了一担,很快捆好了,又帮姐姐把草割足。[22]

1877年6月9日这一天,帝象正在田野采猪菜,见到一个人坐着轿子,前面有些挑夫挑着很多行李向翠亨村走来。帝象好奇地站着看,发现每件行李上都写着一个“孙”字,他看看行李,又看看坐轿的人,突然,拿起装猪菜的篮子一口气跑到家,一进家门就冲母亲大声喊:“亚妈亚妈,大哥回来了!”母亲杨氏不相信他的话,对他说:“你发梦,你怎认识哥哥呢?”杨太夫人认为孙眉去檀香山时,帝象才五岁,不会记得他哥哥的相貌。帝象着急地说:“是就是啰,坐轿的人与大哥的相片很像,行李上又写有‘孙’字,为什么不是呢?”在争辩中,门外有人喊:“亚妈!亚妈!”走进屋的正是孙眉。杨太夫人把刚才与帝象的对话向孙眉说了一遍,母亲、哥哥、姐姐都称赞小帝象,说他“真是个细心的精灵”。帝象还斟了一杯茶端在哥哥面前。这年帝象是11岁。[23]

孙眉这次回家是应父母的要求来结婚的。

一天早上,孙眉问帝象:“你认不认识去三乡的道路?”帝象回答说:“认识认识,我跟亚妈去过的。”孙眉拿了一篮东西叫他送到三乡的朋友郑君家里,嘱咐他:“路上要小心,早些回来。”帝象携着一篮子东西奔三乡去了。当经过偏僻的山坳“疴尿环”时,一个陌生人装着笑脸问他:“细佬,细佬,你这样早去哪里呀?”帝象看看他说:“我到三乡去。”那人说:“我也去三乡,那很好,我们一同走好了。”帝象听妈妈说过,这个地方常有卖猪仔(拐骗人口贩卖出外作苦工)的坏人活动,又看这个家伙行动鬼祟,心中甚为怀疑,但又想自己是小孩,他是大人,他要是硬来侵犯,自己要吃亏的。于是帝象装作欢迎的样子说:“三乡我去过一次,现在对那路径都有点记不清,你与我一起走,就正好啊。”当走到距翠亨村五公里的小村河头埔时,小帝象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就对那人说:“亚叔,你能在这里等等我吗?我要交些东西给这里的亲戚。”那人答应等候,催他说:“快去快来。”帝象入这村,找到他父亲孙达成的一个朋友,说明路上遇到的情形,这人找来一群村民跟帝象出来,把那坏人捉住了。经盘问,他正是一个专作贩卖人口的坏家伙。[24]

孙眉回国前得到夏威夷政府的特许:“多招华人,来檀,大兴垦务。”[25]于是,他在村里设了一个移民事务所。9月,准备返回夏威夷时,乡民们熙熙攘攘地就要跟他哥哥一起出发到海外,孙中山被这种气氛所吸引。平时,“在乡间,见乡人由广州、香港、澳门、金门、檀香山而回者,经济丰裕,并谈洋务,故有出洋之志”。[26]他恳求父母同意他也跟哥哥一起到国外去见识异国的风情,但被拒绝了。他的父亲很感伤地对他说:“小象呀!你的两个叔父都死在那里,如今你哥哥又去那里冒险,这是生活的逼迫,不得已的事,你不能再离开家了!”[27]

他失望地看着哥哥带着他所招徕的100多人离去了。

小帝象喜欢放风筝,用几根细竹扦,与纸粘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燕子的形状,用棉线操纵着,它就可以扶摇直上飞向云霄。几个小伙伴仰脸望着天空,手里的线越放越长,看谁的风筝飞得最高。他对这种传统的少年游戏很感兴趣。还有一些竞技性的游戏,如踢毽、跳田鸡、量棒(看谁把棒打得远)、劈甘蔗(看谁砍断得长)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儿童,喜欢玩赏的事物很多。又喜泅水,游在水中,轻快如蛙,“村中儿童,皆不能及”[28]。他曾对人说:“少年时候我喜欢游水,我的游泳技术不算好,但我敢于游到很深很远的地方。”“有一次游到半途,感到疲累,游不动了,怎么办呢?泳术不精,不能停止划动,否则就会沉下去。于是仍然拼命地向岸边游去,终于上岸了。”一个10岁左右的儿童,能游到很深很远的地方,在疲累的情况下,游回岸上,说明游泳的功夫还是很熟练的。他还擅爬树,常攀登上参天高的大树去取鸟蛋,用石块掷击小鸟。

翠亨村邻近的石门坑、信福隆、鹅眉、大象埔等村设有三合会(清初在民间流传下来的反清秘密组织在广东的支派)的习武馆,小帝象在课余时间还常与同学杨帝贺、孙梅生等,到邻村观看三合会练武。回到家里,便仿效起来,舞弄拳棒。他曾对同学说:“学好武艺,有了本领,长大时做一员大将,好去打满洲仔。”[29]

在村塾里,修习的课文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教他们的老师姓王,因鸦片烟瘾很重,有时不能上课,年老无牙,语声似蟾蜍,绰号“蠄蟝(即蟾蜍的广东方言)王”。中山记忆力很强,老师指定的背诵部分,从未因背诵不出,被罚跪打板。有一天,在读《大学》这门课时,这位塾师领读了两遍,就叫学生背诵,不作任何讲解。中山站起来对老师说:“读的这书一点不懂,有什么意思?”他的话触怒了王老师,罚他背书。孙中山依他把书背诵完了后接着又说:“老师,我们对书中的道理一点也弄不明白,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还是请您讲解给我们听吧!”教师拿起戒尺训斥他说:“怎么,你不尊重经训吗?”他说:“不是,我是说,不懂书中的意义,为什么天天总是这样无意识地念呢?”教师不听他的申辩,说:“你是反对圣贤之教!”顿时,教室的气氛紧张起来,学伴们担心他会遭到板笞。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我到学堂里来,是要先生教我读书的,而我现在不懂我读的书,先生应启发我们,把书中的意思讲明白!”[30]教师见他坚持自己的要求,也知道他素日勤学,如用威吓的办法对付他,会招致难堪,同时也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把态度缓和下来,叫大家翻开书,用他那令人乏味古板的声调讲解起来。

这种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极束缚少年思想的。后来,孙中山对这种教学制度和内容批判说:“中国政体专制已久,士人束发受书后,所诵习者,不外‘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31]

但是孙中山在国内外的16年的学生时代,无论在哪个学校,无论学哪个科目,一向是好学深钻,潜心探求,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和他追求真理、爱好科学的精神是一致的。据他的同学和战友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求学用心,实为我所仅见,在雅丽氏学校读书,平时无论什么学科,都是满分。到了27岁毕业的时候,其中只有一科是九十几分,校中教员与考试官,就为他开了一个会议,觉得这个学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学生,学科大部分是满分,只有一科稍为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会议结果,他们就送给他几分,使他得到全部满分的荣誉。所以毕业证书上是注明满分的。”[32]

孙中山幼年时,他的家乡曾发生过两起抢劫事件,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天,他和同学们正在塾室念书,忽然听到外边一阵喊叫,间杂发出砰砰的石块砸击墙壁的响声。这是海盗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抢一个华商的住宅。全村的人惊惶起来,师生们四散逃开了,孙中山却朝着发事地点走去。他看到海盗们抢走了几个装着贵重财物的箱子,上船逃走了,主人颤抖着身子,站在断壁上悲痛欲绝地哀诉着:“我完了!海盗们把我所有的财产抢去了!多年来,我冒着生命危险在洋人的地方做工,积聚的金钱,被海盗抢去了。假如我留在洋人的地方,是有法律保护的,在中国只有禁令,得不到保护!”[33]听到受害人的哭诉,孙中山不禁思索着:人民的财产,任遭抢劫,政府平时没有防范措施,事后也毫不过问,这样的政府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翠亨村有杨姓兄弟三人原来很穷,早年去旧金山采金致富,后来在村内建一座美丽花园“韵园”,既供自家娱乐,村民也可入内游赏。中山幼年常到这个花园游玩。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玩,忽闻一阵喧嚣,只见几十个清兵和许多衙役端枪挎刀,后面跟着几个官吏,拥进这家的庭院,不由分说把这家的兄弟三人同时上了手铐押走,几个官吏竟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住宅,并洗劫了邻人杨启恒家的金银器皿财物。后来兄弟三人中的一个被斩决,另外两个囚在狱中,但是全村的人,从没听说这兄弟三人犯了什么罪,都忿忿不平。有一天,孙中山挺身向这几个狗官诘问,他们竟蛮横地用刀刺向他,他机智地逃去。[34]这件事使他对清朝官吏的横暴行为切齿痛恨。

在村塾里富人的子弟与穷人的孩子不大合得来。穷人的孩子受富人的孩子欺负,他总是站在穷人的孩子一边,与富人的孩子对抗,“即打不赢,亦不稍退”[35]。因为他大胆勇敢,外号叫“石头仔”[36]。邻居中,有个营豆腐业的,名叫亚秀,乡人称他“豆腐秀”,他的两个儿子都比帝象大,常欺负帝象,多次用弹弓装小石子弹射他。有一次,帝象忍无可忍,拾起一块石头追到他们家,见正煮开了一锅豆腐浆,将石头扔去,“乓”的一声,锅被砸破,豆腐浆四溅。“豆腐秀”全家大惊失色,“豆腐秀”赶到帝象家论理,经盘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于是对两个儿子大加责备,但又为锅破不能再用而发愁。中山母亲杨氏知“豆腐秀”生活艰难,自愿赔偿。“豆腐秀”深为感激。此后,他的两个儿子再不敢欺负别人了。

孙中山自幼坦率,做了错事也能向家长说实话。其母杨太夫人常命他课余之暇肩挑瓦罐从井中汲水,他颇以为苦,有一次私下把瓦罐故意撞碎。母亲又叫他到水塘捕鱼,他又故意把竹帽扔到外边。回到家来,母亲厉声斥问,他向母亲说了实话,母亲见他诚实,未加处罚。[37]

中山先生学识渊博,原因:一是他好学不倦,二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帝象12岁那年的旧历十二月底,婶母要买年货,叫帝象到南蓢墟去采购。帝象正与小伙伴们在门外玩耍,听到婶母叫他,就回家来。婶母告诉他要买的东西,怕他记不往,就拿了一张纸叫他记下来,给了钱叫他马上就去,帝象正玩得高兴,接了钱,又去玩耍。过了很久,婶母到街上叫他。帝象匆匆回家,拿了一个篮子蹦跳着走了。过了一些时候,婶母发现帝象买东西的那张记单还在屋内,已追不及了,很着急,只得等着。又过了一会儿的时间,帝象冒着满头大汗提着满满一篮子年货回来了。婶母担心他会买不全,当一件件东西从篮子取出后,却一件也不少。婶母很佩服小帝象的记性。[38]

孙中山自幼反对赌博。12岁那年,村中有几个儿童聚在祠堂里推牌九,其中有个叫杨帝卓的年已16岁,小帝象拉着他的辫子,劝他不要赌博。杨帝卓以被人拉辫子必败赌,深为不满。一会儿工夫,杨果然赌输,他就狠狠地抓住帝象,揪着他的辫子,摁着他的头向墙壁上撞击,致使帝象剧痛气绝,不省人事。幸着乡民施药急救,一时许,才苏醒过来。母亲杨氏将他带回家去。[39]

孙中山幼年在家乡,对封建习俗也有深刻的感受。我国缠足恶习,始于隋唐,已有千年的历史,习以成俗,积深流广,中国妇女受其残害,不堪其苦。

中山见母亲又用长布带把姐姐的脚上下缠绑起来,姐姐终日疼痛难忍,不能下地走动,呻吟不止。帝象对母亲说:“为什么姐姐的脚好好的,要用布把它包扎起来呢?你看姐姐痛得这么厉害,不扎可以吗?”母亲对他说:“唉!傻仔,你姐姐不缠足,是没有人家要的。”[40]以后,母亲不忍女儿的疼痛自己不动手,却请邻家一位婶母继续为女儿缠脚。旧传统对于人们正如鲁迅所说的“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41]。她认为她所给予女儿的,唯有这一样是不可缺的。但孙中山还是认为:“女子把两足毁伤是毫无理由的。”基于幼年这种感受和他所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政治上的要求,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时,令内务部通饬各省的政令中,有一项就是《劝禁缠足》,指出了它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万姓。”[42]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这一政令,不能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在顽固的封建势力面前,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二章 随母到檀香山


1879年的4月,孙眉的共事者雇到一条二千吨的英国轮船格兰诺琦号,到澳门运送侨民,中山又向父母提出要求,想乘这只船到哥哥那里去。他这次下决心,要说服父母同意他出国。他要求说:“在途中有乡友们同行,到檀香山有哥哥的照料,在村中所读的书,都学完了,去哥哥那里还可以继续上学。”[1]在他的再三苦求下,他的父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这年的5月2日,由母亲杨氏携带着,由水路经澳门赴檀香山。[2]

檀香山,原名夏威夷,是个群岛,盛产檀香,清朝嘉庆年间,夏威夷人采运檀香到广州出售,中国人遂把夏威夷群岛称为檀香山。檀香山群岛土地肥美,气候温和,荒地甚多。适宜种植甘蔗,发展制糖业。1852年(咸丰二年),该地当局派人驾船到广州招收工人。两年中,招得195人到檀香山种甘蔗。之后,有陆续招去的,有自往的。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有21609人,其中有实业者195人,建屋出租者195人,蔗园及榨糖工人2796人。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华工人数达三万七千人,其中以香山、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县的人数居多。[3]

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远赴异国,本是出于幼年的好奇之心,但这对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却是相当重要的第一次出国考察。在浩瀚的海洋上,使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4]。外国轮船的机器使他感触很深,那么大的铁梁“要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装配好”[5]。他见到一个死去的英国水手被装入帆布袋,投入海中,他认为这种葬仪对死者是不敬重的,应将死者运回,由他的家人埋葬。

他在檀香山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事物。那里有良好的秩序,人们尊重法律。他看到了邮信的机关邮政局。[6]只要在信上贴了邮票,写了姓名地址,投入箱子里,便可寄到收信处。他认真地观察着国内还没有的新鲜事物。哥哥孙眉把他安排在茂宜岛茄荷蕾埠开设的商店里习业,他很快学会了经营业务所需要的当地楷奈楷方言和记账的方法。在这年的6月,哥哥把他送入盘罗河学校补习算术等科。(其母杨氏在檀香山住了不久,于当年夏天回国。)

当地的同学见孙中山背后拖着一条长辫子,感到很新奇,有的用语言丑化他,嘲笑为“牛尾巴”、“马尾巴”、“野猿尾巴”[7],有的拽着他的辫子来取乐。为此,他有时与同学厮打,但他自己也感到这种发辫确实是累赘。有一次,放学回家拿起剪刀要剪掉它,被大嫂发现。大哥孙眉厉声斥责他:“蓄发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你剪掉发辫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中国是文明古国,辫子是我们文明的表示,你没有辫子成何体统!”中山反驳说:“外国人不蓄辫子,不是也很文明吗?”但大哥还是不允许他剪掉辫子。[8]

辫子是满人的发式,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线外全部剃光,仅留颅顶发,俗称“剃四外,留中原”,编成辫子,垂在脑后。江绍原著《发须爪》中说满人辫子乃“马祖”崇拜的遗俗,象征马尾巴。也有的说满人是狩猎部族,其发式是防止被风吹散遮住视线。清王朝在北京建都后强令汉人留满族发式。[9]

始作俑者,明朝进士侍读山东淄川人孙之獬,清军占了北京,他就投降了,且第一个作满人装束,剃发易冠。上朝时,朝臣分汉满两班,满班大臣说他是汉人,不许他入班,汉班大臣说他是满人打扮,也不愿与他并列。孙之獬羞愧难当,遂奏请皇上令汉人一律剃发留辫。1645(乙酉)年6月15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皇帝颁布《剃发令》,各地从诏令到日算起,限10天,男人一律剃发留辫子,不从者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10]。在繁华热闹人多地方或街道路口搭棚,并竖旗杆一根,上悬皇帝《剃头令》圣旨,派军中会剃头的士兵身着官服充当剃头匠,见汉族男人就抓来剃头梳辫子,违抗者即斩,将头砍下挂在旗杆上。后来,又挑着剃头工具走街串巷,叫人剃头。挑子一头是长方形凳子,一头是圆笼,都漆成红色,给人以血腥醒目的感觉。凳子,除坐人外,砍头时也用它当垫木,其下两层抽屉,放剃刀、梳子之类;圆笼内置火罐,其上是铜盆盛着热水,并有带刁斗的旗杆,挂着《剃头令》圣旨,刁斗两侧的钩子,是挂人头和串耳朵用的(将被砍者左耳割下,回营报功)。火罐和铜盆先是军中的火药罐和头盔改制而成的,后来是专门制作的。剃头匠手执刀、鞘相击(后改为特制的镊子状两钢片,用铁棍从内向外挑,发出响声称“唤头”,人们听到后,必须立即出来剃头,否则要以抗旨论杀头。[11]

汉人自古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孩童时,留全发覆颈披肩,成年后,总发为髻。《剃头令》颁行后,汉人激愤,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坚决抵抗,出现南北各地英勇抗满的悲壮战斗事迹。

当年闰6月2日,原江阴典史阎应元与新任江阴典史陈明遇率领军民守城81天与清兵激战,杀敌75000余人,军民牺牲67000余人,城破,清兵连杀10天,又有17万余人死于清兵刀下,仅有53名老小幸存。嘉定军民守城三个月,清兵入城三次屠杀,挨户搜斩。[12]

三年后,顺治四年(1647),反清志士攻入淄川城,孙之獬正在家乡被捉住,人们在他剃得发亮的头上钻了一个眼,栽了一撮头发,痛得他大叫,最后被大卸八块。

汉人为反抗清王朝强行的剃发留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有“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谚语流传至今。正月为一年之始,“死舅”是“思旧”的意思,以追念缅怀传统规俗。《剃头令》还带来了一个新行业,以后民间剃头匠代替了军营剃头匠,是收费的。剃头挑子样式大小相同,不过旗杆上挂的不是圣旨和人头了,只挂鐾刀布和围巾,它成为城乡街头一景,是三百六十行之一的谋生职业。自清朝初到现在,存在近四百年。如今剃头挑子少见了,偶尔还可见到理发匠手执响器“唤头”走街串巷操此行业。[13]

满族入主中原后,大量接纳汉族士大夫参政,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显位,满汉各半,“满汉共天下”的局面形成,年深时久,汉人也奉“满清”为正统了,剃发留辫渐成习俗。

小帝象到了檀香山,还是很喜欢游戏。孙眉的农场养了很多马,一天,他竟然牵了一匹没有坐鞍而且很猛壮的马骑了上去,马性欺生,它一路纵跃,小帝象想通过节奏的声音来控制它,紧紧抓住马的鬃毛,口里念着“一、二、三、四、五……”念到“五”时,就从马上摔下来,晕厥了,当他恢复知觉时,已躺在医院了。

1879年9月,他转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读书,他是以孙帝朱的名字入学的,当时该校仅有他和唐雄、李弼、钟工宇四个华侨学童,以后,又来了七个,一年内,先后有十个华侨同学。所学科目有西方政治学说、自然科学、圣经、英语等。新鲜的学科,灵活的教法,齐整的座次,严明的校纪,都深深地印在这位来自东方的一个制度陈朽、风气循旧的国家的少年的脑海之中,使他逐渐产生了改良祖国的念头:“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14]课余时间,他还进修中文。他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据同窗唐雄追述:“孙公在檀读英文时,而中文根底颇深,西文课余有暇,常不喜与同学游戏,自坐一隅,辄读古文,吟哦不绝,有时笔之于纸,文成毁之,不知所书为何。且为人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好读史乘,对于华盛顿、林肯诸伟人勋业,尤深景仰,因为喜欢读西方传记,故英文进步甚速。”[15]

当时,有一位广东顺德人叫杜南,由美国驻粤领事邀请到檀香山教授当地美国政府人员学华文粤语,还设立夜学,便于华侨子弟习读中文。孙中山也报名参加,并与杜南过从甚密。“晚上回家,温习功课后,他还是勤读中国书。”他的国学基础因以长进。

孙帝朱有时在春节还把因家远假日不能回家的钟工宇等几个华侨学友请到大哥的商店同度新年,孙眉热情和蔼地接待他们。

他遵守校中纪律,对各科都努力学习,都是优等成绩。他也热衷于读《圣经》及参与宗教活动,并要洗礼入基督教,被大哥孙眉阻止。他对校中的救火会也很感兴趣,他想到:自己家乡如果发生火灾,当地政府是不加过问的。入学第三年有了兵操课,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适用于现代武器的新式操练,对于反抗压迫和民族自卫是有用的。随着口令,他雄赳赳地摆着双臂,迈着健步,精神格外抖擞。

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三年,1882年7月毕业,因考得英文文法第二名,在27日毕业典礼上,由夏威夷国王架剌鸠亲自发给一本中国书籍的奖品。[16]由于他娴熟地掌握了这种国际性的语言,后来他七次周游世界从事革命活动,在外国图书馆翻阅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军事、名人传记等各类书籍,发表演说,联系外交等,都借助了这种语言工具。

毕业后,又在茄荷蕾埠商店里协助哥哥经营业务。秋季,他进入火奴鲁鲁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一所高级中学奥阿厚书院读书。所学科目,除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外,还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他在檀香山的学校里,接受了这些当时在中国还未有的科学知识。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的“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17],就是指的这个时期所学的知识内容。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几年,正是当地人民反抗美国殖民统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在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资本主义北部战胜了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之后,凭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和西部广大领土的开发建设,以及从欧亚移入大量劳动力,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逐渐向太平洋中心的岛国夏威夷入侵,企图把它吞并,并以它为跳板向太平洋沿岸和岛屿扩张。1874年(清同治十二年),美国派兵入侵夏威夷,干涉其内政,扶植架剌鸠取得王位。1875年(清光绪元年),又胁迫架剌鸠到美国签订了《互惠条约》,从此控制了夏威夷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夏威夷人民对美国的控制不断地进行反抗,这也给孙中山思想上很大影响。陈少白在谈到孙中山革命思想来源时说:“那时美国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岛合并,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就天天在那里反抗,侨民看惯了这种事情,当然更大受影响,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孙先生。”[18]他目睹了夏威夷人民驱逐王后的情形。据孙中山入基督教洗礼主持人美国人喜嘉理说:“夏威夷王后之罪状,本不若清帝室之甚,而犹不免于摈黜,则中国人民,对于清朝之苛制虐政,其可含忍终古,而不奋起以图自救耶?此先生之所鼓吹革命,又以爱同族之心深,所以冒万险而绝无退志也。”孙中山自己回忆在檀香山时的情形说:“京城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国侨民差不多个个有些政治思想。”[19]孙中山早年在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看到夏威夷人民反抗异族压迫斗争的情况,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人民也应像那里的人民反美一样,来反抗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并且那时在他的思想上已孕育着改变中国陈旧的政治制度的念头。他不仅常和同学议论这些想法,而且也常向牧场工人讲述。因此常受到大哥孙眉的训教,但弟弟还是不断宣传对清政府的不满言论。

在他哥哥的农牧场,他与职工们平等相处,与职工们生活在一起,并不以场主的弟弟自居。有的职工生了病,不去找医生求治,而是到场内的佛堂去祈祷。有一天,他把孙眉挂在厅堂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对职工们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如果谁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疗才是。”[20]孙眉对他这些行为本来就很恼火,又有一个姓杨的,是牧场管账的,偏偏要火上浇油,在孙眉面前说孙中山“无君无父,扰乱场规,煽惑工人”[21],并且以辞职相要挟。孙眉本来想让弟弟在这里增长见识和阅历,能成为一个通达时务、卓有作为的经纪人,来发展他的农牧商业,但他感觉到弟弟的思想言论不仅与他的愿望格格不入,而且竟与中国的教化礼俗相悖逆。当他知道弟弟对基督教发生兴趣后,决定叫弟弟回国,要他在思想上重受洗礼。为了使弟弟回到家乡后能增强家族的声望,孙眉还把一部分财产分拨给他。[22]

中山却因中途辍学,感到沮丧,他见哥哥叫他回国的态度很坚决,只得服从哥哥的安排。

1883年7月,他从檀香山启程回国。在由香港改乘中国沙船开往香山县的金星港,经过一个小岛上的清政府厘捐所时,船主告诫乘客们说:“对于厘捐所的吏员们要注意,不要惹起麻烦,若是触怒了他们,他们要难为你们。”[23]一批吏员们上船,开始搜查。有些乘客恐怕他们将自己的财物充公没收或被罚款,为了求得平安无事,就主动拿些礼物送给他们。这些吏员勒索一些东西之后,大家收拾起自己的行李。不料又来了第二批,进行检查,其中一个对孙中山说:“把你的行李打开给我们瞧。”孙中山回答说:“我们已经受过检查了,为什么还要检查?”他们说:“上次检查是收本地海关税,我们是收厘捐的。”孙中山忍着气再打开行李,接受了第二次检查。第二批走后又来了第三批,他们手里拿着刀故意叮当地弄出响声,又叫大家打开行李进行检查,有一个官吏厉声对孙中山说:“打开来。”孙中山回答说:“我们已经受过两次检查了!”这些家伙轻侮地说:“他们是收本地海关税和厘捐税的,我们是查运鸦片的。”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检查,刚把行李收拾好,不料又来第四批。这些人穿着制服带着枪支,个个横眉立目,命令大家打开行李。孙中山反问他们:“你们又来检查什么,检查了三次还不够吗?”“我们是查禁私运火油、保护公众的官员。不要迟延,快些打开你们的箱子与行囊!”孙中山反驳说:“你们看了行李的数量和大小形状,便可知有没有藏火油。你们为什么这样无意义地来麻烦我们呢?”这些贪吏们恐吓他,他坚持不肯接受他们的检查。有些乘客过来小声奉劝说:“这一回也让他们检查吧!否则他们会扣留我们的。”孙中山仍不肯服从,果然这只船被他们扣留了。[24]第二天早晨,船主纳了贿钱,才得放行。孙中山目睹清朝官吏的贪婪和政治腐败,不胜感慨。途中,他向旅客们讲述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吏欺压人民的贪婪行为,宣传中国政治必须改造的道理。他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之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25]

他回到了离别五年的可爱的家乡。走的时候还是一个稚气的幼童,现在已经是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17岁的少年了。他的归来,给村里带来不少热闹气氛,很多人去看他,他见到乡亲和幼年时的伙伴,感到格外亲热。

和大家交谈的话题,都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落后和风气不良等内容。

他曾向乡人讲:“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百姓每年交了税,应该看到政府所造的学校、桥梁、马路。但天子替你们干了些什么呢?”他手中拿着一个铜钱,问大家:“中国的元首是谁?”大家说:“天子就是中国的元首!”“但是,这天子是中国人吗?你们看这铜钱上的字,不是中国字,是满洲字,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26]众人被他新奇的问话吸引住了。大家回想着村里所发生过的事,回想着全国发生的事,回想着天子、巡抚、县令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回想着老人们讲过的二百年前,“广州三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军入关后在全国大屠杀所造成的血流漂杵的凄惨故事。

在乡里,他还对教育、修路、防盗、街灯、防病等方面的事情进行筹办。这个村的主事者,每月有一次会议,出席者都是村中的长老,孙中山也被邀出席会议,这个17岁的少年,也成为村中的“长老”了。[27]

但在这年的秋季,他在乡里闹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一天,他和陆皓东等少年结伴过村庙时,走进北极殿内,见到神像被粉刷一新,看样子正在修缮,有的人提出要向神像跪拜。中山向他们摆了一下手,走近神像,说:“这个庙,除了庙祝能得到求神者舍钱之外,谁也得不到好处。”说着,就把“玄天上帝”偶像的中指折断了。他向大家说:“你们看,我折断它的手指,它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能保护乡民吗?”接着他又将左廊的“金花夫人”偶像的粉脸刮破,并毁坏了一只耳朵。[28]

全村的人,大为鼓噪,怨声四起,乡绅们找到孙、陆两家责问,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答应将偶像修复,并执杖追寻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离开家乡,避往香港。陆皓东跑到了上海。

后来,孙中山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当的,当时只是出于愤世嫉俗,激人省悟。





第三章 四大寇


在这一年(1883)的11月,孙中山入了香港英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读书。

这次从家乡被逐,到了香港,给了他一个极有利的从事研究中国政局的条件。香港当时已不属清政府管辖,是华人来往国内外的所经之地,能掌握国内政情。而且,学友和老师大部分是胸怀祖国、有一定政治头脑的同胞。因此,这里成了他最好的讨论和研究政治的环境。他离开了父兄的直接约束,迈着坚实而迅疾的步伐踏上政治活动的道路,朝着开辟祖国新生的目标阔步前进。

他从建造在山上的校舍,眺望着自己的家乡,心潮如南海波涛,翻卷起伏,浮想联翩:40年前,英帝国在祖国南海大门虎视眈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此,列强鹰瞵鹗视,接踵而来。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备受荼毒。面对着国破民煎的危机现状,身为一个有志改造祖国的青年,怎能不慨叹激愤,忧心如焚呢?

这年年底,他和由上海到香港的陆皓东等,由美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行洗礼,加入基督教。[1]

他在这个学校继续读英文,学习刻苦努力,并广泛涉猎中外政治、历史、文学等类书籍,偶于课暇外出。

第二年,1884年4月15日,他转学入了另一个中等学校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他用幼名孙帝象在这个学校注册入学。[2]这是一所香港英国当局所办的中学,校长、教员均来自英国著名大学,思想开放。他认真学习各类课程和攻读中外书籍,加深了对西方科学、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认识,特别是对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的斗争、19世纪欧洲的革命等都加深了了解。[3]

这年3月,法军大举进犯越南。8月,又向我国的台湾、福建进扰,10月2日侵占了基隆。台湾军民英勇抗击,国内人民和国外侨胞掀起反法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10月5日,法军把被击坏的兵舰送到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国内军民的英勇反抗和香港工人的爱国精神,给了孙中山很大激励。他感到“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的觉悟”,“有种族的团结力”。[4]

孙眉为了使弟弟的思想和言行循守中国伦纪礼俗,让他回到家乡,并把部分财产分给他,以增添家族的声望。孙眉觉得对弟弟做这样的安排十分恰当,得意地说:“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5]但当他知道弟弟在家乡渎毁庙神的事之后,十分怨恨弟弟不给父兄争光。他被激怒了,他的理想破灭了。他觉得弟弟玷污了家庭名誉,简直是一个不肖子孙,把财产交给他是不稳妥的,应该要回来。于是他托词生意亏损,骗弟弟来檀香山。在这一年的11月,孙中山到了檀香山。

兄弟二人见了面,都怏怏不乐:一个是因国事日非、人民苦厄日深而忧虑;一个是因所谓家族丢掉了体面而失望。一时间,觉悟与懵懂,思变与循旧,忧国与齐家不能协调。哥哥认为弟弟渎毁北帝神像是逞性妄为,绝不能容忍。孙眉对北帝神极为信奉,他深信由于北帝神的保佑,他才能几次平安地渡过了浩淼而险恶的海洋,并使他的产业兴旺起来。他痛心疾首地对弟弟说:“给你财产的时候,相信你能光祖耀宗,为家族增添荣誉,但是我失望了。你固执着国外的洋风异俗,离叛了中国正道。这样,财产在你手中,是叫人不放心的。”孙中山感到一时是很难说服哥哥的,他听着哥哥呶呶不休的抱怨,[6]没有讲什么,只是沉痛地说:“我很使你失望。我不能在祖先生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今后要走的道路,与哥哥的希望还会相反。以后我落得什么处境的确不保,你给我的这批财产不会稳妥,所以还是交还哥哥的好。”[7]

孙眉原估计这场官司不好打,还特意请了当地律师,没想到弟弟却如此毫不介意地答应把财产交回,轻而易举地办了法律手续。[8]

孙眉见弟弟一时不能训服,就把他留在茂宜岛的茄荷蕾埠商店协助营商,以泯灭他的任性。可是孙中山在侨民中还是经常谈论改变中国政治内容的话题,尤其与侨商宋居仁谈得最投合。他在檀香山留居了几个月,瞻望祖国前景,更觉任重而道远,不可在此旷废时日。于是,他决定挣脱哥哥的羁缚,提出回国的要求,但被拒绝了。兄弟两人吵了起来,哥哥就把弟弟打了一顿。孙中山一气之下,就拿出一个箱子跑出门,从茂宜岛跑到火奴鲁鲁,找到了原来奥阿厚书院的美籍教师芙兰谛文,说:“我哥哥不要我念书,我现在待不住,要回去!”[9]芙兰谛文想让他兄弟和好,劝他说:“你暂时住在学校内,隔几天,等到你哥哥气平了,再去商量。”孙中山执意要归国,芙兰谛文发现已经不能把他劝留住时,就慨然赠他美金三百元作回国旅费。[10]

1885年4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这年,他19岁。父母为他包办了婚事,5月26日,与香山县六区外璺村(今珠海市金鼎区外沙村)的檀香山侨商卢耀显的女儿、18岁的卢慕贞结了婚。卢慕贞出身于书香家庭,颇通文字。婚后三个月,8月间,孙中山回到香港中央书院复学。这个学校没有中国语文课,业余时间由华籍传教士道济会堂长区凤墀任教师,学习古文。孙中山勤学好问,在与人交谈中经常结合自己所知道的各方面知识来阐述道理,因此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他曾对同学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又说:“学而后知,知而后能行,否则怎能够为国家之用呢!”[11]

1884年4月,法军进犯中国东南沿海。7月,法舰闯入福建闽江口,8月,袭击马尾军港,清政府向法国宣战。

10月,法军攻占台湾基隆,进犯台北。台湾军务督办大臣刘铭传率军抵抗。1885年3月,法舰进攻浙江镇海海口。中国守军奋力还击,法舰逃退,头目孤拔受伤(后死)。

法军在侵犯台湾的同时,进攻越南北部。1885年初,进攻防守谅山的清军。

2月,清政府任70岁的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边境,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内修筑长城积极备战。3月,法军猛扑镇南关,冯子材与广西提督王德榜率军抗抵,法军溃败,越南群众一千多人赶来参战,中越军兵乘胜追击,收复谅山等地,法军统帅纳克列尔受重伤,此即镇南关大捷。与此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人民配合作战,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了十多个州县。

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法国议会大哗,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昏庸的李鸿章却电请清政府说:“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清政府果然演出了向战败国求和的滑稽戏,并谕令抗法各军于4月15日停战,25日撤兵,迫使各军又放弃了收复的地方。清政府派李鸿章于6月9日与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承认越南由法国支配;在云南、广西的中越边境开商埠;同意法国人修筑铁路。

清政府腐败无能,使爱国青年万分愤慨。对孙中山反清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法战争。目击清廷的“政治不修,纲纪败坏”,“实堪虑于目前”的危急现实,使他“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2],并“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13]。为了便于联系会党,组织力量和了解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情况,他选择了广州为活动地点。第二年即1886年夏季,孙中山在中央书院毕业后,由喜嘉理介绍转入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校(今广州中山医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学习。

孙中山一生好学,他除了学习本科医学知识外,继续攻读祖国古代文史典籍,课余又请了一位国文教师陈仲尧专为他讲授中国经史。他的同学回忆他当年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形时说:“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14]

这个学校是男女合班上课,但分开坐,中间挂有幔帐隔开。有一次,教师带领学生们到妇科临床实习,只许外国学生去实习,不许中国学生参加。孙中山对此大为不满,与教师争执起来,闹到了校长室。校长是美国人嘉约翰,问他为什么与老师争执,孙中山说:“同是学生,为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不许往妇科实习?”校长说:“你们中国人向来男女授受不亲,有礼教之防,我们美国人则无须拘此。”孙中山问道:“学医是否为治病救人?”校长只好说:“是。”孙中山又反问道:“那么中国学生学医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中国妇女有病,中国医生能不救吗?究竟是以救命为重,还是以不合理的礼教为重?”校长没有理由反驳他了,从此也允许中国学生诊查妇科,并且把男女学生之间的幔帐撤除了。[15]

在医校中,孙中山常鼓吹“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16],号召同学们关心政局。“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17]

这年的7月,英国在中法之战后,侵占了缅甸。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英国难以管理,自愿退还中国。清政府受宠若惊,不敢接受,在中外舆论中成为笑柄,爱国青年们极为愤恨。

1887年10月,香港议政局议员兼医生、广东人何启为纪念他去世的妻子、英国人雅丽氏,将她遗下的数万元产业变卖,用来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并附设医校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招收中国学生入学。孙中山在广州畅谈革命,官府耳目甚多,不如香港自由,雅丽医校成立他即转入该校。郑士良在这一年回到家乡归善县(今惠阳)淡水墟,开设同生药房,联络会党,后被推为三合会首领。

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上学,第一年课程有植物学、化学、生物学、药物学、物理学和临床诊查。第二年课程有解剖学、生理学、医学、产科、妇科、病理学和外科学。在1888年8月的学年考试中,孙中山获全年级第二名,物理、化学、生理学成绩最优异。

这年10月,广东南海(广州)人康有为第二次进京入试,“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但未上达,反被视为“狂生”而遭攻击。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乡,专事著述,从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理论根据。

次年,1889年2月15日,19岁的光绪帝行大婚礼。西太后为了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和控制,不顾皇帝本人的反对,硬将自己的弟弟副都统桂祥之女,比载湉大三岁的叶赫那拉氏配给光绪皇帝做了皇后,即孝定景皇后,也即后来的隆裕皇太后。这个婚事有着后党与帝党之争的政治色彩。3月,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但有名无实。此时西太后年已53岁,秉政逾二十年,但权欲之心与日俱增,因为迫于祖制,皇帝婚后,不得不宣布归政。然而,她岂是甘心退休赋闲之人?所以,仍在暗中作祟弄权,光绪皇帝在处理军国大事上,均要秉承太后旨意去办。由于光绪皇帝把皇后视为密探,故事事疏远她,又宠爱着珍妃,孝定景皇后在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漩涡中,度过了20年的凄凉岁月。后来,即1912年2月12日,在养心殿擦着眼泪,签发宣统皇帝退位诏书的就是她。

1889年年底,王煜(王宠惠之父)牧师带着一位青年,拿着区凤墀的介绍信到雅丽医校来见孙中山。看了介绍信后,孙中山很高兴,和他俩交谈了一会,又去公园散步,谈论中国的时局和革命问题,话很投机。那个青年就是陈少白。他们分手时,孙中山问陈少白:“这次来香港,要耽搁多少天?”陈说:“只有一天,马上就走。”中山说:“无论如何要想法常来谈谈。”这次分别以后不久,陈少白时常到香港雅丽医校找孙中山谈论中国政局问题,并想在香港找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孙中山先生劝陈学医,陈说:“性情不近,不愿学医。”[18]

1890年1月,陈少白又到雅丽医校来访,孙中山忽然对他说:“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去听讲,散课后,再来同你谈天。”隔了一会儿,孙中山匆匆跑来对陈说:“康德黎(雅丽医校教务长兼教授)博士请你见面。”陈说:“我与他不认识。”孙中山说:“有事情才请你去办。”陈说:“既然不认识哪里会有什么事呢?”不等陈把话讲完,孙中山就拉着他的衣袖往康教务长办公室走,康见了陈说:“我们是欢迎你的。”

原来,孙中山曾向康德黎提出要求准陈少白入雅丽医校读书,所以康才向陈说这番话。陈少白听了康德黎的话,无从致答。只说:“是,谢谢您。”离开康教务长的办公室,陈少白责备孙中山不该强作主张。中山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了。”[19]陈少白就这样进了雅丽医校,他比孙中山低两级。

陈少白与孙中山相识之前在广州格致书院学习。他擅长文学,能歌赋,会书画,有“才子”之称。

这年,孙中山在雅丽医校已是第三学年。第三年课程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偏重实习,他对于各科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都非常认真。课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物理、农学等书籍广为阅读,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祖国的文史典籍仍坚持用心攻读。在雅丽医校的五年,他涉猎知识范围极广。后来,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的“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游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20],和1896年写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信中说的“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21],都是指的在这个时期所学的知识内容。他少年时代的这些知识积累,为他以后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从他饱蘸着对革命战友的深情的诔文、祭文、挽联、题词和讲演、著作中所引用的典故里,不难看出,他在古典文学上有着多么深厚的造诣。

随着他对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加深,他对宗教逐渐淡薄。在雅丽医校时,已由有神论转变为进化论。后来他提到此时的世界观变化时说:“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因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亦未完全将耶稣教弃置也。”[22]

他一生对知识执著地探求,通过分析归纳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用来服务于社会实践。他的学习精神、学习方法,也是值得人们效法的典范。他的读书思想,就是学以致用。

每逢寒暑假日,他都返乡省亲。回翠亨村时常和好友陆皓东睡在一张床上畅谈治国思想,直到深夜。鉴于翠亨村土质的硗薄,耕作技术的落后,他就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介绍给乡民,用科学方法育种施肥等。他还发动乡民修路,并以亲自参加劳动来带动大家。翠亨村屡遭贼盗劫掠,他就把青年组织起来,夜间打更巡逻,他也亲自参加。[23]

1890年,他给郑藻如[24]写了一篇发展农桑果林种植业、禁绝鸦片、普及教育的文章《致郑藻如书》[25]。他以香山为例,指出山地的荒废状况:“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广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应效仿西方国家建立兴农会之类的组织,带动、鼓励农民开发种植业。此“欲试者一”。对于鸦片的危害,他指出:“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所以“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此“欲试者二”。在教育上的落后状况他指出:“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这样,“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应当是“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先建立兴学会,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邑城设大学馆一所”,依靠民间筹资办学,男女同享受教育机会。他把发展教育视为是国家强盛之本,广建学校发展教育,“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不强”!此“欲试者三”。

开展这三项工作,“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

1892年,此文曾在澳门一家报纸上发表。这是孙中山最早的一篇发展农业、禁绝鸦片、普及注重教育的文著。

孙中山改造中国,并非集中在政治上的革命,在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状况上少年时代上学期间已是尽心思考和研究。

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时大约在1891年前后,又撰写了一篇发展农业的专题论著《农功》。倡导仿效西方先进国家、恢复中国古代重农措施,中央“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会,考察优劣,择优异者奖以银币,用旌其能”。研究土壤、水利、化肥、防病、地势、温寒、机械、除虫、运输,促进农业发展的诸项,政府任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派人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优瘠为腴一切善法”。写成通俗易懂的专著,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如何,何利应兴,何弊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提出规划,根据成效“重赏严罚”。



1890年前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期间与学友陈少白、杨鹤龄、尤列、关心焉的合影。

在开发边疆地区方面,孙中山指出:英国“招人开垦于般岛”、俄国“移民开垦西北”,我国应亟宜在与彼属毗连之地“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在沙漠地区,要经营“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东南边界要推广“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

政府如果“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必能达到“强兵富国”的目的。

当时孙中山是一个20多岁的学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朝廷百官应是为百姓办事的,他们在百姓之上,不为百姓办事,不管百姓死活,难怪到处都有流亡的难民和贼盗。他说:“盖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

少年的中山胆够大的,他竟敢斥责皇帝、朝廷百官不管百姓死活,不为百姓办事,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贼盗载途。对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不满,溢于言表。

此文,1893年载入孙中山的同乡、近代著名的洋务企业家郑观应所编《盛世危言》一书。

1891年7月,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第四学年考试,名列全级第一名。三个月后,10月20日,夫人卢慕贞在香山县翠亨村分娩,生一男孩,即孙科。

1892年春,孙眉由檀香山汇来一笔钱,要在村中建造新房,孙中山亲自设计图样。

据说翠亨村的人们盖房子,一般都是坐西朝东,否则就有祸害临门之虞。但孙中山不信这类邪说,也不管乡民的非议,他偏要盖坐东朝西的。它是一幢中西式综合的两层楼房,样子十分别致。外面筑有七个穹形门楼,里面却是中国式的,当中一间正房,左右两个耳房。

将竣工时,请了几个客籍人砌筑庭院泥围墙,有一个工人脚上生了疮,很久不愈。有一天,一个走江湖的假医生咚咚佬,手持竹筒咚咚敲着走过来。这工人请他治疮,要价甚高。中山访友归来,问知情由后,对这个工人说:“我是一个医生,我可以给你医治”,这江湖佬见有人破坏他的生意,大怒,立即从袋中取出一个飞铊,大如酒杯,上有铁链,是练武用器,恶狠狠地冲中山说:“我一飞铊打断你的腿,也能医好。”中山立即把穿着长袍的长袖放下,从容地走入屋中,又转身出来,伸出几个手指,用长袖遮着,对江湖佬说:“我一枪打死你,也能医活。”在场的人为这紧张的场面担心,江湖佬也霎然色变。家人出来见状十分惊慌,恐怕帝象闯出祸来,立即制止围观的人一同把江湖佬打发走了。姐姐问帝象:“哪里来的手枪?”中山微微一笑,露出他的手指,说:“这不是手枪吗”众人哄然大笑。事后中山给这个工人医脚疮,开了药方,叫他买药,来给他敷治,疮就好了。[26]

新居建成后,孙中山还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门口两侧,上联是“一椽得所”,下联是“五桂安居”。他还在二楼的书房里,配制过一小缸白色炸药。一天傍晚,他取出一包炸药到房后的两闸门前挥手叫小孩们后退,说:“看看我们的炸药威力大不大。”一会儿,“轰隆”一声,闸门顶一面刻有“瑞接长庚”四个字的大石匾被炸出一道裂缝来,至今闸门上还存留炸裂遗迹。[27]院内,有一口井,一棵玉兰花树,还有一棵酸子树,它是1886年孙中山20岁时亲手栽种的,树的种子是他从檀香山带回来的。[28]

香港的学校、社会,在言论上是比较自由的。孙中山经过了广泛的比较与观察,从个人思索到结友谈论,开始了革命的酝酿。“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疯狂相视也。吾与陆、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29]

今澳门的水坑尾巷14号的“四寇堂”,即他们当年聚会的地址。

这期间,孙中山又结识了回居澳门郑家大屋的洋行买办、曾被李鸿章任为上海织布总局总办的郑观应,两人交往甚密。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商战》等文章,1894年,由郑观应以“孙翠溪”的笔名编录在《盛世危言》内。

有人认为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地,是辛亥革命的摇篮,是不无根据的。孙中山自己也曾说:“我之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30]并说因为将香港的政治、社会情形和国内比较,深感非改革政治,无以求进步。“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也。”[31]





第四章 上书李鸿章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五年学业期满毕业。他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因成绩优异得医学博士学位。

孙中山在雅丽医校毕业后想开药房,请陈少白为他拟定了招股章程。这件事被医校的教授康德黎知道了,就把孙中山叫到学校去,对他说:“你不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的。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在我们英国医师的地位很高,被当做上等人,如开起药房,做起买卖来,就低贱了。”[1]这样,药房只好停办了。

9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中医院之请,在该院挂牌行医。他是该院的第一位西医师,孙中山建议该院中西医联合施诊,互济不足,被院方采纳,这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开始。[2]

当年的12月,孙中山还是开了药房,两次向镜湖中医院借款共3168两白银[3],他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设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后将药局和医所迁至草堆街80-84号。

夫人卢慕贞带长子孙科从香山迁至澳门,共同生活。

孙中山行医对穷困患者不收医金,并免费赠送药品。他精于解剖手术,曾为一病人剖除一砂淋(胆结石),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4]为患者解除了痛苦,颇得众人敬佩,病人求诊者甚多。不满三个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还请了他的雅丽医校英籍老师柬狄利亨来澳门协助医务,一年收入达1万元。[5]

由于医业兴旺,引起葡萄牙当局妒忌和排挤,“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为难。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6]第二年,即1893年春,孙中山托葡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但澳门当局竟以非葡国医科毕业为由,拒绝发给,只得改赴广州设医所,将在澳门行医的用具如刀、碗、碟等赠予费尔南德斯留念。孙中山逝世后,费尔南德斯的妹妹将这些遗物转送给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今陈列在澳门中山纪念馆内。[7]

葡人费尔南德斯,葡文全名是Francisce H. Ferlldes(费朗西斯塞·费尔南德斯),几代居澳门,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出生在澳门,与华人熟悉,会讲粤语,后在香港法院任翻译。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医校上学时,已与费尔南德斯结识。孙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费尔南德斯也回居澳门,在下环街祖居旁边开办印刷店,两人交往更密,友谊更加深厚。

1893年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在西关冼基设东西药局,每天在局应诊,上午10时至12时为赠医时间,下午出诊,诊金随意。若遇难产、服毒急症,无论贫富,有邀必到。还经常出入衙门官署,门卫也都认识他。因对贫困者赠诊,下层群众对他的医德医术颇为赞诵。由于业务日繁,聘请庞文卿为东西药局司理。又在双门底(今北京北路)圣教书楼内设医务分所,又与香山南蓢乡人程北海合股在香山县石岐镇西门口(今孙文西路东段)设东西药局支店。所售西药有发冷丸、癣皮肤水、拔毒生肌膏、立止牙痛水等多种药物,在包装纸上印有“孙逸仙博士监制”的字样。[8]

澳门的中西药局仍继续开办,准备做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孙中山往来穗澳之间,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与费尔南德斯合作,于1893年7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七)在澳门下环街3号创办了《镜海丛报》,每星期二出版,分中文葡文两种版,葡文版名叫Echo Macaellse(《澳门回声》),每期出一大张。中文版《镜海丛报》的东主兼督印人署名是飞南弟,实际编辑和主笔就是孙中山。[9]《镜海丛报》经常发表政治评论、抨击时局的文章,影响甚大,报上还设一些相当现在答读者问的栏目,文末署“孙逸仙医生启”的字样。当时此报销路甚广,销量甚大。《镜海丛报》办了三年多的时间,后来在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于当年11月6日刊登了有关消息,并介绍了孙中山的事迹,赞扬孙中山。[10]

孙中山行医,对患者是有求必应,待人和蔼,他做过许多外科手术,疗效甚好,颇得患者好评。

在他投身革命前一年多的行医期间,留下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

有一次,他从澳门回到翠亨村,村民陆檀生的妻子正难产,有几个老妇人帮助也不分娩,全家十分焦急,他们知道孙逸仙是个医生可能会接生,但旧中国乡间没有男人为女人接生的,很觉为难,但救人要紧,就硬着头皮去请他,中山表示立即同往,邻居一位老妪,中山称她伯母,对中山说:“男人给产妇接生,是一件丧气的事。”劝中山不要去,中山还是要去。到了这家产妇房中,细心检查了产妇腹部,也未用任何药械,只抓着产妇肩上胛骨,抖几抖,产妇稍觉舒服,不一会儿,婴儿呱呱坠地,母子安然无恙。[11]婴儿取名“细麟”。此人晚年旅居檀香山,经常向人讲述中山先生急救他们母子的恩情。

孙中山多次为难产妇女接生。南蓢墟富商程荣道在本乡开均安当铺,先生与程交往甚密,在广州、石岐行医期间,回翠亨村途中,常在此歇脚或住上一两天。有一次,路过这里,听说姓程的妻子难产,危急万分,先生立即奔程家,做了接生手术,使程妻分娩产下一男婴,因用钳夹婴儿出生,男孩额上留下铁印。夫妻两人为感激先生,为孩子取名“铁生”,绰号“含仔”。此婴长大后,常在人前说:“孙文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先生途经南蓢墟时,常有病人找上门来求医,先生为他们医治都不收费。本乡有个10岁小孩,聪明伶俐,只是有豁嘴的缺欠,终日流口水,他叫亚庆,被伙伴讥称“崩庆”。亚庆父母请先生医治,先生施行手术,缝合唇口,虽有疤痕,裂唇已完整。先生此例手术轰动全乡,数十年,亚庆常向人说:“孙文先生好,补了我裂唇,不漏气了。”南蓢墟一直流传着许多孙中山行医的佳话。

还有一次,他到榄边乡探望妹妹,路过一个村子,见一家人正在厅堂里对着一个垂死的病人哭嚎。他问明情由后,立即给病人诊治,开了药方,病人吃了药,渐渐好起来了,乡民都称他是“生菩萨”[12]。

他给穷人治病,分文不收,颇得各界称赞。1893年,有个牙病患者叫武泌,各处投医,数月医治无效,后来找孙中山医治,药到病除,未收医金,也拒受礼物。这位患者为报答他,就在广州的《中西日报》上登了一则鸣谢广告,说:“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竟彻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著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永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亦以表先生人品之雅。”[13]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二(1894年2月27日),在广州《中西日报》上刊登了孙中山行医的广告《东西药局启事》,可更具体了解他的行医思想和每天的施诊活动。

“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于月之初十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定,一律如前。每日10点钟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二元。早轿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14]

后来,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活动中,也为人治过病。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美洲经檀香山,与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者求诊,下药即瘳,众人皆赞叹神奇。1908年在新加坡时,《中兴报》一个记者因思恋一少女,患了口疾,孙中山开方下药,七日而愈。[15]又隔了些年,有革命党人问他:“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多少时间?”他说:“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16]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孙中山从学堂到诊室一直是矢志不渝地准备投入政治改革活动。先后结识的有绅士、清军军官、传教士、会道头目、店主、教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准备成为政治活动的社会力量。他在双门底医务分所圣教书楼礼拜堂、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今文德南路中山图书馆)等处经常与陆皓东、尤列、郑士良、陈少白、魏友琴、区凤墀、周昭岳、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清水师管带,即舰长)聚谈时政。

有时,孙中山与陈少白等还到顺德县北水乡尤列家小住。这个乡里又有陆皓东、尤列、周昭岳合资创办的兴利蚕子公司,雇有二十多名工人,公司中陆皓东的股份最大,他是将翠亨村田产变卖而筹的资金。孙中山还为该公司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公司门口,上联是“兴创自我”,下联是“利归于农”。[17]该公司以改良蚕种相号召,宣称用科学新法化育蚕子,蚕子过水保温时采用温度计代替人手探测温度,乡人称“机器蚕春(即蚕子)”,其实并没有其他机器设备,仍是手工操作。又剔去小蚕子,专发售大蚕子,质量优于其他店号,因此销路颇广,每月约产蚕子二三百箱。他们的经营思想是倡导先进方法,注重质量。[18]

1893年冬,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与孙中山的西所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近,康有为常到书楼购阅有关西学的翻译书籍。孙中山知他有志西学,托人向康表示愿访见结交,但康有为回答:“孙某要订交,须先具门生帖拜师才可。”[19]因此与康结交未成。

这期间,郑士良结纳会党,联络防营,端倪略备。孙中山遂在广雅书局抗风轩约集郑士良、尤列、陆皓东、陈少白、魏友琴、程璧光等酝酿组织革命团体,定名为兴汉会,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这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只是以汉人来兴政图强,取代清朝的腐朽统治。他说这个时期“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20]

药房开了一年多,孙中山因忙于革命活动无暇过问店里的事务,委托两个伙计管理,就糊里糊涂把药房的本钱耗光,以致开销都成了问题。这年的12月,孙中山决定“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21]。

正当孙中山准备北上时,在香港的陈少白,忽然接到广州来信,说:“孙先生失踪了!”陈少白回到广州找了几天,杳无音息。

过了几天,1894年1月22日(旧历腊月十六),孙中山拿着一大卷文稿从外边走进来。大家问他:“你跑到哪去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事不要去管它了。”说着把手里的文稿打开,交给了陈少白,请陈修改。陈接过一看,写的是一篇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书稿。他原来是跑到翠亨村家里,关起门,做文章去了。[22]

上书李鸿章,是他一篇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促进商业贸易、兴办交通运输、开发资源,富强中国的完整系统的著作。文中指出:“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关于人尽其才,是通过“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来实现。西方先进国家“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所以“崛起近世”。人不通过学习“无以别其才”,“无以成其用”。人才之众多,在于兴办教育。学成之后,“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这样“岂有不专心致志者”?要创办学报,成立学会,用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促进科学的发达与进步。西方国家“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就是“有鼓励之方”。在用人方面,“务取所长而久其职”,使他们“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又通过长期工作实践,“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就能发挥各自的能力,做出成绩来。教育办得好,使“天无枉生之才”;鼓励得法,“则野无郁抑之士”;用人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人尽其才,国家“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关于地尽其利,是通过“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来实现。中国“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者。”

西方“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

政府要设农政官员、创办农政学堂、兴农学研究“草木”、“六畜”、“土壤”、“蠹蚀”、“疫疠”、“日光”、“电力”等与农业有关的格物学科目,还要治山泽,辟荒地,使“生谷之土尽垦”,“山泽之利尽出”,“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

农业,“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近世制器日精”,“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其他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也是“非机无以济其事”。“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西方国家创造机器“日竭灵思”,“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加速农业生产现代化。

关于物尽其用,要靠“穷理日精,机器日巧”。西方先进国家“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

“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有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火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生民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

“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不然,则大地之宝藏,全国之材物,多废弃于无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几。如是,而国安得不贫,而民安得不瘠哉,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

关于货畅其流,是“关卡之无阻难,保商有善法,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

西方国家“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为之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所以这些国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

“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

西方国家“民出外经商,国家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护,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与相倚恃。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商财为表里”。所以英国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并澳土者,商力为之也”。“兵无饷则不行,饷非商则不集”。西方国家“虎视寰区,凭凌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

“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西方强国“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俨同阛阓。辟穷荒之绝岛以立商廛,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集殊方之货宝,聚列国之商氓”。商埠“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便利,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于今我国“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亦不能畅我货流,便我商运也。……而为后日推广之图,必也先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输,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

“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敛为工,捐纳为计,吾未见其能富也。”

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要员,深刻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生产技术特别是军事工业对增强国力的作用,他们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势力,为了改变在洋人面前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耻辱地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和日用工业,史称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弹药、轮船,还翻译一些外国军事书籍和工程书籍。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制造火药,供应卫戍京师军队。它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洋务派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培养军事人材或翻译人员,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等。在一些省份陆续建立了军事工业。1874年,洋务派筹划海防,要在十年中建成南洋海军、北洋海军。1884年,南洋海军有军舰17艘,北洋海军有15艘,福建海军有11艘。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和李鸿章主持。1888年,李鸿章将北洋海军扩建成北洋舰队,逐步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办了一些和民用有关的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辅助,有运输、交通、采矿、冶炼、纺织业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和在天津设立的开平煤矿,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民用工业是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都控制在洋务派手中。

这些屈指可数的近代工厂,不能改变中国陈旧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济面貌,更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洋务派带有先天性的封建劣根性,不但不能引导和激发民族工业的发展,反而进行压制,规定十年内不准本国商人开设同类工厂。

孙中山指出:“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纲“而举国并行”。如“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这个草野青年,还想投身到强国富民的事业中去,他向李鸿章表示,他不是“徒撰空言”,而是“欲躬行而实践之”。“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并说明他对中西农业生产的感知和探索,“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文于树艺牧畜诸端,耳濡目染,洞悉奥窔”,“文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并拟“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上李鸿章书》,是一篇赶超西方国家的建设宏图,它产生在一百多年前,是很可贵的,时至今日,仍可借鉴这篇《上李鸿章书》,全文八千多字,陈少白只是“稍为修改一下”。

在广州,先找到曾任过澳门海防同知,如今在广州闲居的魏恒,请他写信给在上海的盛宙怀,请盛氏介绍孙中山与盛氏堂兄、曾是李鸿章的幕僚的著名企业家盛宣怀相见,再由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魏恒在给盛宙怀信中说孙中山“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仍作欧洲之游”。[23]

这年春,孙中山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24]的希望,带着陈请书和介绍信,在挚友陆皓东的陪同下北上,去见清政府中堂大人。从此,孙中山放弃了医业,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斗争生涯。这年他28岁。

他们到上海,见到盛宙怀,盛氏应所请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写信帮助孙中山,能见到李鸿章。

在上海,他们访见了香山同乡、进步企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在郑的家中,又碰到了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上海格致书院院长、《韬园文录》作者王韬,这人和李鸿章幕下一个管文案的老夫子罗丰禄认识,王写信给罗,请他帮助引荐孙中山见到李鸿章。

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中介绍孙中山说:“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请帮助孙中山去见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25]。郑还请盛宣怀转请李鸿章给孙中山办出国护照,“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26]。

6月间,孙中山与陆皓东抵天津,寄寓法国租界佛照楼客栈(今哈尔滨道50号)[27],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练兵,陈请书由罗丰禄替他转交上去了,但这位中堂大人怎能理会这个草野小民呢?他的回答是:“打完仗以后再见吧。”[28]

孙中山试图以政治改良的方式富国强兵,如果李鸿章采纳方案,实行中央改革,比地方革命自会事半功倍。结果碰了钉子,他的现代治国计划也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





第二编

兴中会前期





第五章 组织兴中会


孙中山上书失败,知清政府积弊已深,无可救药,“怃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于是,他和陆皓东两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地考察政治形势,得知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是“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黩,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2]。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6月,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到朝鲜牙山。当月,日本也乘机派兵在仁川登陆。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和牙山附近的成欢驿袭击清军。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清军在平壤、黄海战役中连遭失败。这年农历十月初十是西太后60寿辰,从国库提出白银540万两,从正月开始便准备盛典,对日作战,不以为意,却令各省府县先期到京点景。从京城西华门到西郊颐和园沿途搭彩坊、戏台、乐亭等共60段工程,准备寿辰奏乐、唱戏,仅此项花掉白银219万两。当时有人要求西太后停办点景工程,西太后大怒,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3]

10月,孙中山偕陆皓东回到上海,与两年前在广州结识的宋跃如叙谈上书李鸿章受挫情况和清政府积弊已深无法挽救非彻底改造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宋跃如深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华夏”革命壮志的激励,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宋跃如,1866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商人家庭。1886年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1886年回国到上海任基督教牧师。翌年,与名门闺秀倪桂珍结婚。1892年弃教职经营美华印书馆(入股)和福丰面粉厂(任经理)。他还参加了反清组织三合会。但他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为创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走遍全国几大城市,1892年,他为创办基督教青年会到广州,经陆皓东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孙中山与宋跃如两人在思想、经历等方面,有着共同之处,都是广东人,都受过西方教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都受过基督教的洗礼,都有炽热的爱国思想,都有反清革命意识。以后,宋跃如和他的全家都投入了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工作。宋跃如是孙中山早年的挚友和热情的革命支持者之一。孙中山长年流亡海外奔走革命,宋跃如在国内20余年一直暗中配合革命党人做许多革命工作。

此时,宋跃如有两个孩子,长女宋霭龄三岁,18年后1912年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次女宋庆龄一岁,20年后1914年任孙中山的秘书。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4]在上海请郑观应到江海关领了出国护照,赴檀香山。行前嘱托宋跃如经常把国内情况通报给他。

宋跃如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刊登在由美华印书馆承印的基督教会的刊物《万国公报》上。[5]

孙中山到了檀香山,决定组织革命党,举行起义。先到茂宜岛与大哥孙眉商议,孙眉被弟弟的反清政治理论折服,也被弟弟的炽热的救国之心所感动,表示支持,并准备拨产变卖相助,但因为当时侨民“民气未开,人心固塞”[6],应者寥寥。

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正当西太后在皇极殿行受贺礼庆祝她60寿辰这天,日本军队攻占了大连等地,光绪帝后及诸臣陪西太后观戏三天,军政诸事延搁不办。22日旅顺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当地居民。

与此同时,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正在加紧进行。

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何宽、李昌、邓荫南、宋居仁、许直臣、侯艾泉、钟木贤、夏百子、李杞、刘卓、刘寿、刘祥、程蔚南、郑金、郑照、黄亮、黄华恢、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曹采、陈南等20余人。[7]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了由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会章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九条规章中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会议推举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程荫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李禄、黄亮、邓松盛等为值理,另设差委二人。规定了活动的时间、办法。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比1893年冬在广州广雅书局南抗风轩成立的兴汉会宗旨多了一项重要内容“创立合众政府”[8],不仅是驱除满清政府,而且也要根除封建帝王专制的制度,这便是带有共和政体色彩的政治纲领,兴中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政党,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会费每人5元,会股每股10元,孙眉认股200元。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约130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芙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李杞、侯艾泉、许直臣、程扆臣、宋居仁、陈南、陆灿等20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中日甲午之战中,朝鲜、旅大、威海卫先后失陷,津京也岌岌可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人心激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函促孙中山回国,乘机举事。孙中山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银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元,远不敷举义需用。因事机日迫,急于返国,焦灼万分。兴中会文案干事邓荫南广东开平人,早年到檀香山谋生,后经营蔗园、榨糖、商店,雇工千余人,颇为富有。性情慷慨,乐于助人,深受众人敬重。与孙眉交往甚密。接受孙中山救国思想,加入了兴中会。他决定变卖家产,充革命经费,投身国事,去而不返。[9]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把农场的牛,以每头六七元的低价售出,共集港币一万三千元。[10]于第二年,1895年1月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由檀香山赴香港。

香港与广东交通便利,组织革命团体、策划起义、运送武器、失败后的隐匿转移,都是最好的地点。

孙中山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日本横滨时,在船上向归国侨民宣讲逐满救国的道理。陈少白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11]这时,正在船上推销货物的广东南海侨商陈清,听了他的讲演,就登岸向文经印刷店主人冯镜如,致生印刷店主人冯紫珊,均昌洋服店司理谭有发报告说:“船上有一个高谈反清造反的人。”这三个人,平素热心国事,愤恨清政府的政治败坏。他们听了陈清的话后,就叫谭有发跟着陈清登船来邀请孙中山上岸交谈。孙中山回答说:“船就要开行,不及登岸。”[12]就给了他们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一大束,说:“转交冯等照章设立分会,广州不久即起义,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并问了他们的姓名住址。数月之后,陈清得冯镜如川资三千元,到香港参加了兴中会。在这年的重阳节广州起义时。他执行施放炸弹的任务。

当时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弟弟)统治粤桂两省,六年中(1889年8月8日至1895年4月14日)肆行无忌,巧取豪夺。一次过生日,就收到僚属贺礼达一百万两银。[13]他规定,凡在任或新补缺的官员,须向督署交官税。官吏们乘机巧取豪夺,把这些额外负担加在百姓头上,人民苦不堪言。他又推行卖官制度,用三千两银就可买得一名科第。李瀚章的所作所为,官府内外积怨甚多,人心激愤,连一些清军官兵后来也参加了兴中会和起义活动。孙中山认为李瀚章的倒行逆施“足以增兴中会势力,而促吾党起事者”。[14]

孙中山到香港后,即开始筹建兴中会总会。他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进行研究,准备发动起义。他素知辅仁文社也以改革政治为宗旨,遂与该社领导成员杨衢云、谢缵泰商洽,联合组党。2月中旬,租下中环士丹顿街13号楼房为总会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于2月21日召开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大会仪式是举右手向天发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香港兴中会宣言总则与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相同,在措词上小有改动。十条章程的项目是:一、会名宜正;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比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的九项规条内容更具体详细。宣言仍保持了盟会式的格调,措词上也还是比较婉转。政治纲领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比誓词少了一句,纲领只列在入会誓词里,而不见宣言中。

在香港入会的有黄咏襄、周昭岳、朱贵全、丘四、余育之、徐善亭等几十人。

2月,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召集党人回粤举义,住在洋泾浜的全安栈,正遇康有为、梁启超等师徒。他们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正住在这个客栈内。因孙中山“久欲延揽他们同办大事”,陈少白就去访见他们,和康有为讲“现在中国情况已很危急,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康有为只是点头称是,谈了几个钟头,没有具体结果,陈少白只好告辞而退。[15]

这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国内传闻,各界激愤,有爱国志士在北京城门上写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年败绩,割地求和”几个大字。正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约集了18省举人1300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集会上书,反对与日本议和,请求变法。5月,请求都察院代为转呈,遭拒绝,未能上达光绪帝。





第六章 第一次武装起义


兴中会决定在广州起义。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事布置,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和英美将校协助;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应及财政、军械事务,由黄咏襄、谢缵泰等协助。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又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租定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为分会会所,以农学会的名义作为掩护。孙中山还特意制定了一个《农学会章程》,极力阐述中国不研究农学、发展农业,就不能富强的道理。当地著名官绅潘宝璜、潘宝林、刘学询等信而不疑,还签名资助表示支持。[1]

因孙中山两年前在此行医,结识了官绅士商各界人物,在广州的一些准备活动,措置裕如,经营得很顺利。在广州入会的比香港踊跃,有左斗山、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陈廷威、王质甫、朱淇、朱浩、汤才、陈焕洲、吴子材、梁大炮、李芝、刘秉祥、黄丽彬、莫亨、程怀、程次、梁荣、苏复等数百人。其中有产业家、银行家、洋行职员、教员、传教士、医生、会党头目、清军军官、清军水兵、工人,也有著名大盗。同时,还在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和双门底圣教书楼的礼拜堂设立机关,容纳会员及贮藏秘密文件。

8月27日,兴中会领导成员在香港西营盘杏花楼开会,讨论攻取广州的详细计划和起义后的各项政策。香港著名人士何启、香港《德臣西报》主笔英国人黎德、《士密西报》主笔英国人邓肯也秘密参加。由孙中山制订攻取方略,朱淇撰写反清檄文,何启和《士密西报》主笔邓肯起草对外宣言,由《德臣西报》主笔黎德争取英国当局的支持。

筹备半载,兵力、军需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广州城内的清军防营、水师、地方绿林、民团等均已联络就绪。在省河南北设有机关数十处,又购小火轮两艘,往返港粤运输军需,决定在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事。

发难在即,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七八个人于10月10日又在香港开了一次会。会上提议选举一位总统来发号施令。通过投票,选举孙中山指挥起义,任起义成功后的合众政府的总统,大家向孙中山握手庆贺。[2]

孙中山决定偕陈少白、郑士良等返回广州,准备发动起义。这时,杨衢云忽然害怕起来,畏葸不前,不肯到广州冒险,最后答应在阴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三千人乘船到广州,天一亮,到岸就发动。孙中山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香港所有的军械都交给了他,叫他按时带到广州。又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是否把总统让给我,以后到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让给你。”[3]孙中山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事情还没开始,同志之间,就有了地位之争,很不应该。他就和郑士良、陈少白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很恼火,他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孙中山怕因此引起党内纠纷,贻误大事,表示要谦让。[4]就在当天晚上,又开了一次会。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因事前已经跟大家商量好,因此都同意了。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任总统让位。第二天,孙中山到了广州。

原计划重阳节清晨,杨衢云带三千人抵广州后,即分头向各重要衙署进攻,埋伏在水上和顺德、香山、潮州、惠州、北江的会党同时响应。由陈清带领的炸弹队,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闻炮即发动。以红带为标志,口令是“除暴安民”。由朱淇起草的讨满檄文和安民告示也已印好,各项工作都准备得颇为周密。不料在起义前一二日,起义计划被朱淇的哥哥朱湘(甤生)知道了,恐受牵连,他用朱淇的名义,向巡勇管带李家焯自首。李一面派兵监视,一面亲自到督署向新任粤督谭钟麟报告。谭问李:“造反的是谁?”李答:“是孙文!”谭讪笑着说:“嗨!孙文乃狂士,好出大言,他焉敢造反!”谭对此置若罔闻。[5]

这天,孙中山正在河南一个姓王的家里参加婚礼宴会,见有兵警探伺,知事已泄露。但他镇静自若,对在座的区凤墀说:“此辈是来捕我的!”区问他:“怎么这样妄言狂语?”孙中山说:“路人皆知,孙文造反,你还不知道呵!”兵警因未得捕人令,不知所措。宴后,孙中山安然离去。[6]

10月25日(初八)晚,广州的一切准备事项都做好了,就等天亮开始行动。此时孙中山正住在河南岐兴里瑞华坊尹文楷家中,陆皓东住在南关咸虾栏,陈少白住在双门底总部附近一个亲戚开的铺子里。26日(初九)天还没亮,陈少白到了总部,等了好久,没一点消息。绿林、民团、军队各首领,都来讨口号,等命令。本来香港船靠岸的时间是在早晨6点钟,但到了8点,孙中山才接到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杨衢云发来的,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须延期二日。”陈少白说:“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来,以后再说吧!”[7]孙中山也以为然。于是把钱发给绿林中的人,叫各部首领回去,听候命令,并立即向香港杨衢云发电:“货不要来,以待后命,止办。”孙中山叫陈少白先离开广州,自己留下来疏散党人,销毁文件等。

当天晚上,杨衢云才派丘四、朱贵全率新安、深圳、盐田、沙头各地的会党先锋队二百余人,集中在九龙,乘保安轮船赴粤。这期间已被清驻港密探章宝珊侦悉,即电告粤督谭钟麟,要严加戒备。同时党军所运短枪六百支,也被海关查获。谭钟麟才知孙文真要造反,且已兵伏城下,立时慌了手脚,急调驻长洲的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并令巡勇管带李家焯至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搜捕。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人及军械衣物,同时被搜获。

陆皓东在通知机关同志疏散后,转移到城外。他忽然想起党人名册还留在机关内,决定返回处理,同志们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能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毅然前往。当他返回机关时,清廷兵勇也接踵而至,将机关包围。陆皓东迅速关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焚烧,当清兵破门而入时,名册已化为灰烬。党人得救了,陆皓东则被捕。

当杨衢云得孙中山回电后,人与枪械已经下船启运。杨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8]当保安轮抵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已率兵在码头准备截缉。党人在船中的枪支七箱,被杂货积压在下层,临时无法提取。丘四、朱贵全等四人赤手被缚。巡兵又到双底圣教书楼搜查,将书店司理、兴中会会员左斗山捕捉(后由美领事保释)。区凤墀、侯艾泉、李芝、王质甫等闻败,已先离粤。

孙中山到河南岐兴里瑞华坊寓所,命人检出一两件应用之物携带,行至街口,略顾左右,昂然而行。友人以为寻常外出,并未介意。临居朋友尹文楷也一无所知。晚上,还到大基头,出席了王毓初牧师之子的婚宴。席间,与王毓初耳语事败,之后,举杯与同席共饮,即称因事失陪,揖别而去。

郑士良陪孙中山仍留广州,两人将电报、公告、文件等进行销毁,孙中山神态镇静自若。郑士良后来与宫崎寅藏提到孙中山当时的情形时说:“我也想逃,但见孙大将那样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所以不便逃。”[9]“孙比我厉害,毕竟不愧为领袖,我都惶恐不安,但孙却丝毫未变声色。”[10]

第二天,10月27日(旧历九月初十)晚上,他俩穿着苦力的衣服离开广州,郑士良坐船经澳门直接到香港,孙中山租了一只小船,到香山唐家湾又坐轿子到澳门强屋街(下环街)3号找到好友费尔南德斯。后获知清政府已要求澳门当局通缉他,费尔南德斯为助他脱险,陪同他坐船赴香港,当时孙中山扮了女装,避过清政府爪牙耳目。[11]

孙中山夫人卢慕贞连夜携带四岁的孙科和一岁的长女孙娫,与婆婆杨氏还有嫂嫂谭氏一起逃往檀香山,投奔大哥孙眉。[12]

孙中山在香港见到陈少白,两人商量今后怎么办,都踌躇不决。孙中山就坐着轿子去请教他们的英国顾问律师达尼思,说:“在香港能否不发生危险?”顾问说:“不要吃他们的亏,还是离开香港最好。”他又找陈少白说:“顾问叫我们离开香港较为妥当,我们还是跑吧!”[13]两个人就找了一张报,看有没有离港的船。发现有一只去安南的船,当晚开,就派人去买船票。但这只船是运货的,没有客座。又打听到另有一只船是次日早晨去日本的广岛丸号,还有四个舱位,他们就约了郑士良,三个人于10月30日离开香港赴日本。

清吏李家琪派爪牙至河南岐兴里瑞华坊缉捕先生,但不知其具体寓所,在街口询问舆夫:“此地有个孙医生,他住在哪个门内?”先生平日出入,常乘肩舆,与舆夫交谈如兄弟,舆夫与先生素有感情,他们见问者并非善意,回答说:“此间无孙医生,只有尹医生。”缉捕者转向别处搜寻。

清朝政府派将领率兵从广州沿山路开到翠亨村。见它是一个小山村,他们以为这里不会有起义的领袖人物,便改道奔了人口逾千的大村镇叫翠微村,把这个村子层层包围起来。乡绅一再说这村没有孙文其人,并以巨款贿赂将领,他们才收兵而去。翠亨村中山旧居由此幸免一场浩劫,因而保存至今。

谭钟麟令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对党人严刑审讯。陆皓东、丘四、朱贵全凛然不惧。陆皓东在被提审时,愤书供词,痛述国家外患日迫、内政腐败的危急现实,直斥清政府的昏庸统治和贪官污吏们的甘心事仇,寡廉鲜耻,供词中说:“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今事中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14]穷凶极恶的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钉插手足,凿碎牙齿,他晕死而复苏后,对清吏仍厉声痛斥:“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心不痛,其奈我何?”表现了一位革命者取义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美国领事至南海县署,向县令李征庸说:“陆某系耶稣教徒,向充上海电报局翻译员,绝非乱党!”李拿出陆的供词给他看,美领事无言而退。11月7日,谭钟麟令营务处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三人绑赴刑场杀害。南海县令李征庸甚敬陆皓东,临刑前,令人取了长衣,给他穿上。陆皓东的牺牲,使孙中山极为悲痛,称他是“命士之英才”,“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而“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15]

在他的家乡香山县翠亨村犁头山麓修筑陆皓东烈士衣冠冢,冢上建有陆皓东塑像。

陆热诚好学,能诗能画,准备起义用的青天白日旗就是陆皓东所设计的。孙中山为纪念他,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时仍用这种旗子,同盟会成立后又增加了红底,含有烈士的鲜血所染成之意。1907年潮州、黄岗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广州起义,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1913年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1921年两次南下护法,都用这种旗子。各地制做的旗中的白色叉光多寡不一,后来孙中山说明叉光代表干支,应排列12个,表示12时辰,遂成定制。

参与这次举事被捕的共70余人。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在营务处受刑六百军棍后,病死狱中。其余的被囚,也有的被释放。清政府下令对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李芝、侯艾泉、夏百子、莫亨、吴子材等十余人悬赏捉捕。

12月7日,粤署以花红银一千元的厚赏捉拿孙文。清朝总理衙门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清使馆发电,通缉孙文。[16]

这是辛亥革命史上兴中会时期第一次武装起义。它虽然失败了,但为整个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史拉开了序幕。这次起义仅数月之间就动员和组织了几千的人力,在筹备布置上,也甚周密。如能在后方安排一个得力干部,按期行动,乘敌人官兵素日涣散,攻其不备,对准重要衙署,分头并举,消灭地方的反动政府,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确是很响亮的第一炮。但是,由于军备不周和带队干部杨衢云畏敌怯战,又怀有权位私念,措置疏误,事泄后,给敌人以充分的时间准备进行截击而遭失败。但是它有着深远意义:它把千百万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它告诉人们,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途径;它像茫茫黑夜中燃起的一束火把,给苦难的中国人民照亮了一条谋求生存的道路;它也给腐朽的清王朝敲起了丧钟。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乙未广州起义时,年仅29岁。





第七章 伦敦蒙难


1895年10月30日清晨,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乘“广岛丸”号轮船离香港赴日本。船一出口,风浪大作,航行了14天,才到神户。三人登岸后,购得一份日本报纸,见其中有一则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赫然于目。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1]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反清运动,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词,此后,在兴中会组织内外,在国内外,开始用革命党的名称。

孙中山一行三人在神户住了一天,转赴横滨。在船上,三人苦想登岸后到哪里安身呢?人地生疏,又是政治犯的身份,一时满面愁云。孙中山忽然想到1月间,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横滨时,约他上岸谈话的华商谭有发。于是,他让陈、郑二人在船上等候,自己一人登岸,按地址去找谭。见到谭有发,说明来意,请他协助解决一下栖留的问题。谭有发替他租了一个楼房的单间,孙中山看了也很满意。陈少白、郑士良二人在船上等了好久,孙中山回来说:“房子已租好了。”三人登岸,进到那间楼房里,“心里感到舒服起来,因为到了这里,中国政府已追究不来”。[2]

过了两天,谭有发陪孙中山、陈少白到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印刷店,会见了华商冯镜如。当天晚上,孙中山邀集了冯紫珊、谭有发、柴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峰琴、温遇贵等十多名华侨,在文经店二楼,研究在横滨发展兴中会的问题,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冯镜如被选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谭有发、黎炳垣为干事。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便移居到文经店的二楼里。十几天以后,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设立兴中会分会所。后来入会的有温芬、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之、黎简卿、陈植云,还有冯镜如的儿子13岁的冯懋龙(即冯自由)等多人。每次活动都由小会员冯懋龙向会员传递通知书,秘密集会。

过了几天,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剪去发辫,由谭有发为他们两个人各做了一套西装。郑士良因准备回国继续组织力量,暂未改装。

孙中山计划与陈少白一同到美洲去活动。但当时美国政府有禁令,不准中国人入境,孙中山假称他是檀香山生人,美领事才给他一人开了护照。陈少白只好留在日本“考察东邦国情”,“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3]



伦敦蒙难时,原香港西医书院英国老师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

孙中山向会员们商借500元,以作他和陈、郑三人旅费等用。管库赵明乐、书记赵峰琴二人是永乐和号出口商,资产颇富,他们不但不肯筹借,而且也不到会参加活动了。最后由冯镜如、冯紫珊兄弟两人按数借助。孙中山留给了陈少白与郑少良各100元。

孙中山于12月中旬,离开日本赴美洲。到檀香山后,就把500元钱,汇还冯氏兄弟。侨商知道后都称赞他“言而有信”。[4]

“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5]

在动身前几天,孙中山在火奴鲁鲁街上散步,有一辆马车迎面驶来,上面坐的正是他的英籍老师、香港雅丽医校校长康德黎和他的妻子。“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康氏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也。’予乃趁(乘)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游,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6]六个月后,孙中山在伦敦被执于清使馆,幸得康德黎奔走营救才得以脱险。

1896年6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到达美国。自太平洋东岸三藩市上岸,横过北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途经各处,有的留数日,有的留十多日,都要进行宣传鼓吹。“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7]

9月23日,孙中山由纽约乘麦谒斯地号客轮,过大西洋,到了英国的利物浦。9月30日,到了伦敦,投宿于斯屈朗街的赫胥旅馆。10月1日,即至波德兰区的覃文省街46号,访见师友康德黎,康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他订了附近的葛兰旅店居住。

孙中山每日或参观博物馆,或游览古迹,或与康德黎叙谈。在伦敦“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往来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8]西方文明的华丽外衣,引起了孙中山的憧憬和羡慕,一度成为他改造中国的思想动力,他曾表示“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

一天,孙中山在康德黎家吃饭,康德黎笑着说:“中国使馆与你的住处很近,何不去过访一下?”康妻诫止说:“不行啊!使馆的人员见了你,立刻把你缉捕起来,一定遣送回国!”说完三人大笑。[9]谁料数日之后,竟成谶语。一天晚上,孙中山在雅丽医校的另一师友孟生家作客时,孟也提醒过他:“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致堕陷阱。”

其实,这时孙中山的处境是很危险的。清驻英使馆已完全掌握了他的行踪。还在8月孙中山在美国期间,清驻美国公使杨子清,即已电告清驻英公使龚照瑗说:“粤省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署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饬电知龚星使(即公使),援香港缅甸交犯约(根据香港缅甸交换罪犯条约),恳英国代拿。”[10]在他到了英国利物浦的第三天(9月25日)龚照瑗又接电报:“孙文于西历9月23日(即华历八月十七日)由纽约搭船至英国利物浦港口登陆。”龚照瑗派他的侄子龚心湛(使馆职员)雇暗探赴利物浦守候,侦察的情况是:“孙文剪发着洋装于八月二十四日(9月30日)登陆,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随行。”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孙中山却以革命大义自恃,认为在他鼓动宣传下,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随声附和造起清政府的反来,因而失掉必要的警惕。他对清使馆不但不回避,反贸然而入,要找同乡宣传革命。他在《伦敦被难记》一文中说:是在路上被二华人“挟予而入”使馆的[11],此并非实话,而有关史著都据此以讹传讹,积假成真。其实是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想到那里宣传革命活动而被捕的。当时他那样写是为了适应国际公例,以示清使馆侵犯英国主权之意。陈少白说:“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这和当时在使馆的职员吴宗濂的《随轺笔记》所记述的情况也相一致:“九月初四(10月10日)孙文行经使署之门,遇学生宋芝田(学生者使馆学生也),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四等翻译官邓琴斋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言姓陈,号载之,继出金表以观时刻,刺史索观,则镌有英文拼切之‘孙’字,刺史恍然,不动声色,约孙翌日再来,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孙欣诺。孙既去,急密告仙舟(龚心湛),转禀星使。星使与马凯尼(使馆英籍参赞)、王鹏九俩参赞密上(‘上’可能是‘商’的误写——作者)办法,皆曰可拿。初五(11日)午前,孙果贸然来。饭后,邓刺史请孙登楼,先至首层,观星宪之会客厅、签押室,继至二层,入李琴伯朋府盛钟卧室,坐谈良久,适马参赞到,刺史遂告孙曰:‘君能再上一层,枉顾弟房乎?’孙曰:‘甚好。’遂随刺史拾级而升。马参赞在前引导,先入预备之空房内,作开门侍客状。邓指曰:‘此即弟房,请君先进。’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奉总署及驻美杨子清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12]

公使馆密电清政府总署:“顷该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公法,使馆即中国地,应即扣留。解粤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英使知,并请电粤督。”

就这样,孙中山自己身陷囹圄。第三天(10月13日),使馆接清政府回电:“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14日,使馆又向国内发电:“唯有专雇一船径解粤省,否则只可释放,派密探,穷其所往。”

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自然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品格,但孙中山深入清使馆这个虎穴却未免轻率。如果一旦被解送回国,遭到杀害,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并且在葛兰旅店中,尚有若干党人名单,如被搜获,将使多少党人株连被捕?孙中山被囚禁使馆后,想到自己“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逮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军起义之后,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国人观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13],真是后悔莫及。

于是,他设法求援,还曾要求使馆那位同乡邓廷铿(即《伦敦被难记》一文中的唐某)帮助,邓假许援救,反而骗去了孙中山一张带有亲到使馆等语的书面自供。后来孙中山又写了一个纸条,裹以铜币掷于室外,也被发觉,使馆因而防范更严。16日,孙中山又向一个年纪较大的英籍仆人柯尔求援,柯尔问他:“你究竟为什么事被拘禁在这里?”孙中山说:“吾是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海外者。”怕他未能领会,又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皇帝之欲杀我,如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乃阿美尼亚之基督徒,故欲聚而杀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杀之,吾即中国基督徒之一,且曾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柯尔说:“不识英政府亦肯援助否?”孙说:“英政府乐于相助,无待赘言,不然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我,而交于中国可也。又何必幽禁于斯,恐外人闻之。”又说:“吾之生命,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吾命获全;否则予惟有束手受缚,任其杀戮。”

柯尔的妻子天天到使馆来,柯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夫妻俩商量好,决定搭救他。第二天(10月17日)早晨,柯尔又来添煤,临走时以手指煤篓,孙中山走过去拾起,见其中一纸条,上面写着:“吾当为君递书于君友,惟君书时,切勿据案而坐,因监守者伺察极严,得于钥中窥见君之所为,幸君伏于卧榻书之为要。”

于是,孙中山取出两张名片,伏在床上,面壁疾书,给康德黎写了几句话:“致覃文街四十六号詹姆斯·康德黎博士:我在星期天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将要从英国偷偷运回中国处死。祈尽快营救我!中国使馆已租下一艘船,以便把我递解回中国,而整个途中我将被关锁起来,禁止和任何人联系。唉!我真不幸!请照顾目前这个帮我送信的人;他很穷,将会因为替我效劳而失去他的职业。”[14]

当天中午柯尔来收煤灰时,孙中山把名片交给了他,并将仅有的20英镑也给了柯尔。

柯尔将孙中山的书简和20英镑交给了他的妻子,她把书简藏在反折的袖口里,从使馆直奔康德黎家。

康德黎已有六天不见孙中山到来,心里焦急不安,到17日晚上,已经过了11点钟,柯尔的妻子送来了孙中山的书简,还有20英镑,并说明孙中山正在使馆被幽禁的情况,然后指着那钱说:“这就是孙某的用物。”康德黎立即叫他的妻子到葛兰旅社将所有的文件书信取出烧毁。本人亲往哈兰区3号向使馆参赞马凯尼(康不知马是幽禁事件的主谋)求助。马没在家。康又到警署报告,侦察长说:“此事关系重大,非我所能主持。”这时已是夜里1点钟了。

第二天早晨,康德黎继续奔走,找到了他一个朋友,想请他通过中国的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将人放出。他的朋友不同意这个做法。康又往哈兰区3号找马凯尼,还是没见到。又去访见孟生博士,走到门前,见到一个人趦趄于门外,正是刚由康德黎家来到这里找康德黎的柯尔老人。两人同见孟生博士,康说:“马凯尼未下乡,则此事必易为力。”柯尔插言道:“马凯尼无一日不到中国使馆去,幽禁孙氏者,马凯尼实主其谋。”康、孟大为愕然。于是他们各以名片简书数语,交柯尔带入使馆交孙中山。“一则可以藉此稍慰予(孙中山)心,一则证明柯尔确已为予(孙中山)奔走。”二人又到苏格兰场警署,请警察出面干涉,以张人道。侦察长不耐烦地说:“你昨天半夜12点曾来说过,今又来,我们办不了那么快。”康、孟二人出警署,又至外交部。适逢星期日,不办公。二人怕清使馆“于是夜实行其计划”将人拘运,决定先至波德兰区49号向使馆提出警告。因康与孙是师生关系,恐使馆人员已闻知,故由孟生一人前往,见到了诱禁孙中山的那个叫邓廷铿的人,孟对他说:“我想见一见孙逸仙。”邓说:“此间并无此人。”孟说:“今英外务部已知此事,而苏格兰警署且已派人彻查。”邓竭力辩解说:“决无此事。”态度之从容坦率使孟生也疑惑起来。他回来对康德黎说:“或出孙某自行捏造,冀以达到其不可测度之目的?”到了下午7点钟,康德黎一人继续奔走,赶到佩星和尔街的美国私家侦探所雇探,也因星期日休业,又到伊士林敦的吉勃斯屯场去寻雇警探,由于警探有事不能从请。康德黎奔走一天,不遗余力,报政府、投警署、雇侦探等都一筹莫展。到了晚上9点钟,他忽然情急生智,决定到报馆说明此事,只要报纸一宣布,必会引起公论。遂乘车至《泰晤士报》报馆,将孙逸仙被幽禁事向记者口述一遍,到夜里11点半钟才回到家。但康德黎还是心如火灼,最后想亲自到使馆门外侦守,假如使馆暗中运人,即加以阻挠干涉。于是,他从家里又走出来,刚一出门,正遇到白天约雇的一个侦探迎面而来,两人同到了清使馆,这时已是夜里12点半,见使馆灯光明亮,人影憧憧。由于孟生的盘问,惊扰了使馆人员,他们决定于20日解送孙回国。

康所雇的侦探把车停在一个屋檐下,并躲藏在车内,月光下,使馆有人出入,都可见到。如孙中山被押出使馆,探车即可追踪。康德黎这才回到家中,已是夜里2点钟了。

第二天(10月19日)早晨,康德黎又雇一侦探,侦伺于使馆门外。

这天中午,英国外交部闻此事后通知康德黎将案情书写上呈,并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知清使馆以7000英镑雇一艘二千吨轮船准备将孙中山械运回国,就派了六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并令附近警署严加防守;又将孙逸仙西装照片发交警吏,以备辨认。

数日之间,风声四起,闻者已不乏人。到了10月22日,《地球报》派记者来见康德黎,首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发表了这则新闻,于是伦敦各报记者到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访康德黎的记者,使康应接不暇。也有要到使馆访见被幽禁本人的。于是各报纸先后刊载,连马路上的报馆新闻广告牌上也写上了引人注目的大字,这件事轰动了伦敦全城,几千市民围在使馆外叫骂:“如果不将人放出,就将使馆砸毁!”[15]

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恐有意外,将马凯尼叫到外交部面述案情经过,英政府出正式公文令中国使馆放人。

清公使馆接英政府令其放人的公文,只得应诺。代表清政府的驻英使馆官员在洋人面前的奴颜婢膝与对本国革命者的凶悍阴狠适成鲜明的对比。

10月23日下午4点半,由使馆华、英籍卫兵二人开门将孙中山接出囚室,送至楼下,出场者有康德黎、苏格兰侦察长、英外交部官员,还有马凯尼。马将搜出各物一一退还孙中山本人,并对侦探长、外交部官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我现在把此人交付君等,是要使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及外交权利两不受损。”

使馆门外观者如堵。当各报馆记者向前询问时,孙中山被侦探长乔福斯拥入车中。车一开行,竟有记者数人登上车顶,或跃居车侧。

侦探长在车中对孙中山正言告诫说:“此后务宜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言词真挚坦率,态度如长者规劝幼儿一样。为了满足记者要孙中山述话的急切要求,他们中途停车到一个旅馆里,把囚禁的详细经过说了一遍;又到警署把前后过程叙述清楚,作了结案。

孙中山在康德黎家,每天来访者络绎不绝。11月15日,移居到格雷斯旅店街8号。

孙中山脱险后,结识了英国各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翟理斯教授正在编著《中国人名辞典》,准备将孙中山列入书中,因此请他写一篇自传。孙中山向他叙述了25岁以前的经历和“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16],改造中国的坚定信念,反映了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

孙中山为了让英国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事件的真相,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在英国布里斯特耳出版社出版,后来被翻译成日、俄、汉各国文字。

当时有些国家的报纸把这次事件当成离奇惊险的新闻刊载,内容虽同,但标题不一。有些国家还把孙中山的这段遭遇编成戏剧和电影公演。因此,孙逸仙这个名字被许多国家所熟知,他的革命事业也因此博得各国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英国一些知名人士如康德黎等还组织了“中国之友社”,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





第八章 三民主义的创立


孙中山认为,“革命虽然是遭过一次失败,但并不灰心,把革命的事情,还是向前做去。”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留居在伦敦,为了制订推翻清王朝后建立共和国的方案,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等学说,“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察,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做我们建设的张本”。

近代世界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都与图书馆有过密切的关系。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是孙中山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阅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哲学、法律、农业、工业等著作,尤其“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孙中山一进馆就是一天。他是最早进馆,最晚离馆的读者。看书时间过久,疲倦了就伏案休息片刻,醒来又继续研读,中午用自带的干粮充饥。他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用功之勤,可从伦敦警察局的暗探给局方报告中了解,报告中说:“他自早至晚都在图书馆阅读,到了用膳的时间也不离去。他的粮食是几片面包,在馆内取杯冷水,就此充饥。”据康德黎记述,“他不停地工作,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占据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1]

他在学习研究之余,常与英国各阶层人物接触交往。在伦敦,他还有一段打人趣闻。据说孙中山动手打人一生有两次:一次是少年时期在檀香山盘罗河学校,动手反击顽皮的同学;一次是在伦敦。有一天,他在操场上打球,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霍氏,故意挥球直击孙中山的头额,打得他两眼冒金花,还跟他开玩笑地说:“这是英国人的打人法。”孙中山也不示弱,便上前把霍氏拦腰抱住,放在膝盖上,打了几下臀部,笑着说:“这是中国人的打人法。”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霍氏有事来中国,到南京晋见孙中山,两人谈起往事,彼此不禁掩口大笑起来。[2]

19世纪是欧美国家生产力迅猛提高和政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法、美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财富,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而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早期出现了英国欧文,法国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创立的不成熟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到了30年代,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斗争。到了50年代,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家等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先后流亡到伦敦,如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意大利的玛志尼、加里波;匈牙利的柯树特;法国的雨果;俄国的赫尔岑、奥加辽夫等。伦敦成为流亡者活动的中心,是政治人才荟萃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总结本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发表政治主张。这时期,刊物纷繁,吐葩争艳。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第二卷1885年出版,第三卷1894年出版。当孙中山留居伦敦的时候,也有一些俄国革命党人流亡到这里。孙中山曾经和他们在伦敦图书馆内交谈过中俄两国革命成功的时间问题。这些总结革命运动的历史文献和各派的政治学说,都是他涉猎的内容,都给了他影响。还有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美国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中国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太平天国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都是他创立政治学说的参考内容。

孙中山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学说加以取舍,并结合中国的历史特点,制定出了他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3],“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4]。

三民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压迫下和饥寒交迫处境下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争取自由民主、争取生存的奋斗目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适应历史的要求制定了这一政治纲领,它统一了辛亥革命整个队伍的政治思想,它是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贫苦穷困的理论武器。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互相依存彼此关联,而又各有不同的政治任务与功能。

民族主义,就是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政治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仅有八个字,但却包含着深刻的战斗内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外祸日深,内政日坏,人民处于水火之中,民族危机甚于累卵。

由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清政府已成中华民族危急、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不到60年的时间,先后与外国入侵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与英美法德日意奥荷比西俄11国签订)。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签订后,领土被侵占或割夺,大量的赔款落在穷困的百姓身上。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与犬鹰。清政府对外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对内把其他各民族视为奴隶进行血腥统治,清初用40年时间以屠杀方式来镇压各民族。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又勾结外国,借洋兵洋枪洋炮屠杀各族人民的反抗。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内外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的矛头直接指向造成中国社会灾难的祸根——清政府。这个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的口号在鼓动反清的同路人参加革命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在这样的口号和宣传下,使国内外反清会党组织的受着明末遗臣学士反清著述感召和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投入了他的队伍。从实质上说,他的民族主义,并非以反满为最终目的,而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孙中山曾明确地提出:“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5]他的这条政纲,尽管有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却是扩大反清队伍的需要,它已成为辛亥革命前团结全体反对清政府的志士的旗帜。

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适应历史新的需要,把民族主义又赋予时代的特点,明确为“反对帝国主义”[6]。

三民主义内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政治的变化,孙中山对它不断地丰富完整。此章重点只阐述这个历史时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内容,在第二十六章新三民主义中叙述。为便于读者记忆,减少或避免前后混淆,按其发展说明。

从1893年广州广雅书局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鲜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反满纲领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但它对掀起和联合全民族因清初期的屠杀和后期的卖国造成积怨,而纷纷投入反清革命运动,起着鼓动和激励作用。它对清朝统治者也绝不是复仇主义,孙中山曾解释说:“它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破城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绝不为此。”[7]民族主义反满,是对清统治者与满族人民区别对待。对此孙中山曾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族,这话大错。”[8]民族主义反清宗旨,也不是封建性的单纯的对政权的争夺,不是“反清复明”的继续和改朝换代,而是把反清斗争纳入民主革命的范畴。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曾解释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9],绝不是“复仇”、“仇满”。在同盟会成立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为会名,他说:“革命党的宗旨,不专在排满,而是‘废除专制,创造共和’”,“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他在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含义时,指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和国内诸民族也。”[10]他继承了“先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清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而成为不仅“对满”,而且是求得各民族在国内平等共处。成熟以后的民族主义,属于民主思想的范畴。不同于章太炎等人大汉族主义的“仇满”传统封建观念。尽管孙中山多次说明民族主义不是“复仇”主义,但是,在革命党人中,仍然存在着种族偏见。他们在《民报》上公开宣扬“今之革命,复仇其首”、“对满实行同化”政策等论调,反而给保皇党攻击的口实。

辛亥以后,国内腐朽的满族皇权被推翻了,但独立的中国并没出现,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危局仍然存在:“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此时孙中山把民族主义的含义转为向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他说:“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矣”,虽然“现在清室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直到1924年,在他的新三民主义中,正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方针,在新的革命历史时期,成为“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战斗旗帜。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解释说:“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11],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他和保皇党的几起论战,都与“民权”的内容有关,它是孙中山要在推翻清朝后建立共和政体的政治纲领。

他推翻清朝,不只是要把一个卖国政府赶下台,而是要打垮它所代表的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对满清二百六十多年的血腥统治的揭露,基本上是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如1904年他在美国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所列清政府“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十一条中所说:“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12]等等。孙中山对满清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思想境界大大超过包括黄兴、章太炎等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

孙中山对君主专制政治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13],凭个人意愿主宰一切,“无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14],皇帝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威行专制”,为所欲为,“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15]。为了维护私人特权,排斥异己,镇压反对派,“专制皇帝因为要保守他们的皇位,恐怕反对党来动摇,便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打消他们的反对党”。“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并不理民事,说到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16]。“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17],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要人民盲从他,就要推行蒙昧主义和禁锢政策,绝容不得一点异端,所以,君主专制政体也“阻碍人民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

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是“无道”[18],是一种“恶劣政治”,“人民应该要反抗”,“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19]。

他认为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这种君主专制的政体,建立一个民国政体。他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民国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少的。”[20]他在同盟会宣言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21]

民权主义的实现,不仅使人民有参政、议政、主政权,也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基础。

孙中山认为封建君主帝王专制制度是“国害”,“国害一除,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

人民的平等、自由,必须在“民权上立足”[22],“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23]封建专制制度,自古把人分成不同层次、身份,形成统治结构,它们是帝、王、公、侯、伯、子、男、民,数个等级,直至清代仍沿用。人民要自由、平等、改变被统治地位,必须取得政权,“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24]“必须先有‘民治’,然后才能够说:真有‘民有’、真有‘民享’。”如果人民没有政权,民族独立与平等、发展经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治问题、政治革命问题,不仅是建立民国的政治基础,也是民族革命、经济革命的先决条件。对民权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夺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

民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共和国,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把“创立合众政府”列入誓词中,是借取“美利坚合众国”政体之名,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把“建立民国”列入宣言条文与誓词中,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25]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来自欧美,又以中国古代的考选制、监察制补充完善。国民党改组后,又对西方议会制(代议制)进行了批判,揭示其弊端,因而又创制了四个直接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孙中山前半生为改造中国组织革命力量奔走海外,多次环游欧美。他对法国、英国、美国、瑞士等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学说,进行过精心的考察和研究。

孙中山批判继承了法国18世纪政治思想家进步学说,吸取了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摈弃了他的维护君主制的主张,也吸取了卢梭民权思想。他说:“讲到民权史,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卢梭。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因为他的民权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卢梭一生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是《民约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26]又吸取了法国1789年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且把它做为民权主义的配套思想体系。

孙中山说:“民权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27]“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美国政体结构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后来,孙中山又发现他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并不完善,存在弊端。

美国“官吏非由考试,而由一党之推用”。官员“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就选举方式而言,他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28];就委任方式而言,他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总统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迭相兴废,遇着换了大统领,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29]“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没有健全的考试制度,有“盲从滥举”、“任用私人”[30]的弊端。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无论贫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作官,备位卿相,亦不为僭”。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

孙中山通过考察认为西方国家政府的弹劾纠察权掌握在议会中,也有弊病,他指出:“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它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31]“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理论上说不过去的。”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也可采用,“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由依附于君主变为独立的机关。他说:“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殊不可轻弃。”“以外国输入之三权(行政、立法、司法),与本国固有之二权(考试、监察)一同采用,乃可与世竞争。”

五权宪法的行政权是政府首领大总统管理国事之权,立法权是议会议员(国民大会代表)制定法律之权,司法权是裁判官员执行法律之权,考试权是考试机构考选大小官员之权,监察权是监察机构对官员的弹劾之权。“五权宪法”是“救三权鼎立之弊”,五权各自独立,弥补三权分立之不足,防止其流弊发生。

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学说和制衡原则。“机关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于专制”,“分立之中,仍相联属,不致孤立,无伤于统一”。

分权,是为了避免过分集权而形成专制,致使首领者身份由为百姓造福的公仆变为独断专行的统治者;统一,是形成互相制约政治整体。

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东京接见从西伯利亚越狱赴美路过东京的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鲁学尼时,向他具体地解释了他所制定的五权宪法的内容,并说:“分立五权是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是创建的破天荒的政体。”[32]孙中山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政治上“驾乎欧美之上”的“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孙中山对西方代议制(所谓国会制)从采用转为批判,认为欧美代议制不是真正的民权,称它为间接民权,而创制了直接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孙中山认为欧美国家人民“他们所得民权还很少”,“所争到的民权,和革命时候所希望的民权,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差得很多”。

孙中山把欧美国家实行的议会制(代议制),叫“间接民权”,认为人民选出了官吏以后,政府的事,便由代议士讨论决定。认为这种间接民权,使人民主政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法、美等之采用代议政治,不得谓真民权。”“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他为了“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创制了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直接民权:“一、选举权:凡为中华民国人民,皆有此选举权,亦曰被选权。由人民选出官吏,担任国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机关各事务,此官吏即为公仆。二、罢官权:人民对于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东选任,亦可由股东废除也。三、创制权:由人民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此则异于专制时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法也。四、复决权:此即废法权,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废止,或修改之。”他说:欧美“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而这四个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33]

孙中山把四个直接民权,比之为四个放水器、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器,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

这四个权叫政权,归人民;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权叫“治权”,归政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

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34]民主政治有两种力量:就是政权与治权。政权就是人民管理政府的民权,治权就是政府自身的行政权力。由政权支配治权;由治权管理国家事务。

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35]“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的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36]

政权与治权,孙中山把它们解释为权与能。他比喻说:“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人民就是“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车夫是有能而无权”,“国家的政治,根本上是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讲述民权主义有段佳话。1924年4月20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讲述《民权主义》第五讲时,用汽车主人与汽车驾驶员说明权与能的关系。[37]他为了使在场的党政军官员听众清楚易懂,引证了自己生活中的一段故事:“我从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个朋友约定了时间,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约定的时间忽然忘记了,一直到所约定的时间15分钟之前才记忆起来。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国租界,由法国租界到虹口是很远的,用15分钟的时间,很不容易赶到。我便着急起来,找着汽车夫,慌忙地问他说:‘在15分钟之内,可不可以赶到虹口呢?’那车夫答应说:‘一定可以赶到。’我便坐上车,由车夫自由去驾驶,向目的地出发。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国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广州沙基到东山一样,一定要经过长堤和川龙口,才是捷径。但是我的汽车夫从开车以后所走的路便不经过长堤和川龙口,他先由丰宁路再绕道德宣路,走小北门,然后才到大东门,才抵东山。当时,汽车走得飞快,声音很大,我不能够和车夫说话,心里很奇怪,便非常地恨那个车夫,以为车夫和我捣乱,是故意的走弯曲路阻迟时候。此时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别缘故,要做非常的事,国民不知道,便出许多误会来非难政府一样。至于那个车夫选择那一条中路走,不过15分钟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气才平,便问那个车夫说:‘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一条路呢?’那车夫答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经过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行人货物的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从前误会的道理,才晓得我们要走的大马路和外摆渡桥是从空间上着想。那个车夫是有经验的,知道汽车能够走得很快,每小时可以走三四十英里,虽然走弯一点,多走几里路,但是把汽车的速度加快一点,还是在限定钟点以内可以赶到。他的这样打算,是从时间上着想,那个车夫不是哲学家,本不知道用什么时间、空间去打算,不过他是专门家,知道汽车有缩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车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弯路,还能够于15分钟之内赶到虹口。假如当时我不给车夫以全权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赶不到。因为我信他是专门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哪一条路便走哪一条路,所以能够在预约时间之内,可以赶到。不过我不是这种专门家,所以当时那个车夫走弯路,我便发生误会,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弯路的道理。民国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学我那次到虹口对车夫的态度一样。”

这个比喻形象、准确地说明了国家、百姓、官员三者的关系。车比作国家,车主比作百姓,车夫比作领导者。不管任何社会、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是正确的,永远是领导者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百姓的准则。

孙中山严正指出:“人人皆知,国为民有”,“中国权利非少数人可得而享,更非少数强权者,可得而断送”。

孙中山从权与能的理论中,又把人的天赋划为三种,“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这种人“是人类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自己不能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38]

人类的“智”的差别,与天赋有关,在同样的实践活动中,有的认识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强,有的能力差,甚至有的作出与客观完全相反的认识与判断。但是天赋因素不是绝对的。

人的“智”还与社会条件、实践活动、客观环境、个人的学习有关。对某事物实践程度深,自身勤奋研究,认识加深,措施就能成功,俗话“熟能生巧”,就是实践出真知,就会判断正确。还有,是通过学习间接知识(他人的结论)也能增长才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治落后、教育落后、经济落后、统治者推行蒙昧主义政策,也造成人的“智”的差别。人的“智”,随着主客观的变化而有变化,不决定在天赋。孙中山“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划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孙中山对这三种人尤其对第三种人又作了积极的详论:“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39],“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40]。在肯定第一种先知先觉的人“发起”、“发明”作用的同时,仍然肯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力。

1906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在《军政府宣言》部分把同盟会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分别阐明了其内涵。正式提出推翻清政府后改为中华民国。

孙中山把共和国民主政体建设和民权主义实现,分“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完成。[41]“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宗旨也分别在这三个时期实现。中华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统治,民主政体未能实现。18年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由孙中山制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仍分三个时期完成民主政体建设,改称“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42],以三民主义为革命宗旨。

军法时期: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扫除旧势力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43]每县以三年为限完成。

约法时期:“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44]全国后六年为限完成。

宪法时期:“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国人平等,“无有贵贱、贫富之别”。[45]

以后,尤其在1924年1月至8月断断续续讲述三民主义的内容时,对三个时期必要性以及五院制作了说明。对于训政(即约法)时期,他补充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变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就是要培养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知识与能力。对中央政府五院制,他说:“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已达完成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为中央政府。宪法制定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弹劾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

五权宪法总括起来,它的形成和机制是孙中山根据五权分立学说制订的五权制度宪法原则。五权制度即五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制度,系孙中山根据欧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结合中国古代的考试、监察二权而成。由各县人民选出的国民代表(每县一人)组成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组织行政院;选举产生的立法代表组成立法院。司法、考试、监察三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委任,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五院分别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治权,都对国民大会负责,并利用手中掌握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政权管理五院,以实现人民四项直接民权,建成全民政治的国家。

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46]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演讲五权宪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各个独立。“五权宪法,就是上下反一反,将君权去了,将君权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做三个独立底权。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是一样独立的。”“这个就是治国机关。除宪法上规定的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47]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对五权宪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民权主义在政治上集中体现是五权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民主政体完善,民主主义得以实现。孙中山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48]

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宪法和四个直接民权是他的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和国民主政治的体现,是对民权思想的丰富,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贡献。

在中国甚至在亚洲,孙中山是创立并不断完善补充共和国民主政体,并为其实现而奋斗不懈的第一人。

孙中山为了人民有管理国家支配政治的权力,精心创制了这样一套完整的民主共和国政治方案,在古今中外政治史上是个创举。他把西方民主政体加以改造完备,想移植到这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里,也遭到了失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绝不能也不会让它在中国建立起来。

孙中山毕生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前,他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鞭挞;辛亥革命后,他对军阀把持政权、专横独裁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斥责。他一生对这种专制主义“恶劣政治”的批判是极其全面而深刻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认为封建专制是一种“暴虐”的政治制度。从二次革命开始,他领导着人民不懈地和这种专制制度进行斗争。[49]

但是,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下的中国,他的民权主义是难以实现的,尽管辛亥革命前,他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它而奋战;辛亥革命后,围绕“民权”二字苦斗不懈,一直到死。

关于民生主义:

孙中山于1902年曾谈到解决农村土地的问题,提出“不躬耕者,不得有露田”,“露田占有不超过二十亩”,“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这是孙中山对土地制定的初步设想。第一次反映在革命党政纲上是1905年5月在旅欧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的誓词中,列有“平均地权”。[50]当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又把“平均地权”列为会章和誓词的政纲。1906年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对“平均地权”有了具体的说明:“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可见孙中山早期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平均地权达到“社会的国家”和“家给人足”的目的。

孙中山创立的民生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一、孙中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早年起,他就“下定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51]。他曾说:“受幼时境遇之刺激,深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谋此问题之必要。”[52]二、孙中山早期受洪秀全思想的影响,十分赞赏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土地平分制度。他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53]三、在英国,他亲眼看到,“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把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只就伦敦一城计算,每年冬天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达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边,后来因扩大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他说:“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54]他认为这是一种“不革不了之势”。这时,他开始对以前曾“怦怦向往”的西方社会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了。他批判西方国家是“不平等的世界”[55],他认为,“这真是前车可鉴”,因此,要“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四、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也给了他以影响。他阅读了各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他认为,“英国斯密亚当氏出,始著经济学,极有条理”。他还认真地探求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中外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病态和古今的土地学说,就是他制定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思想由来。

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使中国“免得再蹈欧美之覆辙”,“取那善果,避那恶果”的措施。他说:“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还说:“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并且指出:“这绝不是欧美所能及的。”[56]

孙中山在共和国建立后辞去临时大总统,着手经济建设。在各地演讲时,也说是着手“社会革命”、解决“民生问题”,他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57]由此可知民生主义不仅是平均地权,还有发展经济实业建设,以后又提出“节制资本”。看起来凡是国计民生诸项,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

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

平均地权,它来自美国土地改革论者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1897年)所著《进步与贫困》(1879年出版)的土地政策的理论。亨利·乔治提出经济发展导致土地日益不足,使地价上升,游手好闲的地主却攫取更高收益。其地租应由国家征收,而取消其他税收,主张实行征收单一土地税制,提倡土地国有。孙中山1896年后研究其书,接受其理论,曾说:“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今译亨利·乔治)之单税论。”认为其单税法、土地国有,最适宜中国。1912年10月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演说中赞扬其主张说:亨利·乔治“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58]孙中山在民生主义论述中多次征引其观点。

孙中山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孙中山对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曾有简要的说明:“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定价可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对土地国有,孙中山说:“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需要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指土地主人)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而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1912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59]

孙中山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经济手段,而不是采取没收平分的方式,自然是减少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痛苦,但转化土地所有制进程缓慢,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很快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另外,孙中山对土地问题认识有待深入探求研究,他多次以中外城市或商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例说明土地问题,而对中国土地问题最严重、数千年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村农民很少述及,这就使平均地权偏离了中国土地的现实问题。孙中山虽然从1912年与袁世凯会谈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并未见其说明具体实现方法。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部分中对农民土地问题有了明确的说明:“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60]从这些说明中,可以看出,后来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比早期平均地权政纲具体了,在保留其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上演讲时也提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他说:“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61]但是在解决耕者有其田的方法上,没有仿照俄国,仍按原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

节制资本,即限制私人资本,“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孙中山指出:“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但是“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孙中山在欧美考察时看到西方国家垄断资本控制国计民生的严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孙中山认为中国在大资本家还没有形成之前,由国家发展、管理资本,所得利益归人民公有,“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孙中山认为“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实现大企业国有,是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共享的社会革命的目的。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部分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62]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是这样赞扬社会主义制度的:“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还说:“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63]

他对将来用民生主义进行社会革命后的中国发展前景“极抱乐观”。他在1912年4月辞去临时总统后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他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昌、北京、广州、桂林等地,广泛地宣传他的民生主义。他在1912年至1913年所作的58次演讲中,专讲或涉及民生主义的占33次之多。他1912年4月3日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讲中说:“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他要用民生主义“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64]他认为这样就能“使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使中国变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主义乐园了。

在伦敦一年多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使孙中山在政治思想上得到巨大的收获。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65]

孙中山说他“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66]而且“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他决定回到与中国相近的日本去活动。1897年7月2日,他离开伦敦赴加拿大。11日,到蒙特利尔,又经过温哥华、南尼亚木、维多利亚等地,在华侨中进行了一个月的宣传活动。8月2日,乘“皇后号”轮船,离加拿大赴日本。





第九章 对菲律宾独立党的支援


孙中山由伦敦经加拿大于1897年8月16日到达日本横滨。

陈少白在日本的两年中,活动于东京和横滨之间,与兴中会会员一直保持着联系,并结识了热心中国国事的日本退职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学者宫崎寅藏,还有牧师等多人,给孙中山到日本的活动,创造了人事条件。

陈少白从报上已知孙中山在伦敦的一场惊心动魄蒙难详情,[1]并从孙中山的来信中,知他即将到日本。

一天清晨,天还没亮,分别两年、日夜思念的挚友孙中山,出现在他的眼前,“见面之后,真觉得异样快乐,他从死里逃生,今日能再相见,岂是偶然的吗”?[2]

两人谈到今后的行动计划时,陈少白说:“我两人困守一方,无从发展,不是一个办法,现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时机,到台湾去一次。自从甲午战败,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