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cipal 魔鬼经济学系列(套装共4册)

魔鬼经济学系列(套装共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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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
2016
Editora:
中信出版集团
Idioma:
chinese
Páginas:
1110
ISBN 13:
9789900365341
Arquivo:
EPUB, 1,69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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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ses chave

 
12 comments
 
coop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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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arch 2021 (13:20) 
F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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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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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l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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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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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ugust 2021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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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antitative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no:
2018
Idioma:
english
Arquivo:
PDF, 3,6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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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通识课

Ano:
2017
Idioma:
chinese
Arquivo:
AZW3 , 346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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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所谓的规避风险
列维特
不久前的一天,我和经济学家好友约翰·利斯特走进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家体育博彩店。我们两人都住在芝加哥,孩子也都打棒球,所以自然以为下注给芝加哥白袜队会很有意思。这会让我们有理由去支持白袜队,也让孩子有理由翻开早报去看白袜队是输是赢。
对于白袜队,我们缺乏具体了解,也没有内幕消息,这纯粹是为了消费本身的价值。
如果博彩店开出相当公平的赔率,如相当于掷硬币的五五开机会,我们会下一大笔赌注,因为我们并不怕风险。可以说,我们至少愿意下注10000美元,很可能还不止于此。
但当然,博彩店开出的赔率并不公平,就我们所考虑的下注类型——白袜队在常规赛中能赢多少场——而言,博彩店要收取8%的抽头或佣金。按照这一价格,我们决定下注2500美元,2500美元的8%为200美元,所以基本上,我们愿意向博彩店支付200美元,以获得在这里下注的许可。
于是我们走到投注窗口前,说我们想下注2500美元,赌白袜队今年的获胜场次可达到84.5场以上。
柜台后的女士说我们最高只能下注300美元。
什么?!
我们问她为什么,她叫来了经理,经理告诉了我们原因:赌场“不想在此类投注类型上承担太多风险”。
该赌场隶属于世界最大的博彩公司凯撒娱乐,其年营业收入为近100亿美元。然而,他们却不愿意收200美元,让我们下注2500美元掷一次硬币?
接下来,赌场就该告诉我不能把2500美元放在轮盘赌桌上的“黑格”里了。毕竟,这种赌博行为和我们下注白袜队有着相同的本质——赌场赔率占优的掷硬币。
这似乎是一种荒唐的企业管理方式。尤其出人意料的,还因为凯撒娱乐是少数几家由经济学家掌管的企业之一,加里·洛夫曼
[10]
 将优秀的经济学理论贯彻到了该公司其他许多方面的运营中。
我若不是经济学家,管理体育博彩店会是一份美差,我想知道,凯撒娱乐还收简历吗?



目录

《魔鬼经济学》所获赞誉


本书的由来


前言 万事万物的隐秘一面


第一章 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


第二章 为何三K党和房地产中介是一路货色?


第三章 为何毒贩还在与母亲同住?


第四章 罪犯都去哪儿了?


第五章 怎样才算完美父母?


第六章 完美父母续章


后记 通往哈佛的两条道路


附录


房地产中介欺骗你的概率


《纽约时报杂志》“魔鬼经济学”专栏文选


作者问答


版权页




婴儿起名的叵测性
都伯纳
是否有可能预测出将来哪些名字会蹿红,哪些会被打入冷宫?大众往往会选择先在高学历、高收入父母中间流行起来的名字,根据这一现象,我们确曾预测过某些男女名字可能会在10年后火起来。但是流行潮流——包括起名潮流——的发展套路并不总是一目了然。
但假如你必须要选一个过去几年一定会被弃之不用的名字,你可能会选卡特里娜,谁会用一场几乎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的飓风为自己的孩子命名?
实际上,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12个月时间里,这个名字确实排名下滑了,全美仅出现了850例。这一名字在女名榜单上从第247位下滑到了第382位,下滑幅度确实不小——但为何没有下降更多?
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远离受灾地区的父母对飓风及其破坏的关注程度有限,这样想的话,你可就错了。
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侵袭最严重的两个州,飓风过后的12个月内取这一名字的婴儿实际上要多于此前的12个月。在路易斯安那州,这一名字从8例上涨到了15例,在密西西比州则是从7例上涨到了24例。(我猜想,取名卡特里娜的比率上涨幅度还要更大,因为两个州有许多流离失所的人在其他地方产子——或许孩子的名字就叫卡特里娜。)
或许路易斯安那州那些初为父母的人为孩子取名为卡特里娜是为了肯定自己在这场飓风中幸存了下来,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取名疗法。或许他们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为卡特里娜是为了纪念不幸去世或失去家园的亲朋好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没听说过有任何人会预测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在飓风过后会出现更多叫卡特里娜的人。不论是对于去年产子的人,还是对于我们无休无止预测未来的执念,这都有同样的启示作用。



《劳动法》也会损害劳动者
我们前面提到过,非预期后果法则是影响最大的客观存在的法则之一。举个例子,政府往往会出台相关立法,旨在保护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被监护人,但法规的实施却又正好伤害了其保护对象。
我们来看看《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这是一部旨在保护残疾工人免受歧视的法律。意图高尚,对吗?绝对是。但是,有关数据充分表明,法律的实施却导致了美国残疾人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为什么呢?《美国残疾人法》正式实施后,雇主十分担心自己不能约束和管制那些表现不好的残疾工人,也不能随意解雇,所以他们就选择不再雇用残疾人。
《濒危物种法》的实施也产生了类似的副作用。当土地所有者担心他们的地产将成为濒危物种(甚或将来的濒危物种)的理想栖身之所时,他们就会急着砍伐自己土地上的树木,使之不再适于动; 物栖身。最近几年来,成为土地所有者这种“怪招”受害物种的,就包括赤褐倭鸺鹠和红顶啄木鸟。有些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濒危物种法》的实施实际上正在危及这些物种,而不是起到了保护作用。”
政治家有时也会以经济学家的方式思考问题,用金钱鼓励人们多做好事。近年来,很多政府开始根据处理的垃圾量收费。他们认为,如果人们要为自己造的每一袋垃圾付钱,那么人们就会少制造垃圾。
但是,这种新的收费方式也会使人们产生另一种动机:将垃圾袋塞得更满(现在人所共知的一种策略),或把垃圾倒进树林里(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维茨尔镇,不少人就是这么干的)。在德国,为了避免缴纳垃圾税,有些人就会把剩菜剩饭倒进马桶冲掉,结果导致老鼠大量出没于下水道。爱尔兰开征新的垃圾税后,将垃圾埋在后院的现象开始激增,这不仅导致环境污染,还对公共卫生极为不利:都柏林的圣詹姆斯医院的记录表明,将垃圾埋在后院、结果“危害自身”的病人数量,几乎是原来的3倍。
数千年来,出于好意实施的法律,总在产生有违初衷的结果。记载于《圣经》中的一条犹太法典,要求债权人在每个安息年(也就是第七年)赦免债务人的所有债务。债权人单方面赦免债务,这对债务人产生的强大诱惑力,我们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因为如果不赦免债务人的债务,债务人逾期不还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债权人甚至可以将债务人的孩子作为奴隶带走。
不过呢,如果你就是债权人,那么你所站的立场就会不同了。如果某个鞋匠可以在安息年把借条撕掉,那么为什么要借钱给他呢?
于是,债权人便钻法律的空子,待安息年一结束就往外放贷,并在第五年或第六年捂紧钱口袋,结果造成周期性信贷紧缩危机,借款人为此陷入困境,旨在帮助穷人的法律所起的作用适得其反。
然而,虽然历史上非预期后果比比皆是,但没有几个例子可与塞梅尔维斯的发现相提并论:医生在追求救死扶伤的医学道路上,开展了数千例的解剖实验,结果这些解剖实验却又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丧命。
当然,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出色的数据分析,塞梅尔维斯最终找到了如何结束这场灾难的方法。塞梅尔维斯找到的解决方案即医生洗手时喷洒点含氯消毒剂,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简单,成本令人惊讶的低廉。在一个物质富足的当今世界,采用简单、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法,有时会遭到无端的指责;有鉴于此,我们要在本章中为之辩护。
在分娩领域,我们还有个可能让人啼笑皆非的案例,说服力极强——医用钳子。产妇生产时,如果胎儿足位或臀部先出,那么胎儿卡在子宫颈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胎儿和产妇都会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有了医用钳子,普普通通的金属制成的钳子,医生或助产士就可以让胎儿在子宫内转位,随后熟练地将胎儿从子宫中拉出来——头部先出,就像从炉子里把烤乳猪弄出来一样。
是的,这种钳子用起来十分有效,本该能挽救许多生命,但实际上却没有。据说,医用钳子是17世纪初叶伦敦的一个妇产科医生发明的,他的名字是彼特·钱伯伦(Peter Chamberlen)。医用钳子非常好用,结果钱伯伦固守这个秘密,不予公开,只在家族事业中使用。直到18世纪中叶,医用钳子才在医学界得到广泛使用。
保守这项技术秘密造成的代价有多大?根据外科医生兼作家阿图尔·葛文德(Atul Gawande)的说法,“肯定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



凡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褒奖
列维特
昨天,我收到书迷发来的一封邮件:
我读了《魔鬼经济学》,简直——至少可以说——五体投地。你是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老实说,你令我想起了我自己。

[1] “一日火箭”,为百老汇歌剧《西区故事》中一首插曲中的一句歌词。在《西区故事》中,“火箭”和“鲨鱼”是两个敌对帮派,正如歌中所唱:“一日火箭,终生火箭,从吸第一支烟,直到最后一日把气咽。”

[2] 锚定效应,指人们在对某人某事做出判断时,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支配,这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想固定在某处。如早上喝豆浆时,第一间粥店服务员问“要不要加鸡蛋”,“加”与“不加”即是“锚定”。但第二间粥店服务员若问“加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则“一个”或“两个”便是“锚定”。显然第二个问题更有利于促销,这就是锚定效应在起作用。——译者注

[3] 四大电视网指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福克斯广播公司(FOX)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译者注

[4] Q分值,在美国用以衡量品牌、名人、企业或娱乐产品在人们中间的熟悉度和吸引力,主要用于广告、营销和公关行业。——译者注

[5] 《魔山》所讲述的故事是,大学生汉斯到高山肺病疗养院探望表兄约阿希姆,却染上肺病留下治疗,后来受到疗养院里的人影响,思想产生混乱,最终在疗养院里住了7年,令这座疗养院成了“魔山”。——译者注

[6]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主人公阿甘与战友巴布谈虾捕虾的情节。——译者注

[7] 保密的原文是“secret”,所以称这位女士为S。——译者注



第二章 手淫者林伯翰与灾星韦恩
出书之后开博客的一大好处是你可以继续书里开始的对话。书一旦出版,基本上就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但博客可以日日更新,时时更新。更妙的是,你现在有读者队伍为你上天入地,搜寻能佐证(或驳斥)书中所写内容的故事。《魔鬼经济学1》中有一章名为《完美父母续章》,情况就是如此。在这一章中,我们探讨了一个人的名字对其人生境遇的影响。若论对此理论的孜孜以求,没有哪位读者可以敌得过启发我们写出本章第一篇帖子的女士。



第二章 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特点?
探讨有关生死的不可不知的现象……
世界上大部分顶级运动员都出生在1——3月?恐怖分子往往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层或高收入家庭?“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仅仅3个月内,美国发生的交通事故大幅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去医院就医,如何选择医生?医术更高的医生治疗的病人,其死亡率甚至更高,为什么?最出色的医生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你的病情很严重,去医院看病会略微提高你存活下来的概率;但如果病情并不严重,那么去看病就会提高你死亡的概率。
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因为他出生时的意外事件而受到巨大的影响,无论这种意外事件涉及什么时间、地点,或者是特定的事故。即使是动物,也难逃出生时遭遇“轮盘赌”的宿命。2001年,纯血马之都肯塔基遭遇了一种神秘的疾病袭击,导致500头马死产,大约3000个死胎。2004年,在侥幸存活下来的3岁雄驹“机灵琼斯”(Smarty Jones)成年后,2/3的三连冠赛事都由它摘得桂冠。机灵琼斯的母畜也是在肯塔基受孕的,但在那场疾病来袭之前,它已经被运回宾夕法尼亚州,算是逃过了一劫。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因生产而引发严重后果的情形是十分罕见的,其实不然。分析过1960——198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后,道格拉斯·阿尔蒙德发现:某个特定人群的命运非常糟糕,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厄运的影响。他们饱受疾病的折磨,一生无所积蓄。而比他们早生或迟生几个月的同代人,命运却要好得多。这一群体的状况在人口统计表中十分明显,犹如火山灰层在考古记录中占据的重要位置一样——要知道,夹在两个厚厚的常态层之间的那个薄薄的沉积层,可是一种不祥之兆。
怎么回事呢?
在1918年爆发“西班牙流感”期间,那些命运非常糟糕的人恰好在母亲的子宫里发育。“西班牙流感”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传染病,仅在几个月之内就夺走了50多万美国人的性命——这个死亡人数,正如阿尔蒙德提到的那样,比20世纪美国阵亡的士兵总数还多。
与此同时,还有超过2500万的美国人虽感染了这种流感,但最终活了下来,其中就包括1/3的育龄妇女。在流感肆虐期间被传染流感的孕妇生育的婴儿,因为在不恰当的时间里被孕育,结果面临着终生都难逃厄运的危险。
其他因出生而引发的后果,也会给个人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合作撰写学术论文,然后将作者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这在学术界是常见的做法,经济学家尤其喜欢这么干。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的名字碰巧是阿尔伯特·齐兹莫尔,而不是阿尔伯特·阿布,上述署名惯例对他意味着什么呢?两位(真实存在的)经济学家探讨这个问题后发现,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阿布博士在一流学府荣获终身教职,荣升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棒极了!)的可能性更大,甚至还可能赢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这两位经济学家总结道,“我们中的一个正在考虑去掉姓氏的首字母。”而亚里夫(Yariv)这个名字会让人反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或者认真思考一下这个现象:如果你在年初去世界顶级足球队的更衣室,那么你很有可能会打断那里正在举行的生日庆祝活动,而如果在一年中的晚些时候去,这种可能性就相对较小。例如,英国橄榄球联赛的近期数据表明,足有一半的运动员出生于1——3月,另一半则出生于其他月份。德国球队中,52名顶级运动员出生于1——3月,只有4名运动员出生于10——12月。
为什么出生月份会如此集中呢?
大多数优秀运动员,很小就开始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由于青年运动赛事是根据年龄来组织的,所以联赛自然要对运动员的出生年月加以限制。欧洲青年足球联赛,跟其他很多运动项目一样,采用12月31日作为出生日的截止日期。
设想一下,你执教一个由7岁男孩组成的球队,现在要评估两位小运动员的潜力。一个叫简,生日是1月1日;另一个叫托马斯,比简晚生364天,生日是12月31日。从理论上说,他们的年龄都是7岁,但实际上简比托马斯大1岁——在幼年时期,仅大1岁就会让简占据足够的优势。简可能个头更大,速度更快,发育更成熟。
诚然,你所观察到的可能是身体发育的程度,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但如果你的目标在于为球队选择最佳球员,那么这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关系。十之八九的情形是,让身体瘦小的小孩上场肯定不符合教练的利益,尽管假以时日,让这个小孩再成长1年,或许就能培养出一个明星。
这种循环就此开始了。日复一日,像简这样大一点的孩子就会被选上,得到教练的鼓励,给予指导和参赛的机会;而像托马斯这样的小孩,逐渐被淘汰。这种“相对年龄效应”(relative-age effect),正如大家逐渐了解到的,在很多运动中发挥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以至于这种相对年龄的优势竟一直持续到职业联赛中。
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大胡子,身材魁梧,是个活力四射的瑞典人,也是成员散布于全球各地、研究相对年龄问题的快乐组织的领导人。目前,他在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执教心理学,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个体的能力有多少是与生俱来的,又有多少是后天获得的。他的结论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资”被严重地夸大了。“很多人认为,他们生来就受到某种限制,”他说,“但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任何取得优秀成绩的人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实践、去追求,就能成功。”或者,换种说法,成绩突出的人——不论是球员、钢琴师、医生,还是计算机编程人员——几乎都是后天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天生的。
没错,正如你的祖母谆谆教诲你的那样,熟能生巧。但这里所说的练习,并不是指不管自己喜不喜欢都盲目地锻炼。只有通过埃里克森所称的“刻意自觉的练习”,才能臻于精通的水准。这就意味着,刻板地弹100次C小调,或呆板地训练接球(纵使接得胳膊脱臼),也是远远不够的。刻意自觉的练习要具备三个关键要素:设定具体目标;立即获得反馈;既要专心提高技能,又要注重结果。
在某方面取得优秀成绩的人,并不一定是在小时候就显示出“极富天分”的那些人。这就意味着,个人选择未来发展之路时,应该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现在所做的事,那么你就不太可能特别努力地去做,所以也就不能做到最好。
一旦开始注意观察,你就会发现生日集中现象随处可见。我们来看看美国职业棒球大联赛的案例。美国大多数青年联赛规定的出生日期截至7月31日。调查结果证明,8月出生的美国小孩比7月出生的更有可能成为联赛球员,概率要大约高出50%。纯粹依据球员的星座,是难以说服大家接受这种结论的(在打出漂亮弧线球的概率上,狮子座的球员比巨蟹座的球员要高50%),除非你对占星术笃信不疑。
出生造成的影响无所不在,但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也是错误的。出生日期可能会使某些孩子被边缘化,然而有些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则远比这要大得多。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打进美国职业棒球大联赛,你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确保将要出生的婴儿细胞核中没有包含两条X染色体,这比计算好在8月生孩子重要无数倍。如果不是两条X染色体,你就迎来了一个儿子,而不是女儿,那么现在你还需要了解这么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使你的儿子比其他任何男孩打进棒球大联赛的概率高出800倍的唯一因素。
什么因素可能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呢?
孩子的父亲是棒球大联赛的球员。因此,如果你的儿子没能被选为棒球大联赛球员,你无法怪罪任何人,除了你自己——当你还是小孩子时,本该勤加锻炼、提高球技。



欺世盗名
都伯纳
我们是否太过愤世嫉俗?
我看非也,但确实有人这样看。我们经常听到有读者说,我们曝光了相扑力士、学校教师、纳税人和网上约会者中间有太多的欺诈、诡计和作弊行为。我也可以反驳称:“喂,我们也曝光了不作弊的人,比如那些投币进‘诚实箱’买百吉饼的办公室员工。”
重点不在于你可以将人分为善恶两类、作弊者与不作弊者,而在于人类的行为取决于某种情况的诱因如何协调。
因此,法哈德·曼朱在《沙龙》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读来很有意思。文章写到了“华盛顿鱼缸”
[1]
 举办的一次竞赛,竞赛意在选出华盛顿最炙手可热的两名媒体人。曼朱虽然同意最终的两名获胜者外貌确实过得去,但也报道称整个竞赛完全遭到了操纵:
(获胜者)卡普斯和安德鲁斯承认他们之所以能胜出,全因网友——两人均称是在他们没有明确怂恿的情况下——建立软件“僵尸程序”,为两人分别重复投票了数千次。投票开始后一天内,僵尸程序在“拨云开雾”(Unfogged)——在华盛顿人中间很火的一家趣味性技术宅博客和讨论网站——上散布。你只要下载运行该软件,你的机器就会开始为卡普斯和安德鲁斯刷票,速度比为乔治·W.布什操纵选票的迪堡投票机速度还快。
[2]


因此,在我看来:
1.涉及利益不必太高,人们也会作弊。
2.在作弊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这种行为非常诱人。
3.我们曾有一两次被指责过投伪造票,但(据我所知)其中并不涉及僵尸程序。
4.请问有人能给我指出迪堡公司内涉嫌操纵投票机的人在哪个方位吗?跟他们谈谈一定很有意思!



《纽约时报杂志》“魔鬼经济学”专栏文选
被骗了?
2006年1月8日
在“为何三K党和房地产中介是一路货色?”这一章中,我们想以生动的方式阐释信息不对称这一经济学概念,即交易双方中有一方所掌握的信息多于另一方。房地产中介所掌握的信息通常多于其客户,这大概是有目共睹的事,但三K党的情况或许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我们认为,三K党的讳莫如深——礼仪、自创语言、暗号,等等——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现象,这有助于实现其恐吓黑人等族群的图谋。
但三K党并非这个故事的主角,主角名叫史丹森·肯尼迪,佛罗里达州白人,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自幼便立志消除种族和社会不公平现象。肯尼迪所参与的斗争领域不胜枚举——工会主义、投票权等,但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向三K党宣战。在其著作《揭秘三K党》(1954年初版名为《与三K党同行》)中,肯尼迪讲述了自己冒着巨大的人身危险,化名潜入三K党在亚特兰大市的主要支部、被任命为“K骑士”(三K党的暴力制裁者)并亲身参与多次骇人事件的经历。
肯尼迪如何处置他所收集到的信息呢?他发疯似的四处散播这些信息:发给州检察官、人权组织,甚至还发给了德鲁·皮尔森和《超人历险》制作人这样的广播业者,他们在节目中公开播出了三K党此前一直秘而不宣的活动。肯尼迪洞悉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并一手倾覆了这种不对称。这样一来,他对阻止战后三K党在美国死灰复燃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肯尼迪因其积极的活动为人称颂,他的朋友伍迪·格思里
[1]
 为他写过一首歌,佛罗里达州圣约翰斯郡最近宣布了史丹森·肯尼迪日。89岁高龄的肯尼迪仍然住在该郡,大约两年前,我们在这里采访了他。以这些采访、《揭秘三K党》和不少史籍与报刊文章为依据,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真实经历。
肯尼迪的故事固然精彩,但是真是假?
这一令人不安的问题也曾困扰过另一位佛罗里达州作家本·格林,他于1992年开始撰写一部关于哈里·T.穆尔的著作,穆尔是一名黑人民权倡导者,1951年被杀,史丹森·肯尼迪一度参与过该书的创作。尽管格林对肯尼迪潜入三K党的经历寥有兴趣,他最终还是查看了肯尼迪的大量档案,它们保存在纽约和亚特兰大的图书馆里。
这些文件记录了一个人格外丰富多彩的一生。他做过诗人、民俗学家、爆料记者和工会活动家,等等。但格林却失望地发现,肯尼迪个人资料中所记录的生平似乎与他在《揭秘三K党》中所讲述的故事有很大出入。
在《揭秘三K党》中,肯尼迪伪装成百科全书推销员约翰·S.珀金斯,在一次卧底演习中,拜谒了佐治亚州前任州长——著名三K党支持者。为了讨好他,肯尼迪主动提出帮忙散播仇恨言论。但肯尼迪档案里有一份文件表明,肯尼迪确曾见过这位前州长,但并非以卧底身份见他。相反,他采访他是为了当时所写的一本书,而且这份文件也没有提到任何仇恨言论。
仔细查阅肯尼迪的档案似乎可以反复看出一点:他通过正当渠道对三K党领袖及支持者进行了采访,改过背景和内容后,又写进了《揭秘三K党》一书中。同理,这些档案也证明,肯尼迪以记者的身份报道了三K党的公共活动,却在书中将这些活动改写为卧底行动。肯尼迪还收集了大量有关三K党及其他他所加入的仇恨团体的资料,但他本人的档案表明,其中多数团体他都是通过信函来往参加的。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和《揭秘三K党》所讲述的一样,肯尼迪亲自潜入了三K党在亚特兰大的支部呢?
他的档案包含交给反诽谤联盟的一系列备忘录,该联盟是接受肯尼迪汇报的几个民权组织之一。其中有些备忘录是他写的,有些是一个化名为约翰·布朗的人写的。约翰·布朗是一名工会工人,曾在三K党内担任过头目,但后来洗心革面,主动提出承担打入三K党内部的任务。
“这名工人会代我加入三K党,”肯尼迪在1946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相信他值得信赖。”
在肯尼迪随后的备忘录——肯尼迪在那个年代所写的数百页各类信函——中,他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他收集到的信息中,某些影响最大的信息其实来自约翰·布朗:他声称其中有一份备忘录是“我在三K党内的线人对三K党亚特兰大市1号支部8月12日会议及三K党亚特兰大市297号支部8月15日会议的报告”。约翰·布朗将内幕消息泄露给肯尼迪,肯尼迪再将这些情报转发给反诽谤联盟等组织以及检察官和记者。直到几年后,他写了《揭秘三K党》一书,才让自己化身为西力
[2]
 式的人物,成为所有行动的主角。
本·格林虽然耗费数月时间钻研肯尼迪的档案,却无法查出约翰·布朗其人的真实身份。格林倒是采访到了前任州检察官丹·杜克,据《揭秘三K党》叙述,他曾与肯尼迪有过密切合作。杜克承认肯尼迪确实“潜入过(三K党的)某些会议”,但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称,肯尼迪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过度渲染。
“那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他告诉格林。
1999年,格林终于出版了有关哈里·T.穆尔的著作《他的时代之前》,其中有条脚注称《揭秘三K党》为“小说”。
认为肯尼迪歪曲事实的并非只有格林一人,在中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历史课的吉姆·克拉克称,肯尼迪“因为很多子虚乌有的事情而在全国家喻户晓”。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出版过4部肯尼迪的著作,但其社长梅雷迪思·巴布如今却称肯尼迪是个“有创业精神的民俗学家”。但除了格林的这条脚注,他们均一直三缄其口。直到《魔鬼经济学》重新提起肯尼迪的英勇事迹,再度引起关注,他们才打破沉默。
为什么?
“说出来就像杀死圣诞老人一样,”格林说,“对我来说,此事最悲哀的一点是,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作为,一定要去胡编乱造、添油加醋,将并不属于自己的功劳据为己有。”
几周前在佛罗里达州,采访者在他家附近,趁吃午饭的时间,拿出他本人档案中的这些文件给他看,并直截了当地问他《揭秘三K党》是否有“捏造或戏说成分”,肯尼迪回答说没有。
“或许我对某些对话的记忆与事实有所偏差,”他回答道,“但除此之外,一切属实。”
追问之下,肯尼迪承认“有时候他借用了另一人所写的报告和参与的活动,一概叙述为同一人的事迹”。事实上,关于这一点,肯尼迪此前至少已经承认过一次了。1992年,国会图书馆美国民俗中心总监佩吉·巴尔杰撰写了专题论文《史丹森·肯尼迪:应用民俗学与文化宣传》,论文依据之一就是她对研究对象的大量采访。在一条尾注中,巴尔杰写道,“肯尼迪将其本人的卧底经历与约翰·布朗叙述的经历合二为一,创作了1954年的《与三K党同行》。”
我们写进《魔鬼经济学》的故事缺乏可靠依据,对此我们自然并不乐见,而且这本书原本就意在颠覆传统观念,而非助长这些观念的传播,关于史丹森·肯尼迪,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他因潜入三K党而建立起的名声。
还有一点,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主张重数据而轻典故,因为数据的真实性要高于人言。但史丹森·肯尼迪的故事就是各种趣闻逸事——几十年来,无论被引用过多少次,这些逸事都是由同一人出于自私的目的讲述出来的。
或许肯尼迪终其一生为正义而战,这是唯一重要的一点。或许,用佩吉·巴尔杰的话来说,要实现“文化宣传”的目标,需要用到“应用民俗学”,而非史籍或新闻报道常用的平铺直叙风格。有一点不假,那就是肯尼迪无疑是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大师。
直到数据戳穿了他。
为什么投票?
2005年11月6日
在某些大学的经济学系,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但多半是杜撰的逸事,讲的是两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在投票站偶遇的事情。
“你来这里做什么?”一人问道。
“我妻子逼我来的。”另一人回答道。
前一名经济学家赞同地点点头说:“我也是。”
两人尴尬了一会儿后,其中一人想出了对策:“你要是答应我绝不告诉任何人你在这里见过我,我也绝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见过你。”
他们握了握手,完成了投票任务后便匆匆逃走了。
为什么经济学家在投票站被人撞见会觉得难为情?因为投票需要付出代价——费时费力且会造成经济损失,但除了隐约觉得自己尽了“公民义务”之外,投票不会带来任何明显回报。经济学家帕特里夏·芬克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理性的个体应该放弃投票。”
你手中的一票能左右选举结果的概率微乎其微。这一点得到了经济学家凯西·马利根和查尔斯·亨特的证明,他们分析了1898年以来的56000多场国会选举和州立法选举,尽管媒体十分关注胜负难分的选举,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国会选举票数差额的中位数为22%,而州立法选举的差额中位数为25%。再势均力敌的选举,也几乎从未出现过一票决定胜负的情况。马利根和亨特所分析的40000多场州立法选举包括近10亿张选票,其中仅有7次选举出现了一票定胜负的情况,另有两次选举打成了平手。在16000多场国会选举中,参与的选民更多,但100年间仅有一次选举——1910年布法罗市的一次选举——出现了一票定胜负的局面。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选举越是胜负难分,选民能左右结果的概率就越低——最生动的例子当然就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诚然,那次选举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少数几位选民,但这几位选民却是肯尼迪、奥康纳、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和托马斯。而且左右选举结果的是他们身穿法袍所投的票,而非他们在所住选区投出的选票。
[3]


尽管如此,仍有数百万人前赴后继地去投票,为什么?以下为三种可能的解释:
1.或许我们就是脑子不灵光,所以误以为我们的投票会影响选举结果。
2.或许我们投票和买彩票的心理是一样的。毕竟,彩票中奖的概率和手中选票左右选举结果的概率基本相等。从理财角度来看,买彩票是不当投资。但买彩票很有意思,成本也较低:花一注彩票的钱,你买到的是幻想如何花掉奖金的权利——和你幻想手中的选票会影响国家政策同理。
3.或许我们已经受到了社会的教化,认同了投票是公民义务的概念,相信人人参加投票,虽对个人无益,但对社会有益。因此,我们不投票就会有负罪感。
也许你会不敢苟同,因为假如人人都像经济学家一样看待投票,选举可能就根本不会存在了。毕竟,没有哪个选民去投票的时候,真的以为自己的一张选票会左右选举结果,不是吗?而且说其选票投了也没有意义,是否有些残忍?
这其实是个滑坡谬误
[4]
 ——看似毫无意义的个人行为积少成多,就会产生可观的影响。接下来举个相反的类似例子,假设你和你8岁的女儿正在植物园里散步,她突然从一棵树上摘了一朵花。
“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忍不住说道。
“为什么?”她问道。
“这个嘛,”你解释道,“因为要是一人摘一朵,树上就一朵花都不剩了。”
“好吧,但是别人没有摘,”她带着异样的眼神说,“只有我摘了。”
过去有更实际的激励政策鼓励人们投票,各个政党为了让选民投上一票,经常发给他们5美元或10美元的现金奖励。有时,奖励是一桶威士忌或一桶面粉。而在1890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国会选举中,奖励是一头活猪。
如今与以往一样,不少人仍然担心选民参选率过低——仅有略超过一半的合格选民参加了上一届总统大选。但将这个问题换个方式反过来问,或许更值得研究:既然个人的选票几乎从无影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投票?
瑞士或许可以给出答案,正是在这里,帕特里夏·芬克发现有一场绝佳的天然实验,能让她准确测量选民的行为。
瑞士人喜欢投票,议会选举、全民公决等各类投票均无例外。但近年来,选民参选率开始下滑(或许这里也停止了发活猪的奖励)。因此,瑞士实施了新的投票方式:邮寄选票。美国的所有选民均须登记,但瑞士并非如此,每名符合参选资格的瑞士公民都会自动收到一张邮寄选票,可填完之后寄回。
对社会学家而言,这种邮寄投票方式的设置有其优点:由于这种方式在各州(瑞士共有26个州,与美国州类似)开始实施的年份不同,以缜密复杂的方式测量不同时段的效果就成为了可能。
瑞士选民不必再冒着大雨长途跋涉去投票,因此投票的成本大幅下降,经济学模型会因此预测,选民参选率会大幅上涨。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完全相反!实际上,选民参选率在多数地区不增反降,尤其是较小的州和各州内较小的社区。这一发现对网上投票支持者或许有重大意义——他们一直认为,网上投票可简化投票程序,从而提高参选率。但瑞士模式表明,结果可能恰好相反。
情况何以至此?为什么投票成本降低,投票人数反而减少了呢?
这要归咎于促使选民投票的因素。如果说单个公民的选票不可能对选举结果有影响,那选民何苦还要投票?瑞士和美国情况相似:
“有一条相当有效的社会规范规定良好公民就应该投票参选,”芬克写道,“只要投票处投票是唯一的渠道,就存在动机(或压力)督促选民去投票处投票,为的只是他们投票的行为能被看到。其动机可能是希望通过做出合作者的姿态来获得社会声望,抑或仅仅是为了避免非正式的惩罚。由于在小社区,人与人之间更加熟悉,谁履行了公民职责、谁没有都会被拿来说长道短。所以,在此类社区遵守社会规范带来的好处尤其多。”
换言之,我们投票确实是出于自身利益——这一结论是经济学家所乐见的,但此处的自身利益并非实际的投票选择所体现出来的自身利益。尽管人们对选民“为了经济利益而投票”议论纷纷,但瑞士的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对投票选择的影响或许不及社会因素。或许投票带来的最有价值的回报仅仅是去投票处投票的行为能被朋友或同事看到。
当然,除非你是经济学家。
戴尔·厄恩哈特拯救了多少生命?
2006年2月19日
5年前的这个周末,戴尔·厄恩哈特在代托纳500汽车赛最后一圈撞上护墙,当场殒命。作为纳斯卡赛车历史上最成功、最受爱戴、最令人生畏的车手之一,厄恩哈特至今仍然经常有人悼念。(只要看如今的代托纳500汽车赛——纳斯卡赛季首站及最著名的一站,你就能看到赛场到处都挂着他的3号赛车服。)厄恩哈特之死对纳斯卡赛车的影响不亚于“9·11”事件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影响:敲响了一记引起安全措施彻底整改的警钟。
“两三年内接连发生了三四起恶性事故,”纳斯卡精英车手马特·肯塞斯说,“纳斯卡一直在努力改进安全措施,但那件事——厄恩哈特之死——加快了进程。”
赛车显然是高危职业,厄恩哈特之死让他成了纳斯卡三大区——工匠卡车系列、布许系列和奈克斯泰尔杯系列——7年内丧生的第七位车手。
那么2001年他去世后,有多少车手命丧赛场?
一个都没有。在累积600多万英里的比赛——及许多许多英里、危险系数极高的练习赛和排位赛——中,纳斯卡三大区没有一名车手殒命。
与之相对,在同期内,约有185000名汽车司机、乘客和摩托车驾驶员在美国公路上丧命。不过,这185000人死于近15万亿英里的驾驶里程中,折合之后为每8100万英里死亡1人。虽然交通事故是美国3~33岁人口的头号死因,但这一死亡率却较低(而且其中还包含摩托车的数据,摩托车的危险系数远高于汽车或卡车)。一个人要驾驶8100万英里需要多久?假设你一年到头一刻不停地除了开车什么也不做,每天开24小时,时速60英里,你一年可开525600英里。要开8100万英里,你需要连轴转开154年的车。换言之,每年有很多人在美国公路上丧命,并不是因为开车非常危险,而是因为开车的人太多,累积里程太长。
因此,纳斯卡虽然创造了5年内600万英里零死亡纪录,但或许这一纪录实际上并不如乍听起来那般了不起。但话说回来,开赛车的危险系数似乎要远高于开车去超市。纳斯卡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才创造了零死亡纪录?
措施很多,早在厄恩哈特遇难之前,每名车手都要戴头盔,穿防火服、防火鞋和系五点式安全带。厄恩哈特遇难数月后,纳斯卡开始要求车手头盔上加戴头颈固定装置,防止车手的头部在撞车中前冲或左右移动;(同许多遇难赛车手一样,厄恩哈特也遇到了颅底骨折。)赛道旁也竖起了更安全的护墙;纳斯卡还开始积极收集撞车数据。事故数据库(纳斯卡婉言拒绝了我们查看该数据库的请求)的数据有两个主要来源:目前每辆赛车上所安装的黑匣子以及新成立的实地调查小组的工作反馈。这些实地调查人员会在每次比赛之前仔细测量每辆赛车的关键参数,如出现撞车事故,再重新测量事故车辆的参数。
“过去,假如有车出现事故,而车手没有受伤,团队就会把车运走,然后回家。”纳斯卡研究与开发中心负责人加里·纳尔逊说,“但现在,他们会在特定区域测量每辆车,而我们会将这些参数记录下来。比如座椅宽度——这似乎很简单,就是靠枕从左至右的宽度而已。但遇到事故,这些东西会产生弯曲,弯曲程度能让我们算出其中的能量。刚开始,我们以为座椅强度足够高了,但后来发现这些东西的弯曲程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测。因此,我们从头开始,修改了规定。”
这么说虽然有些过于笼统,但纳斯卡车手确实有两大目标:获胜和保命。纳斯卡最近的安全措施似乎大幅降低了死亡概率。那么,车手现在是否更加无所顾忌了呢?既然撞车的代价减少了,经济学家完全有理由认为车手会肆无忌惮地撞车。纳斯卡的安全措施是否在减少死亡率的同时,增加了撞车率?
乍看起来,数据似乎说明答案是肯定的。在去年的奈克斯泰尔杯系列赛中,共有345辆车卷入了撞车事故,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正如马特·肯塞斯所言,2005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附近的劳氏赛道举行的两次杯赛状况尤其惨烈——赛道的新路面导致多辆赛车爆胎,这种反常情况可能拉高了撞车次数。
“在夏洛特,差不多所有人都在两次比赛中撞过车,”他说,“问题在于赛道和轮胎——但如果排除掉这两次比赛,撞车次数很可能没有变化。”
实际上,2004年的撞车次数要少于2003年。厄恩哈特遇难后,总的撞车次数虽略有上升(纳斯卡不肯公布年度撞车数据,但一名官员证实了这一趋势),但上升幅度远远不及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他们的预测依据是纳斯卡的安全措施对车手所追求的目标所产生的影响。
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或许更加有效。首先,纳斯卡增加了对危险驾驶的处罚措施,不仅会对车手处以罚款,还会扣掉其杯赛冠军积分。其次,对锦标赛本身进行了调整。两年前,纳斯卡在原有的36站常规赛季之外,又增加了季后赛。为了进入季后赛——并有机会赢得600多万美元的冠军奖金,车手必须在常规赛季的26站之后达到积分领先。在这前26站中排在20名开外不一定会葬送其争冠希望(每站有43辆车参赛),但恶性撞车事故却有此可能。
因此,纳斯卡减少了危险因素,却增加了经济因素,从而保持了其原有的微妙平衡:保持一定的撞车频率,以取悦车迷,但撞车频率不可太高,以免葬送掉参加这项运动的希望,以及车手的性命。(纳斯卡车迷对撞车的热爱堪比冰球球迷对打架的热爱,看竞速频道剪辑后的纳斯卡车赛重播片段,会发现情节总是大同小异:绿旗、撞车、撞车、撞车、撞车、撞车、方格旗。)
接下来是有关纳斯卡和车手安全最令人惊讶的一项数据,在近5年中,纳斯卡三大区有3000多辆赛车发生过撞车事故,但死亡人数为0。相比之下,美国公路的撞车死亡率为多少?就州际出行而言,每1000次撞车事故平均有5.2名司机死亡。按照这一比率计算,每3000次纳斯卡撞车事故应至少有15名车手死亡——但实际数据为0。当然,州际驾车出行与纳斯卡赛车相去甚远。州际旅行的司机要对付恶劣的天气、醉驾司机和逆行车辆,而代托纳500汽车赛中的车手常常是在首尾相接的路况中以180迈的时速飙车。
每年有37000名美国人死于交通事故,或许有人觉得纳斯卡的某些安全规则可以在普通司机中推行,但鉴于美国的行车安全状况相对较好,这样做会在金钱和舒适度方面付出过高的代价。你可能愿意佩戴五点式安全带,而不是常规的三点式腰肩安全带,这样做肯定更加安全;但你是否愿意每次开车去超市都戴头盔、穿防火服呢?
礼品卡经济
2007年1月7日
健身房会员卡、处方药和节假日礼品卡有何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买了又常常不用的东西。
经济学家斯蒂法诺·德拉维尼亚和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在最近发表的《花钱不去健身房》一文中,证明购买健身俱乐部年卡的人所估计的使用时间比实际使用时间要多出70%以上。因此,许多人其实买月卡或日卡更划算。
实证医疗保健研究机构考科蓝合作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研究了不遵医嘱服药的患者。
“得到医嘱要自行服药的人,”报告开头写道,“实际服用量往往还不到处方剂量的一半。”
虽说这一现象的主要问题在于医疗影响,而非经济损失,但美国人的药柜里有数十亿美元的处方药囤积着不用,这也是事实。
至于礼品卡,我们姑且可以说,零售业内部认为它们是储值产品是颇有道理的:礼品卡的储值效果非常好,而且卡内金额往往永远不会流失。据金融服务研究企业宝塔集团估算,2006年共售出800亿美元的礼品卡,其中约有80亿美元永远不会兑现。
“这对消费者的影响,”宝塔集团指出,“要大于借记卡与信用卡诈骗两者的影响总和。”
营销工作室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30%的人在收到礼品卡的一个月内会用掉礼品卡,而据《消费者报告》估算,2005年收到礼品卡的人中,有19%留着卡没用。
鉴于2006年有2/3的假日消费者打算送别人礼品卡,你多半会在近几周收到一张。或许你属于少数的例外,已经用掉或马上就要用掉这张礼品卡。但统计比率说明,这张礼品卡多半会放在你装袜子的抽屉里积灰。
这是否说明礼品卡不是好礼物?答案取决于你问谁,而且还需要先问另一个问题:送礼的初衷是什么?
经济学家或许会认为,礼物是一种传递信号的途径,让一个人可以告诉另一个人,如她:①挂念他;②关心他;③且想给他一些他会珍惜的东西。
当然,收礼者及其与送礼者的关系也多种多样。送礼给本身没钱或没法自己置办东西的人——如儿童——是很容易的。儿童不能自己开车去玩具反斗城,多半也没钱买玩具,所以你送他玩具就是给了他本来得不到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什么礼物都有意义。
换作大人,情况就略微复杂了一些。成年人可以随心所欲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想必也了解自己的喜好。因此,理论上,你想送投其所好但对方又不了解的东西,抑或某些对方羞于启齿、自己不愿买的喜好之物。无论如何,你都是想送对方实际意义大于所花金钱的东西,从而创造价值。
但实际上,我们的礼物大多远远低于这一高标准,这造成了大量的无效投入。1993年,经济学家乔尔·沃德弗格撰文研究了这一问题,这篇论文在经济学界的知名度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是其锱铢必较的标题:《圣诞节的无谓损失》。由于礼物“可能与收礼者的喜好不相符合”,沃德弗格认为,很可能“送礼还不如让收礼者用同等数目的金钱自己挑选礼物划算”。他推断出,“节假日送礼这一行为导致礼物损失了10%~33%的价值。”
如果送礼的行为导致了大量价值的损失,何不选择最有效的途径,直接送钱?显然确实有人这么做。沃德弗格这篇论文的一个依据是耶鲁大学研究生所做的一个小调查,在此次调查中,(外)祖父母直接给孩子钱的情况占42%,父母直接给孩子钱的情况占10%,但所有学生都没有碰到过另一半直接给钱的情况。显然,对于某些关系,直接给钱是合适的,但多数情况下,社会禁忌粉碎了经济学家推行这种高效交易的美梦。
既然给钱不妥,买礼物又太浪费,那么送礼品卡——虽不如金钱万能,却也完全不像金钱那般冷冰冰——是否是完美的折中方案?
你肯定会这么想。至少对商家来说,礼品卡简直是喜从天降。试想一下:圣诞节前几周,数百万人到你的店里或网站上,花上数十亿美元,就为了换一张塑料欠条,而且这欠条还有可能永远不会兑换。例如,去年,百思买因礼品卡“损毁”——业内将买了却永远不用的礼品卡称为“损毁”礼品卡——坐收1600万美元的收入。此外,还有零售商所谓的“加价消费”现象:用礼品卡的顾客多数会自己添钱买比礼品卡面值贵的商品。
与此同时,礼品卡对送礼者来说是再省事不过的方法了。但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如果礼品卡对送礼者的好处如此显而易见,它对收礼者就一定会造成伤害:礼品卡易于购买这一点会让收礼者觉得,送礼者对这件礼品没有花太多心思。
归根结底,任何礼物的价值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送礼者与收礼者是何关系。经济学家亚历克斯·塔巴罗克最近发表在“边际革命”
[5]
 的一篇文章对此提出了更加精妙的观点,指出我们每人内心都有很多“面”,包括“狂野的一面”,而且“我们希望别人内心狂野的一面能为我们而痴狂”。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你想取悦我内心偏经济学家思维的一面,请给我钱。如果你想取悦我狂野的一面,(你知道你是什么人!)请发挥一下想象力。”
因此,到明年,你要是想送礼给刻板理性的人,可以考虑给钱;你要是想讨好某人狂野的一面,就得发挥想象力了;而你要是想对百思买、盖璞或蒂芙尼的股东额外意思一下,可以考虑礼品卡。
填补税收缺口
2006年4月2日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美国公民都免不了会操心起国家税务局来,也免不了对其恨之入骨。但多数人憎恨国家税务局的出发点都有误,他们以为税务局是不近人情、心狠手辣的机构,但实际上税务局在这两方面远远未达到应有程度。
首先要记住的是,制定税法的并非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很快就将矛头指向了真正的罪魁祸首:
“在美国,国会通过税法,纳税人均须服从,”其宗旨说明称,“国家税务局的作用是协助绝大多数自愿守法的纳税人履行税法义务,同时确保少数不愿守法之人缴纳法定税款。”
因此,国家税务局就像街头巡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街头巡警队伍。他们负责执行区区几百人代表数亿人制定的法律,而这数亿人中有不少人认为这些法律太过复杂、所定税率太高、有失公允。
然而,多数美国人都会说纳税光荣。去年,在一项为国税局监督委员会所做的独立调查中,96%的受访者赞同“依法纳税是每个美国人的公民义务”这一说法,同时有93%的人认为“应对偷税漏税者追究责任”。但话说回来,对于哪些因素促使他们决定如实申报税务及纳税这个问题,62%的人回答是因为“害怕审计”,而68%的人回答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由第三方上报给了国税局。虽然公民义务的说法广为流传,但似乎驱使多数人依法纳税的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那老一套因素。
这些因素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为了找出答案,国税局实施了国家研究计划。这项为期三年的研究随机选取了46000份2001年纳税申报单进行细致审查。(国税局并未详细说明这46000人接受了什么样的审查,但很可能就是那些让国税局背负骂名的刁钻盘问。)研究以此为样本,发现美国存在3450亿美元的税收缺口——应缴税款与实缴税款之差,相当于国税局所收税款的近1/5。这一数额恰好仅比预计的2007年联邦财政赤字少几十亿美元,将男女老幼都计算在内,每名美国人的平均偷税漏税额为1000多美元。
但多数人都没有偷税漏税,仔细观察偷税漏税者和依法纳税者分别为哪些人,你就能看出人们究竟为何纳税。国税局研究的关键数据为“净漏报额百分比”,这项数据统计的是46000份纳税申报单上每一项的漏报税额。例如,在“工资、薪水及补贴”这一类别中,美国人仅漏报了1%的实际收入。而相比之下,“非农业经营收入”——比如餐厅老板或小型施工队的工头等个体户——这一类别则漏报了57%的收入,这一群体漏缴了680亿美元的税款。
为何工薪阶层与餐厅老板之间相差如此之大?很简单,负责将餐厅老板上报给国税局的只有餐厅老板本人;而至于工薪阶层,他们的老板会制作W2表格,将其收入上报给国税局。而且,工薪阶层的所得税会自动从工资单中扣除,但餐厅老板却有一年的时间决定自己是否上税以及上多少税。
这是否说明,一般而言,个体户不如工薪阶层遵纪守法?这倒未必。这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原因促使他们偷税漏税。他们知道国税局要想查出其实际收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查他们的账,而只要看看国税局极低的审计率——去年,国税局仅对0.19%的个体纳税人进行了面对面的审计——他们就可以继续高枕无忧地偷税漏税了。
那么人们究竟为何纳税?是因为纳税理所应当,还是因为他们害怕偷税漏税被抓?看起来显然是后者。优秀的科技(雇主自动上报和扣除员工所得税)和失败的逻辑思维(多数依法纳税者严重高估了自己被审计的可能性)共同保证了这一系统的成功。美国人漏缴了近1/5的税款,这听起来着实堪忧,但据税务经济学家乔尔·斯勒姆罗德估算,美国的纳税率在世界上无疑是排名前列的。
尽管如此,除非你本人也偷漏了1/5或以上的税款,否则你就应该对国税局感到愤慨——并不是因为国税局太锱铢必较,而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做到锱铢必较。既然国税局放任某些人每年漏缴数千亿美元的税款,凭什么你就应该依法纳税?
国税局本身也想改变这种局面,近几年,虽然预算仅有小幅上涨,国税局的所缴税款和审计率却均有大幅上涨。所有国税局局长的主要任务都是向国会和白宫游说,争取资源,虽然让国税局一分不差地征收政府应收税款可以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但对多数政客来说,主张增加国税局活跃度也会带来同样显而易见的坏处。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迈克尔·杜卡基斯曾做过这种尝试,但并未成功。
国税局要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公众中间强制执行税法,一来这税法本就不得民心,二来公众知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偷税漏税。在此情况下,国税局只能力所能及地进行小修小补,却也能偶尔撞到大运。
20世纪80年代初,华盛顿的国税局研究员约翰·斯奇拉伊看过大量的随机审计结果后,发现有纳税人为了免税而谎报受监护人。这些谎报有的确实是因失误造成的(离婚双方同时将孩子列为受监护人),有的则是荒唐可笑的欺诈行为(斯奇拉伊记得不止一名受监护人的名字为毛毛,这显然是宠物,不是孩子)。
斯奇拉伊认为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纳税人上报受监护人的社保号码。
“最初,这一提议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现年66岁、已经退休去佛罗里达州养老的斯奇拉伊说,“我得到的答复是,这太像《1984》了。”
这一提议在国税局内部就遭到了否决。
然而,几年后,国会强烈要求增加税收,斯奇拉伊的提议又重见天日,被仓促地提交了上去,并于1986年立法实施。据斯奇拉伊回忆,次年4月,税收源源不断地增加,他和老板诧异不已:纳税清单上有700万名受监护人突然之间消失不见,这难以计数的假冒受监护人中有的是真实存在的宠物,有的则是幽灵儿童。斯奇拉伊的灵机一动,带来了每年近30亿美元的收入。
斯奇拉伊的顶头上司认为他这次献计应该得到一点奖励,但他们的上级并不买账。所以斯奇拉伊打电话给他所在州的众议员,才让给他的奖励重回议事日程。最终,他的提议立法实施五年后,当时年薪为80000美元的斯奇拉伊得到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至此,他的提议已经增加了约140亿美元的收入。
这说明国税局理应招人恨的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成立的:假如当初在斯奇拉伊的奖金这件事上没有百般吝啬,国税局一定可以招到不少如今急需的反偷税人才。
休闲工作
2007年5月6日
19世纪末期,钢琴制造业是纽约市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似乎所有思想开明的美国家庭都想让自己的家里乐声袅袅。自动钢琴——完全无须技艺即可弹奏的作曲机器——的问世让这一产业更加繁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钢琴年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00台,其中约有2/3为自动钢琴。
但由于两项新技术——无线电广播和留声机——的出现,钢琴不久被打入冷宫,且至今仍难翻身。去年,美国的钢琴销量仅为76966台,同期内人口翻番,钢琴销量却下降了75%。人们虽然热爱音乐,却显然多数都没有创作音乐的需求。据人口调查局统计,在近12个月的时间里,仅有7.3%的美国成年人弹奏过乐器。
相比之下,按人口调查局的说法,如今有17.5%的成年人“把做饭当乐趣”。此外,虽然现在仅有1%的美国人住在农场里,这一比例相比1920年下降了30%,却有41%的家庭有花园,25%的家庭种菜,13%的家庭种果树。从偏个人的角度讲,本专栏的作者之一有个姐妹开了家生意不错的纱线店,而另一名作者的妻子是针织爱好者,会买上40美元的纱线,然后花上10个小时的时间织围巾。姑且算她的劳动力价值为每小时20美元,则这条围巾的成本至少为140美元——比机织围巾贵100美元左右。
有这么多美国中年人愿意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不必要的粗活中,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正如无线电广播和留声机最终有效地取代了钢琴,科技与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大大减轻了人类自行解决衣食问题的负担。那么针织、园艺和“把做饭当乐趣”又该作何解呢?为何有的粗活变成了爱好,有的却遭到了废弃?(例如,自洗衣机问世以来,我们想不出有哪个人会“把洗衣当乐趣”。)
数十年来,经济学家一直想计算出人们的休闲时间有多长以及休闲时间做什么,但很少能达成共识,这一是因为究竟什么才算休闲很难定义,二是因为对休闲的测量方式多年来也一直在变。
经济学家通常将我们的日常活动分为三种:市场劳动(带来收入的劳动)、家庭生产(无偿的家务活)和纯休闲活动。那么针织、园艺和烹饪又该如何归类?在家做饭肯定比外出就餐便宜,所以可以算作是家庭生产,那“把做饭当乐趣”的因素又该如何解释?
为了区分这些灰色地带,经济学家瓦莱丽·A.雷米和内维尔·弗朗西斯将家庭活动划分为劳动和休闲两类。在最近的《劳动与休闲的世纪》一文中,他们引用了1985年的一项时间利用情况调查。调查中,人们对各种活动的乐趣进行打分,最低0分,最高10分。针织、园艺和烹饪的得分排在中游,分别为7.7分、7.1分和6.6分。这三项的得分远低于人们最热衷的三项活动——性爱、运动和钓鱼,得分分别为9.3分、9.2分和9.1分,但远高于付账单、打扫房子和洗衣服,得分分别为5.2分、4.9分和4.8分。
但接下来就有些微妙了,雷米和弗朗西斯认为,7.3分或7.3分以上的活动为休闲活动,而7.3分以下的活动为家庭生产。(因此,针织达到了休闲活动的标准,而园艺和烹饪则未达标。)他们因此计算出,如今的人们从事市场劳动的时间少于1900年,但进行家庭生产的时间有所增加。而这一上升趋势主要是男性造成的:1920年,职业男性每周从事家庭生产的平均时间仅有两三个小时,1965年为11个小时,2004年达到了16个小时。
但从事家庭生产的时间有多少其实是休闲时间?这似乎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对于某项活动,有的人觉得是劳动,有的人觉得是休闲?
此处对雷米和弗朗西斯并无不敬之意,但我们或可考虑另一种划分方式:无论有偿还是无偿,别人让你干的活就是劳动,自愿去做的事情就是休闲。假如你是那种有钱请人割草坪却宁愿自己动手的人,试想一下如果邻居提出要按行情花钱雇你割草坪,你会作何反应。你多半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因此,许多人虽然可以请别人干粗活,却宁愿自己动手,到底是为什么?进化生物学家可能会说,自行解决衣食问题和料理周边环境的欲望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与之相反,经济学家可能会说,驱使我们行动的原因远远不止经济因素,而且所幸的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哪些事情想亲自动手。
的确,这些选择或许能充分说明我们的本性和出身。例如,我们两人中的一人(住在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在某中西部城市养尊处优地长大成人,到祖父母的农场短住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名作者最近买了一套室内水培植物种植器,其价格约为150美元,至今只结出了约14颗小番茄——如将种子、电费及名义上的劳工费等成本算进来,每个小番茄的平均价格为20美元左右。
我们中的另一人(住在纽约的记者)自幼在小农场长大,经常干播种、施肥和收割等各类农活。因此,他对自己种菜没什么兴趣,但他倒是愿意花上几小时的时间采购食材,为家人朋友做大餐。姑且只算人工费为每小时10美元,这样一顿大餐的成本也要高于在外边吃一顿等量的大餐。
或许有朝一日,纽约的记者会用芝加哥经济学家种的小番茄做一顿饭。加上隔天即达快运的费用,这或许会是近来最贵的一餐饭。当然,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

[1] 伍迪·格思里,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歌手。——译者注

[2] 西力,伍迪·艾伦的电影《西力传》中的主角。他混迹于各种相去甚远的交际圈中,且能像变色龙一样迅速体现出各个交际圈的特征,甚至产生生理变异。——译者注

[3] 2000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大选之一。竞选双方是小布什和阿尔·戈尔,争议焦点在于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双方在该州票数接近,点算方式可能会决定选举结果。经过多轮诉讼,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做出终审,决定禁止重新点算选票,小布什获胜。投票同意禁止重点票数的5名法官分别为肯尼迪、奥康纳、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和托马斯。——译者注

[4] 滑坡谬误,是一种非形式谬误,使用连串的因果推论,却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因此得到不合理的结论。——译者注

[5] “边际革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亚历克斯·塔巴罗克和泰勒·考恩合作撰写的经济学博客。——译者注



第五章 像孩子一样思考
想想孩子们爱问的问题。当然有可能听起来有点儿傻,过分单纯或者不着边际。然而孩子们有百折不挠的好奇心,且相对而言少有偏见。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不会像成人一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不见事情的真相。而这在解决问题时是个极大的优势。成见会使我们拒绝很多可能性,只因为它们看似不可能或者不舒心,只因它们感觉不对劲或者从未被尝试过,或者只因它们看上去不够深奥。不过别忘了,最后指出皇帝的新衣并不存在的就是个孩子。
读到这里,你或许会问道:真的吗?粪便的威力?吞食危险细菌的人——上文还提过12分钟里吞了够吃一年的热狗的家伙?你们还能再幼稚些吗?“魔鬼式思考”难道是“儿童式思考”的代号?
不完全是,不过当涉及创意及提问时,8岁儿童的思维方式还是会让你受益匪浅的。
想想孩子们爱问的问题。当然有可能听起来有点儿傻,过分单纯或者不着边际。然而孩子们有百折不挠的好奇心,且相对而言少有偏见。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不会像成人一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不见事情的真相。而这在解决问题时是个极大的优势。成见会使我们拒绝很多可能性,只因为它们看似不可能或者不舒心,只因它们感觉不对劲或者从未被尝试过,或者只因它们看上去不够深奥。
[1]
 不过别忘了,最后指出皇帝的新衣并不存在的就是个孩子。
孩子们不怕分享他们最疯狂的想法。只要你能分辨是非,想出一箩筐的点子,哪怕是天马行空,都会使你受益。在构思时,经济学中“自由支配”的概念是关键。想出了很糟糕的点子?没关系,不去付诸实践就好了。
当然,分辨想法的好坏并不容易。(对我们来说一个有效的窍门就是冷静期。想法刚出炉时看上去几乎都妙不可言,所以在它产生的24小时内千万别行动。很神奇,有时妙点子仅见光一天,回头看时就成了馊主意。)或许到最后你会发现,20个想法中只有一个值得贯彻。但你若从未像孩子那样包容每个闪过大脑的想法,就有可能和那一个好主意失之交臂了。
所以当你试图解决问题时,去感受住在自己心里的那个小孩,真的会有效果。一切都始于浅显的思考。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自封为思维领袖或智者的人,对他的最高评价莫过于:“你真是个深邃的思考者。”去试试,观察他如何骄傲地膨胀。如果他的确如此反应,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他对魔鬼式思考不感兴趣。
魔鬼式思考意味着浅显,而非深奥。这是为什么?首先,所有大问题都已经被比我们聪明的无数人思考过了。它依然未被解决,这说明问题太难,得不到完整的解决方案。这种问题棘手、复杂,背后还充斥着顽固而扭曲的动机。当然,这世上的确存在真正聪慧的人,这些人或许应该深刻地思考。对于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想得太深意味着你要花很多时间做无用功。
虽然浅显的思考在大思想家面前不会为你加分,但至少有几个值得一提的人倡导这种思考方式,比如牛顿。“解释大自然的全部,对于任何一个人,甚至一个时代来说,都相当困难,”他写道,“与其用推测的方式解释一切,却对每一件事都无法确定,还不如确定一件小事,把其他的问题交给后人解决。”
或许我们二人都有偏见。或许我们相信浅显思考,只是因为我们无法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们没有解决过任何大问题,我们只是在问题的外缘下功夫。不论如何,我们的结论是,问小问题比问大问题要好很多。原因如下:
1.小问题因其性质而更少被提出和研究,甚至可能从未被提及。它们还是处女地,等待着被真正了解。
2.因为大问题往往由大量错综复杂的小问题构成,所以从大问题中的一个小处着手比揣测宏观答案更能带来进展。
3.任何一种改变都是艰难的,但在小问题上带来改变的可能性,比在大问题上要大得多。
4.想得太大,从字面上就意味着缺乏精确度,甚至只是猜测。当你问小问题时,或许重要性降低了,但至少你更确定自己在说什么。
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在现实中行得通吗?
经验告诉我们,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我们在全球范围的灾难——交通事故死亡问题上做得不多,但我们强调过之前被忽视的一种高危行为:醉酒行走。与其解决企业盗用公款这个大问题,我们根据华盛顿一家家庭经营的面包圈递送店的数据,找出了会让人们在工作时产生偷盗行为的原因(例如槽糕的天气和压力大的假期)。尽管我们没有研究如何避免儿童被枪击身亡的悲剧,但我们找出了一个更致命的儿童杀手:后院泳池溺水事故。
这些小小的进展比起其他志同道合的浅显思考者的发现,显得更加微不足道。全球投入到教育改革领域的资金高达上万亿美元,通常集中在系统的某种彻底革新——小班教学、改善课程体系、增加考试等。但就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教育系统中的“原材料”——学生——往往会被忽略。会不会有小而简单并且廉价的介入方式,可以帮助到千百万学生呢?
我们发现四名儿童里就有一名视力欠佳,而高达60%的“问题学生”都有视力问题。你若看不清楚,便无法正常阅读,这会使学习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视力检查也往往不太严格,视力与学习的关系也很少被研究。
三位经济学家,保罗·格鲁维、艾伯特·帕克和赵蒙(音译),在中国碰巧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在较为贫穷、偏远的甘肃省进行实践研究。在大约2500名需要戴眼镜的四到六年级学生中,只有59个人戴了眼镜。所以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为其中一半学生免费提供眼镜,而另一半则一切照旧。一副眼镜大约15美元,这笔开销由世界银行承担。
新戴上眼镜的学生情况如何?在戴上眼镜的一年之后,参照考试成绩,他们比没戴眼镜的另一半学生多学了25%~50%的知识。感谢15美元一副的眼镜!
我们并不是说给学生配眼镜可以解决所有教育问题,完全不是这样。但当你一心往大处构思时,这种不起眼的小答案恰恰会轻易被你忽视。
[2]


另一个儿童式思考的基本原则是:别畏惧明显。
我们二人常常受公司或机构之邀,为其解决某些问题。进入公司之前,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往往不甚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帮上了忙,主意都是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产生的——始于零了解,我们会问内行人士永不会屈尊去问的问题。就像大多数人不愿说“我不知道”一样,他们也不愿问简单的问题,或观察藏在醒目之处的问题,因为那样做看上去不够老练。
我们之前提过堕胎与犯罪关系的研究,那个想法就萌发于从《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States)中看到的一组简单的数据。(经济学家只会把这类书籍当作消遣而草草翻阅。)
那些数据表明什么呢?不过是:美国堕胎数量在10年内从极少,增长到每年约160万例,很大程度上是受罗伊诉韦德一案的影响——最高法院判定了50个州堕胎合法化。
普通的聪明人看到这数字的增长,也许会立马跳到道德或政治的某种立场中。但是假如你依然能找到住在心中的那个孩子,你的第一反应或许是:哇塞!16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它一定影响了什么!
你若愿意挑战显而易见的东西,便会问出很多别人想不到的问题。为什么那个谈话时显得很聪明的四年级学生答不出黑板上的任何一道题?没错,酒驾很危险,那醉酒走路呢?如果溃疡是压力和辛辣食物造成的,那为什么压力不大、吃得清淡的人也会长溃疡呢?
就如爱因斯坦常说的那样:一切都应该越简单越好,而不是较简单。这种说法巧妙地指出了困扰着现代社会的矛盾:尽管我们对带来诸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复杂程序感激不尽,却同时也被它搞得晕头转向。我们很容易被复杂所迷惑,然而简单中也存有真理。
让我们暂时回到巴里·马歇尔——那个吞食细菌的澳大利亚英雄那里,他最终解开了溃疡的密码。你可记得,他的父亲是位工程师——在鸡肉包装厂、捕鲸船等地方工作。“我们家的车库里总是放着乙炔、氧乙炔、电动装置和机械装置。”他回忆道。他们曾一度住在留有很多军队残留物的废金属大院旁边。马歇尔整天都在里面兴高采烈地寻宝。“你能在那儿找到旧的鱼雷、漂亮的小发动机,还有高射炮——你还能坐在那儿摇它们的手柄。”
在医学院上学时,马歇尔发现他同学的父母大多是公司主管或律师。他说其他同学大多“从没有机会摆弄电动装置、各种管子、压力机等玩意儿”。马歇尔的动手能力在电击青蛙时,特别能够派上用场。
这种差异在马歇尔对人体的理解中也显示出来。医学史自然很长,偶有辉煌的时刻。尽管医学看似完全依赖科学,但其实它多多少少也受神学、诗歌甚至巫术的影响。因此,身体往往被看作一种难以捉摸的容器,被某种人类灵魂赋予了生命。这种观点认为,人体无比复杂,从某种角度讲是无法参透的。而马歇尔更多地把人体看作一个机器——当然是个奇妙的机器——它的运作基于工程学、化学和物理学的基本原则。虽然明显比旧鱼雷要复杂得多,但它依然可以被拆解、被摆弄,而且某些部位还可以被重新组装回去。
马歇尔也没有忽视患者胃里满是细菌这一明显事实。在那时的传统观念中,胃部环境过酸,细菌便无法存活。而事实上细菌的确活着。“看到它们的人总是把这点抛在脑后,直接去研究细菌下面的胃组织,”马歇尔说,“完全忽视布满胃组织表面的细菌。”
于是他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些见鬼的细菌在那儿干吗?”他接着证明了溃疡并不是垮掉的精神所致,更像是个爆了的轮胎——很容易修补,只要你知道方法。
你或许发现我们讲的故事里有一个共性——不论是解密溃疡病因、吃热狗,还是葡萄酒盲品:那些人在研究的过程中都自得其乐。魔鬼式思考者都喜欢追求乐趣。这也是像孩子一样思考带来的另一大好处。
孩子不怕大声说出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想打电动游戏时不会说要去听歌剧。他们要是想站起来跑几圈时,不会假装享受开会。孩子爱那份属于他们自己的大胆肆意,他们为身边的世界而着迷,没什么能阻止他们寻找乐趣的决心。
然而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奇怪的现象之一便是:大多数人在21岁生日过后,上述特质就神奇地消失了。
在某些领域里,乐趣——哪怕仅仅是看上去在享乐——都是不被允许的。政治领域如此,学术领域也不例外。尽管现如今一些公司已经开始以游戏化方式给工作增添乐趣,但大部分公司依然对乐趣敬而远之。
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听到享乐就紧蹙眉头?或许他们是怕显得自己不认真。但据我们所知,把一件事做好与严肃的外表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论证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最近涌现了很多针对“专家绩效”的研究,意在找出工作表现出色的原因。最令人惊讶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天生的才能被高估了:那些拥有杰出成就的人——不论是高尔夫球员、外科医生还是钢琴家——早年时往往都不是天才儿童,然而他们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成为专家。孜孜不倦地在一件对你来说没有乐趣的事情上努力,这可能吗?或许可能,但你我都做不到。
为什么乐趣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你爱你的工作(或是你支持的运动、你的家庭),你就会想要为其付出更多。你在临睡前和醒来后都会想到它,你的大脑会一直处于待命状态。当你如此投入时,你就会把比你更有天赋的人远远甩在后面。根据我们的经验,预测年轻经济学家和记者能否成功的最准确的指标,莫过于他们是否真的热爱所从事之事。如果他们把工作当成——嗯,仅仅是一份工作——便不太可能有多大的建树。但倘若他们认为,进行回归分析、采访从未谋面的人是世上最有意思的事,那他们就有希望成事。
或许最需要被注射一针乐趣的莫过于公共政策领域了。想想决策者通常是如何改变社会的:哄骗、恐吓或施压,为了使人们行为更加规范。潜台词就是说,如果一件事很有趣,比如赌博、吃芝士汉堡、把总统大选当成赌马,那么它一定是有害的。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与其否定追求趣味的冲动,为何不吸纳它并让它发挥更大的益处呢?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美国人不爱存钱,这一坏名声早就传开了。目前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只有大约4%。我们都知道要存一部分钱以便急用,也要为教育和养老储备资金。那为什么不把钱存起来呢?因为花钱比把钱锁在银行里要有趣多了!
与此同时,美国人一年花在彩票上的钱接近600亿美元。不可否认,买彩票很有趣。然而很多人把它当成了一项投资。将近40%的低收入成年人把买彩票当成他们最有可能赚大钱的机会。因此,低收入人群买彩票的开支所占工资的比例远大于高收入人群。
不幸的是,买彩票是个不明智的投资。通常回本率只有60%,比任何赌场或赛马场的回本率都低不少。所以你每“投资”100美元,便可“期待”40美元的损失。
我们能否利用买彩票的乐趣来帮助人们存钱呢?这就是抽奖储蓄(prize-linked savings)背后的构思。它是这样运作的:把本来用于买彩票的100美元存在银行账户里。假设现行存款利率是1%,你必须同意放弃一部分利息,比如0.25%,所有人放弃的那部分资金会被集中在一起。这些钱用来做什么呢?定期发放给随机抽选的中奖者——就像中彩票那样!
抽奖储蓄账户不会一次发放数百万美元的累计奖金,因为奖金来自利息而非本金。而它真正的好处在于:即便你从未中奖,你也不会亏本(还有固定利息)。因此有人称其为“保本彩票”。这种账户帮助了全世界的人存钱,而不是把血汗钱砸在彩票上。在密歇根州,几家信用社联合推出了名叫“存钱赚钱”的抽奖储蓄试点项目。第一位获奖者是86岁的老太太比利·琼·史密斯。她仅存了75美元,却中了10万美元。
尽管美国已经有几个州尝试推出了类似项目,但它并没有真正风靡全美。为什么呢?大多数州禁止成立抽奖储蓄账户,因为它属于彩票性质,而州法通常只允许一个机构出售彩票,那就是州政府。(多成功的垄断,你懂的。)除此之外,联邦法律目前禁止银行运作彩票业务。你也无法指责那些想独自占有每年600亿美元彩票盈利权的政客们。你只需记住,不论你有多喜欢买彩票,州政府从中得到的乐趣只会更大——因为他们稳赚不赔。
现在请思考另一个大挑战:为慈善项目募款。最常见的方式——我们将在第六章中仔细探讨——往往伴有让人揪心的苦难儿童或受虐动物的照片,仿佛募捐的秘密就在于使人产生无法承受的罪恶感。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呢?
人们喜欢赌博,尤其是在网上赌博。不过直到撰写此书时,真正拿实钱在网上赌博在美国都是违法的。尽管如此,美国人依然如此爱赌,以至于数千万人花了数十亿美元去玩虚拟老虎机,经营虚拟农场,从中得不到一分钱。即便他们真赢了,钱也会被经营网站的公司吞去。
所以请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付20美元玩虚拟老虎机和虚拟农场,那你是希望这些钱被Facebook(脸谱网)或Zynga社交游戏公司赚去,还是捐给慈善项目呢?如果美国癌症协会推出一款同样吸引人的网络游戏,你是否更愿意把钱付给癌症协会?一边玩游戏一边改善世界,岂不是更加有趣?
这就是我们最近帮忙建立SpinForGood.com网站时的假设。这是个社交游戏网站,玩家互相竞技,赢者把收益捐献给他们喜爱的慈善组织。或许这不如自己留下收益有趣,但总比把钱扔给Facebook或Zynga要好。
寻找乐趣、浅显思考、不惧惯俗——这些都是孩子们惯常的行为,而至少我们认为,成年人若能保留住这些特质,将会受益匪浅。不过我们的证据足够证明这点吗?
让我们思考下述情景,孩子比有更多经验、接受了更多训练、本该更加老练的成人表现得更好。想象你是一名魔术师。如果你一生都是让你在愚弄成人观众还是儿童观众之间做选择,你会怎样选?
显然答案应该是儿童。毕竟成年人懂得更多。然而实际上,孩子更难骗。“每个魔术师都会这样告诉你。”亚历克斯·斯通在其著作《像魔术师一样思考》(Fooling Houdini)中探索了幻象背后的科学。“当你真正开始观察魔术和里面的门道时——魔术师愚弄观众的每个手法——你便会开始问一些深刻的问题了,”他说,“比如,我们是如何感知现实的?我们感知到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我们对记忆的信任能到什么程度?”
斯通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也当了一辈子魔术师。他第一次表演是在6岁生日派对上。“表演得不好,”他说,“看我表演的人都起哄了。太糟糕了,准备得不够充分。”他不断进步,后来曾为各种观众群体表演过魔术,包括生物、物理等领域的尖端学者。“你会认为科学家很难骗,”他说,“但他们真的还蛮好骗的。”
斯通变的很多魔术中都用到了“双提牌”这个常见手法,也就是魔术师把两张牌当作一张展示。用这种方法,魔术师可以展示“给你看的牌”,然后看似把它洗入牌中,最后让它重新出现在最上端。斯通说:“这是非常有效的手法,简单却有说服力。”斯通表演过上万次双提牌戏法。“在过去10年里,我被成年的外行人揭穿过大约两次,却被孩子揭穿过很多次。”
为什么孩子难骗得多?斯通列出了下述几个原因:
1.魔术师不停地控制、牵引着观众的注意力,意在吸
引他们的视线去看魔术师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成年人很容易上当,因为他们一生都在接受跟随这些信号的训练。斯通说:“智商和是否易被愚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
2.成人的确比孩子更能“集中注意力”,或者说一次只能关注一件事。“这对于完成任务来讲很有帮助,”斯通说,“但也使你更易被误导。”小孩的注意力“比较涣散,因此也更难被骗”。
3.小孩对条条框框的东西并不买账。“他们没有对这个世界的设想和期待,”斯通说,“而魔术则完完全全是要颠覆你的设想与期待的。当你假装在洗牌时,孩子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在洗牌。”
4.小孩们的好奇发自内心。根据斯通的经验,大人往往一门心思揭穿魔术,以显示自己比魔术师更厉害(这种人叫作“锤子”)。然而孩子“是真的在琢磨魔术是怎样变的,因为孩子天性如此——想探究这个世界”。
5.从某种角度说,孩子就是比成人敏锐。“年纪越大,感知力越迟钝,”斯通说,“我们18岁以后就不太有什么发现了。所以魔术师在用到双提牌时,孩子或许会发现一张牌和两张牌的厚度是不同的。”
6.小孩不会把一个魔术想得太复杂。然而成人却总是在寻找不明显的解释。“看看那些人编出来的理论吧!”斯通说,其实大部分魔术都比较简单,“但人们能想出最烦琐、最荒唐的解释。他们会说:‘你把我催眠了!’或者‘当你给我看那张A时,它其实不是A,只是你让我相信它是A,对不对?’他们不明白那只是张你想让他们看到的牌。”
斯通最后指出了一个与思维无关,但能帮助孩子们揭秘的优势:他们的身高。斯通变的大多是近景魔术。“你必须平视或俯视。”然而孩子们都是仰视的。“我喜欢一个让硬币前后跳跃的魔术,实际上你是在用手背控制硬币,但小孩要是太矮,就有可能会看到。”
所以孩子们因为矮小,就可以把一个费力设计的、供人俯视的程序一眼看穿。除非你是魔术师,否则永远无法发现这个优势。这是个展现魔鬼式思维的完美例子,有时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便有可能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建议你以8岁小孩为榜样重塑一切行为习惯。这样做产生的问题肯定比它能解决的多。然而如果我们都能把一部分童年的直觉带到成人世界里,那不是很好吗?那样,我们会说更多忠于自己的话,问更多我们在乎的问题,甚至能够甩掉一部分最危险的成人特质:虚伪。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著作涉及各种题材,其中包括儿童读物。在一篇名为“我为何为儿童写作”的文章中,他解释了其中的吸引力。“孩子们读的是书,而非书评,”他写道,“他们才不在乎评论家怎么说。”而且,“当一本书内容很无聊时,他们会毫不遮掩地打哈欠,不会觉得羞耻,不会畏惧权威”。最好的——也是每个作家都为之欣慰的——莫过于孩子们“不期待他们心爱的作家能救赎人性”。
所以请你在读完这本书后,把它送给一个小孩。

[1] 我们甚至不清楚“深奥”(sophistication)是否有追求的价值。这个词来自希腊语“sophists”,意为“四处游走的哲学和修辞学老师,他们不在乎名声”。一位学者写道,“比起探索真相,他们更在乎赢得一场辩论”。

[2] 有趣的是,约30%获得免费眼镜的中国儿童并不想戴眼镜。他们担心儿时戴眼镜,时间长了,最终会伤害眼睛。他们还害怕被嘲笑。“四眼”耻辱在大多数地区已逆转,尤其在美国——明星和顶级运动员会佩戴无度数眼镜,仅作为流行饰品。据估计,数百万美国人长期佩戴平光镜。



我险些被送进关塔那摩
列维特
昨天,我去西棕榈滩机场
[3]
 想乘机返回芝加哥,却看到出发时刻表上我那趟航班的起飞时间写着“延误”,它们甚至懒得撒谎说飞机在短期内会起飞。
一番侦查之后,我发现另一家航空公司有另一趟航班能载我回家。我买了张单程票,走向机场安检。
当然,最后一刻购买单程票的行为触发了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警报灯和警报器。所以,从队伍里被拉了出来,接受搜查。先是全身搜查,然后是行李。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最新的研究会让我惹上麻烦。近来,我一直在认真思考恐怖主义。我在登机行李中放的东西里有一份对“9·11”恐怖活动的详细描述,通篇都是每名恐怖分子的照片和背景信息。此外,还有我对恐怖分子的动机、潜在目标等所做的几页潦草笔记,这也是安检员从我包里拿出的第一样东西。原本愉悦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四名运输安全管理局职员突然将我包围起来。他们对我的解释似乎并不买账,上司过来后,一名安检员说:“他自称是研究恐怖主义的经济学教授。”
他们继续将我两个包里的每件物品都拿了出来。清空我的书包花了很长时间,这个包有12个独立的口袋,每个口袋都装着零碎的废物。
“这是什么?”安检员问道。
“这是《怪物公司》的唇膏和钥匙扣。”我回答道。
于是就这样检查了30分钟。除了唇膏之外,他尤其感兴趣的是我的护照(所幸确实是我本人的)、我的幻灯片演示文稿、在书包缝隙里随意丢弃的药片(由于多年不见天日,沾满了纱布和铅笔头)和一本破旧的书(《当好人遇到坏事》)。
最后他总算相信了我确实是自己人,让我登上了去芝加哥的飞机。谢天谢地,我把我那本最近在博客里写过的恐怖分子手册留在了家里,否则我就得直接飞往古巴了。



想阻止气候变暖?用烟囱捅破天吧!
某些新创意,不论其用途多大,都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世人的反感。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人体器官市场即为一例,尽管这个市场每年可能会挽救数千条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点子也的确能经受住人们的质疑和唾骂,最终变为现实。对贷款征收利息,出售人体精子和卵子,因自己的至爱早年离世而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当然,这里讲的是人身险问题)。如今,为了确保家庭无后顾之忧,购买人身险已成为通常做法了。直到19世纪中叶,人身险还被视为“亵渎神灵之举”,正如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所写的:“这种做法是将神圣的死亡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商品。”
“布迪科的毯子”方案可能让人无法接受,因此也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实施。故意污染?在同温层上做文章?全球气候由来自西雅图的几个傲慢自大的家伙负责?没错,气候科学泰斗(例如保罗·克鲁岑和肯·卡尔代拉)的确是支持这项计划的。但是,他们不过是科学家罢了,这场战斗中的真正高人是阿尔·戈尔这类人。
“说到底,”戈尔说,“我认为那就是扯淡。”
如果指向天空的软塑料管方案没有获得认可,那么高智发明公司还有一个方案,以同样的自然科学为基础,但是引发的反感程度就要略微小点。研究已发现,让地球降温所需的同温层二氧化硫量,只与为数不多的燃煤发电厂已排放的含硫黑烟量相当。第二种方案就是,选择少数几个选址具有战略意义的燃煤发电厂,将其烟囱向天空延伸。因此,烟囱冒出的含硫烟雾就不会仅仅上升几百英尺,而是大约18英里,进入同温层,如此一来,含硫烟雾就会与通过园艺软塑料管向天空喷洒液态二氧化硫一样,具有同样的降温效应。
这个方案十分诱人,因为这的确只是利用现有污染,没有增加污染。长达近18英里的烟囱,听起来可能很难实现,但高智发明公司却已搞清怎么做:在现有燃煤发电厂的烟囱上,固定一个细长的热气球,形成一个向上的通道,让含硫热气利用自身浮力进入同温层。他们给这个项目起的绰号,自然就是“冲向云霄的烟囱”。
如果连这个点子也令人不快的话,那么高智发明公司还有截然不同的、差不多全在天上实施的计划:让天空充满团团白云。
这是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想出的点子。莱瑟姆是一位英国气候科学家,如今已近70岁,温文尔雅、声音柔和,还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诗人。最近,他也加入了高智发明团队。当年他带着8岁大的儿子迈克登上了北威尔士的一座山峰,远眺日落景色,他的儿子埋怨说那些云太耀眼了,像“雾气腾腾的镜子”。
一语中的。
“总的来说,云层的作用就在于降温。”莱瑟姆说,“如果天空没有云层,那么地球就会比现在热很多。”
即使是人造的云,例如飞机产生的凝结尾迹,也有制冷效果。“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所有商业航班禁飞三天。对全美4000多个气象站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科学家发现,凝结尾迹的突然消失,导致了地面温度发生显著变化——上升1.1摄氏度。
云层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空气的上升运动、水蒸气,以及被称为云凝结核的固体微粒。飞机在飞行时,尾气中的微粒就扮演云凝结核的角色。在接近地面的上空,则由灰尘微粒担任云凝结核。莱瑟姆解释说,但在全球的大洋上空,有利于云层形成的凝结核就少之又少,因此云层中的小微粒也太少,其反射作用也就很有限了。于是,更多的阳光就会到达地表。对于大洋而言,因为色调暗淡,所以尤其能吸收太阳热量。
根据莱瑟姆的计算,只要将大洋上空云层的反射性提高10%~12%,就会产生极大的降温效果,甚至能抵消当前两倍的温室气体总量造成的变暖效应。他的方案就是:利用大洋自身形成更多的云层。
碰巧的是,海水激起的富含盐分的飞沫为云层形成提供了绝佳的凝结核。你只要将那些飞沫弄到高于海平面几码的空气中就行了。在那个高度,飞沫会自然地升高,直到到达适合云层形成的高度。
高智发明公司已研究了实施这个计划的多种方法。截至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个方法是这样的:由史蒂芬·索尔特设计一批风动的玻璃纤维船只,在船内装上涡轮,这样就能产生足够的向上推力,将飞沫源源不断地往上送。由于不使用电力发动机,所以也就不会制造污染。仅仅需要海水和空气,而且这是免费的。飞沫量(以及直接相关的云层反射量)可以很容易调节。云层也不会接近陆地,在陆地上,阳光对农业是十分重要的。预估成本:第一台原型机问世的成本少于5000万美元,维持一批规模足够大的船队,进而(至少)在2050年之前抵消温室效应,那还要花上几十亿美元。在解决令人苦不堪言的难题的所有方案中,实在难以想出一个比约翰·莱瑟姆的“雾气腾腾的镜子”还要巧妙、简单、便宜的方法:这是地球工程学,也是环保人士所追求的最环保的计划。
尽管点子令人叫绝,但是梅尔沃德担心,即使最好的方案几乎也不会博得某类环保主义阵营的好感。对他而言,这似乎没有道理。
他说:“如果你认为,那些令人恐惧的情节真的会发生,或仅仅认为有这种可能性,那么你也应承认仅仅依靠减少碳排放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出路。”换句话说,深信碳排放将引发全球变暖的毁灭性后果,同时认为只要减少碳排放就能避免此类灾难的发生,是不符合逻辑的。“即使我们竭尽全力减少碳排放,那种可怕的后果还是有可能会发生,正源于此,我们现在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地球工程学。”
与此同时,阿尔·戈尔则在用他自己的逻辑来反击。“我们每天向大气排放的导致全球升温的污染物为7000万吨,如果我们连制止排放的方法也想不出来,我们又怎么能确切地弄清如何来抵消其不利效应呢?”
然而,如果你以冷血的经济学家的思维,而不是像热心的人道主义者那样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戈尔的推理就不上路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如何阻止环境污染活动,而是不想阻止,或者说不愿为此投入成本。
记住,大多数污染是我们的消费活动产生的负面效应。工程学或物理学固然复杂艰深,但是要让人类改变行为则极有可能难度更大。目前限制消费活动的回报太小,对过度消费活动的惩罚也太轻。戈尔和其他环保斗士积极呼吁人类减少消费,进而减少污染。没错,这是一个崇高的使命。然而,从激励或惩罚角度看,这种呼吁的号召力并不是很强。而且要大众都改变行为,听起来固然令人着迷,然而令人郁闷的是,这难以做到。只要问问塞梅尔维斯就知道了。



切勿提醒罪犯他们是罪犯
列维特
长久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对启动效应
[1]
 的作用争执不下,即微妙的暗示与提醒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力量。例如,有多篇学术论文发现,如果你让一位女性写下自己的名字并圈出自己的性别,然后接受数学测试,她的成绩会远低于只让她写名字的情况。其理论是,女性自认为不擅长数学,将性别圈出的行为提醒了她们自己身为女性,理应不擅长数学。我一直对这些结果将信将疑(在我和罗兰·弗赖尔与约翰·利斯特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我也确实没能复制这些结果),因为性别是我们身份认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难相信女性是女性还需要我们提醒!
有一项很有意思的新研究名为“坏小子:罪犯身份对欺诈行为的影响”,在研究中,阿兰·科恩、米歇尔·安德烈·马雷夏尔和托马斯·诺尔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启动效应现象。他们去一家重度警戒监狱,让囚犯在私下里掷硬币,然后上报硬币为“正面”的次数。他们掷出的“正面”越多,所得到的金钱奖励就越多。虽然作者无法辨别任意一名囚犯是否诚实,但他们知道平均下来,掷出“正面”的概率应为一半,所以他们可以估算出总体的欺诈行为有多严重。在进行研究之前,他们让一半的囚犯回答“罪名是什么”这一问题,让另一半回答“平均一周看多少小时电视”这一问题。结果被问到罪名的人上报的“正面”概率为66%,而被问到看电视时间的人上报的“正面”概率“仅”为60%。
相比于普通人,囚犯的欺诈倾向有多高?他们让普通公民参加同样的游戏,硬币掷出“正面”的概率为56%。
那么对罪名提出的问题究竟有多大影响呢?相比于出现启动效应的囚犯所做出的行为,被问到看电视时间的囚犯所做出的行为实际上更接近于普通公民。
作为经济学家,我痛恨启动效应会产生影响的理论。作为实证主义者,我想我最好习以为常。



主场优势有多大?原因何在?
都伯纳
主队是否真的有优势?
当然有。在《得分》一书中,托比·莫斯科维茨和乔恩·沃特海姆笼统地编写了所有重要体育项目的主队获胜比例。有的数据起始时间要早于其他数据(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数据始于1903年,美国橄榄球大联盟的数据开始于1966年,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始于2002年),但数据规模都很大,足以从中得出结论:
表1 各联盟主队的胜率


所以,主场优势的存在毋庸置疑。实际上,列维特曾经写过一篇学术论文,探讨了在主场黑马球队身上下注(嘘!)的聪明之处,我们在《纽约时报》做过进一步的阐述。
但为何存在主场优势?有多种理论值得思考,包括:
“在自己床上睡觉”和“吃自家做的菜”。
对主队球场更加熟悉
观众的支持
这几条都言之有理,不是吗?在《得分》一书中,莫斯科维茨和沃特海姆收集数据,以验证各种各样的流行理论。读到他们的结论,你或许会大吃一惊(甚至还可能大失所望):
运动员主场作战时,棒球球员的击球或投球似乎并无改善……橄榄球球员的传球也不见好。观众似乎对主队并无帮助,对客队也没有造成伤害。我们将“旅途劳顿”从列表上划掉了,而且客队在赛程上面临的不利虽然可以解释一部分主场优势,尤其是大学体育,但在许多体育项目中,却无关紧要。
那么,如果说这些流行的说法难以解释主场优势,又有什么可以解释呢?
一言以蔽之——裁判。莫斯科维茨和沃特海姆发现,基本上,无论是棒球比赛的三振出局,还是足球比赛中的犯规被罚点球,主队都会受到裁判的轻微偏袒。(值得注意的是,足球裁判所掌握的判罚自由对比赛结果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其他体育项目的裁判,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全世界足球比赛的主场优势都要大于其他任何职业体育项目。)
然而,莫斯科维茨和沃特海姆也澄清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裁判的偏袒行为很有可能是不由自主的。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裁判并非有意决定要让主队占优。相反,作为和其他人一样的社会性动物(和凡人),他们被主场观众的情感同化了,偶尔会做出判罚,取悦近在咫尺的喧闹人群。
在支持这一理论的阵营中,最有说服力(且最聪明)的观点之一来自托马斯·多曼的一篇研究论文。该论文探讨了德甲(德国顶级足球联赛)中的主场优势。
多曼发现,在足球场周围有跑道环绕的球场中,主场优势要小于无跑道球场。
为什么?
显然,在观众座席距离球场更近的情况下,裁判更容易受到主场观众的情绪感染。或者用多曼的话来说:
尽管对裁判来说,保持公正不阿是增加再执法可能性的最佳做法,但球场内的社会氛围导致他们出现偏袒。
所以看起来,观众的支持确实有影响,但影响方式却与你想当然的方式不同。下次在橄榄球比赛中声嘶力竭的时候,切记这一点,但要确定你知道自己应该对谁喊。



第二章 承认自己不知道
当你纠结于对与错时,不论是水力压裂法、枪支管制还是转基因食物,很容易忽视问题的本质。道德指南针会说服你相信答案显而易见(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它会告诉你有明显的对错之分(而通常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最糟糕的是,它会让你确定自己已懂得关于此话题的一切,于是便不再汲取新知识。
听一个简单的故事并回答几个问题。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叫玛丽的小女孩跟着妈妈和哥哥去海边。他们是开着红色的车去的。到海边后他们游泳、吃冰激凌、玩沙子,午餐是三明治。
问题是:
1.他们的车子是什么颜色的?
2.他们午餐吃的是炸鱼和薯条吗?
3.他们在车里听音乐了吗?
4.他们午餐喝柠檬汁了吗?
回答得如何?研究人员问了英国一群5~9岁儿童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你和他们的答案做个比较吧。几乎所有孩子都答对了前两题(“红色”和“不是”)。不过后两题答得可不太好。为什么呢?那两道题无解——故事里没有给出足够的信息。然而竟然有76%的孩子还是用“是”与“不是”回答了后两题。
这些试图在回答简单问题时蒙混过关的孩子都有当商人和政治家的潜质,在政商界,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还有不知道的事。人们一直说,英文中最难以启齿的三个字是“I love you”(“我爱你”)。我们完全不同意!对大多数人而言,最难以启齿的是“I don’t know”(“我不知道”)。多么可惜,你若不承认自己不知道,那几乎就不可能学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在我们探究编造答案这一行为的原因前——包括这么做的代价和相应的解决方案,让我们先弄清楚我们口中的“知道”究竟是什么含义。
当然知识也是分不同层面和类别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是“已知事实”,即那些可以被科学证实的东西。(就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名言:“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却无权拥有属于自己的事实。”)你若执意认为水的化学式是HO2 而非H2 O,那么早晚会有人证明你是错的。
另外,我们还相信“信仰”,但信仰很难得到证实。这类话题中存在着更多的异议,例如,魔鬼真的存在吗?
我们在一次全球性的问卷调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参与调查的国家里,下面五个国家相信魔鬼存在的人数最多:
1.马耳他(84.5%)
2.北爱尔兰(75.6%)
3.美国(69.1%)
4.爱尔兰(55.3%)
5.加拿大(42.9%)
下面五个国家相信魔鬼存在的人数最少:
1.拉脱维亚(9.1%)
2.保加利亚(9.6%)
3.丹麦(10.4%)
4.瑞典(12.0%)
5.捷克(12.8%)
在如此简单的问题上,答案为何有如此大的分歧?看来马耳他人和拉脱维亚人,有一方根本不知道自认为知道的事。
好吧,或许魔鬼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太脱离生活了。那让我们看看另外一类介于观念和事实之间的问题吧:
据报道,一群阿拉伯人在9月11日那天对美国发动了恐怖袭击。你认为这个陈述正确与否?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问题很荒谬:当然是正确的了!不过当我们在穆斯林国家问起这个问题时,却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只有20%的印尼人、11%的科威特人和4%的巴基斯坦人同意这个陈述。(当问起究竟是谁的责任时,他们通常会说是以色列人、美国政府或“非穆斯林恐怖组织”。)
这么说来,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事可能纯粹是被政治或宗教观念所左右的。这个世界还充斥着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口中的“谬论开发者”,即那些“为提升经济或政治利益而传输信仰”的政治、宗教及商业领袖。
这本身就够麻烦了,然而我们还习惯性地不懂装懂,使得问题更加棘手。
思考一些政治家和商业领袖每天都要面临的大问题吧。阻止大规模枪击事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水力压裂法的好处能盖过它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吗?如果我们允许憎恨我们的中东独裁者当权,又会发生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靠罗列事实,它需要判断力、直觉以及对结果的猜测。再者,这都是多层面因果问题,也就是说结果既飘渺又微妙。在复杂问题面前,我们很难精确地指出某种既定结果的成因。对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当真减少了犯罪行为,还是它只是原因之一?经济停滞是因为税率太高,还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和油价的飙升?
换言之,真正“知道”引发已知问题的原因或解决已知问题的办法是极其困难的——这还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想象一下,预测某因素对未来的影响又将困难多少倍。就如尼尔斯·玻尔常说的那样:“预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预测。”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专家说他们知道未来将如何展开。这些专家不光是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还包括体育权威、股票大师,当然还少不了气象学者。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是像那些英国小朋友一样,只是在虚张声势?
最近几年,学者开始系统地追踪各领域专家做过的预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泰特洛克的研究。他的研究焦点在政治领域。泰特洛克选择了近300名专家,包括政府官员、政治学学者、国家安全专家以及经济学家,并记录了他们在过去20年间做出的上千个预测。例如:在民主国家中,比如巴西,目前的多数党在下届选举后会保持、削弱还是加强民主建设?或者在非民主国家中,比如叙利亚,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接下来5年内会发生改变吗?10年呢?如果会改变,又是朝哪个方向呢?
泰特洛克的研究结果有如清醒剂。他说这些专家中的专家——96%的人拥有研究生学历——“知道的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多”。他们的预测有多准确呢?“比掷飞镖的猩猩好不了多少。”泰特洛克以他一贯的玩笑口气说道。
“哦,那个掷飞镖的猩猩的对比常常令我不安,”他说,“不过跟我们的控制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来比的话,专家们还是略胜一筹的。但跟外推法演算系统比较,他们处在下风。”
而这“外推法演算系统”不过是一个预测“现状不变”的电脑程序,也就是电脑说“我不知道”。
一家名为“CXO顾问组”的公司进行的类似调查发现,股票专家数年内6000多个预测,准确率只有47.4%。掷飞镖的猩猩估计也能有差不多的成绩。然而当考虑到投资管理费时,猩猩会帮你省下不少钱。
我们问泰特洛克特别不善预测的人有怎样的特征,而他只用了一个词——武断。也就是说,不知道还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知道。泰特洛克与其他参与研究专家预测的学者发现,这些专家,用泰特洛克的话来说,往往都“极端自负”,即便他们的预测已被证明是彻底错误的。傲慢与谬误,这是致命的组合,尤其在还有更明智的选择存在时:你只需承认未来比想象中难以预测。
可惜,做到的人少之又少。精明人喜欢做能使他们看上去很聪明的预测,不论结果有多荒谬。这种现象在《红鲱鱼》杂志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被描述得淋漓尽致。文章名叫“为何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是错误的”(Why Most Economists’ Predictions Are Wrong)。作者保罗·克鲁格曼本身也是经济学家,后来还得了诺贝尔奖
[1]
 。克鲁格曼指出,太多经济学家预测错误是因为他们高估了未来科技的影响力。继而他自己做了几个预测。其中之一便是:“互联网的发展会大幅放缓,因为梅特卡夫定律,即‘网络的潜在连接量与联网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多数人之间没有那么多互动的需要!到2005年时,我们就会看到网络对经济的意义不会大过传真机。”
在我们撰写本书时,仅谷歌、亚马逊和脸谱网三家企业的资本市值已超过7000亿美元,超过了18个国家GDP的总和。如果再算上苹果公司,它虽不是互联网公司,却无法脱离互联网而存在——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2万亿美元,肯定能买不少传真机。
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像托马斯·萨金特那样的经济学家。他因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在通货膨胀和利率方面,估计萨金特忘记的比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知道的还多。盟友银行(AllyBank)几年前为带有“利率调高”功能的定期储蓄业务拍摄广告时,邀请萨金特担纲主演。
广告的布景选在一个大礼堂,让人想起大学的俱乐部:华丽的吊灯,整齐的书架,墙上挂着名人的照片。萨金特王者般坐在皮制的俱乐部椅上,等待着主持人的开场白。
主持人: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托马斯·萨金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世界上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萨金特教授,您能告诉我们两年后的定期储蓄利率吗?
萨金特:不能。
仅此而已。旁白说道:“他若不能,没有人能”——所以你需要利率可调整的定期储蓄。这广告真是天才之作。为什么?因为萨金特面对这个无解的问题给出了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做不到,因而显得很荒谬。
我们对外界事物不如我们想象中了解得多,其实我们连自己都不甚了解。大多数人连最简单的评估自己的才能都做得很糟糕。就如两位心理学家最近发表在一份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所述:“尽管我们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最长,但对自身技能的了解却少得惊人。”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当被问到自己的驾驶技巧时,约80%的人认为自己优于一般驾驶者。
让我们假设你在某一方面很出色,是某领域真正的大师,就如托马斯·萨金特那样。这意味着你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出色吗?
大量调查证明,答案是否定的。这里的意味简单而有力:你在某一方面出色并不代表你样样出色。很可惜,这一事实常被(请深呼吸)“习惯对个人知识或本领以外的事物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人”所忽略。
对自身能力不切实际的高估以及不愿承认自己并不了解某些事物,毫无疑问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孩为那个海滩问题编造答案并没有引发后果——他们不愿说“我不知道”并不会给任何人造成损失,但现实世界里就不同了,不懂装懂的社会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思考一下伊拉克战争。它的爆发主要是因为美国宣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与基地组织相互勾结。毋庸置疑,原因远不止于此,还有政治、石油,或许报复性因素,但基地组织和武器是战争爆发的关键。8年、8000亿美元、将近4500个美国人和至少10万伊拉克人死亡,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当初散布言论的人能够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这一切又将如何发展。
就如温热潮湿的空气是散播致命病毒的导体一样,政界和商界凭借他们古老的架构、复杂的产出、模糊的因果分析,散播着以事实姿态呈现的猜测。这是因为,这些做大胆猜测的人通常不用担负责任!当事情发生,人们意识到那些人不懂装懂时,骗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不懂装懂会带来破坏性后果,那为何人们还在继续不懂装懂呢?
这很简单,说“我不知道”的代价通常比出错的代价还要高——至少对说话者本身如此。
回想那个准备罚点球的足球运动员。踢向中央成功率更高,而踢向角落则更易保住名誉。所以他踢向角落。每当我们不懂装懂时,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保护个人名声而非提升整体利益。我们都不愿因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事而显得愚蠢或至少被人比下去。装懂的诱因太强大了。
这些诱因还解释了为何那么多人喜欢预测未来。巨大的回报等待着每个大胆做出碰巧正确预测的人。如果你成功预测股市在一年内会增加两倍,那么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你都会在人们的歌颂中度过(还会有人付高价请你继续预测未来)。如果股市大跌而非增加两倍呢?没关系。反正别人早已忘了你的预测。因为没什么人有记录他人预测失误的强烈动机,假装知道未来的代价几乎为零。
2011年,一位年迈的基督教电台传教士哈罗德·康平上了头条——他预测世界末日会在当年5月21日(周六)到来。他警告大家,灾难将至,70亿人口中,除了铁杆信徒都将毁灭。
朋友年幼的儿子看了那条新闻后十分害怕。他爸爸向他保证,康平的预测是没有根据的,但小男孩依然焦虑不安。5月21日将至前的几个夜晚,他都是哭着入睡的;这种经历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糟糕。然而周六的黎明到来了,明亮而清晰——世界没有崩塌。而10岁小孩的逞能使小男孩拒绝承认自己曾经害怕过。
他父亲问他:“就算你没怕过,你觉得现在哈罗德·康平会怎样呢?”
“哦,那很简单,”男孩说,“他们应该把他拉出去枪毙。”
这惩罚好像有些极端,但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糟糕的预测若不被惩罚,又怎能阻止它们的一再出现?罗马尼亚最近推出了一项举措。那个国家盛产“女巫”——靠预知未来谋生的女人。立法者决定女巫应该受到管理、被征税,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们要为每个错误的预测缴纳罚金甚至被监禁。毫不意外,女巫们都很沮丧。一个女巫以她最擅长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她威胁要用猫屎和狗尸降咒于这些政客。
还有一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会高估自己的所知。这与我们每个人随身携带的道德指南针有关,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
每个人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建起自己的道德指南针(当然有的精确些,有的模糊些)。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好事。谁想在对错不分的世界里生活呢?
然而当我们试图解决问题时,最好还是先抛开这个道德指南针。
为什么?
当你纠结于对与错时,不论是水力压裂法、枪支管制还是转基因食物,很容易忽视问题的本质。道德指南针会说服你相信答案显而易见(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它会告诉你有明显的对错之分(而通常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最糟糕的是,它会让你确定自己已懂得关于此话题的一切,于是便不再汲取新知识。
几个世纪前,水手们就发现指南针偶尔不稳定,会使他们偏离航线。这是因为船上越来越多的金属制品,比如铁钉、其他工具与硬件,甚至水桶和按钮都会干扰指南针的磁场。逐渐地,水手们懂得要把金属制品放在离指南针尽可能远的地方。提到这种规避措施,我们并非要你彻底丢弃道德指南针,绝不是这样,仅仅是要你暂时把它放在一边,不让它扰乱你的视线。
思考一下类似于自杀的问题。它涉及太多道德顾虑,以至于我们很少在公共场合提及,仿佛我们用一块黑帘子罩住了整个话题。
而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全美每年约有38000人自杀,是遭凶杀人数的两倍还多。几乎在每一个年龄层中,自杀都排在死亡原因的前10位。因为讨论自杀触及强烈的道德禁忌,所以这些事实鲜为人知。
在写这本书时,美国的凶杀率降到了50年来的最低。交通事故死亡率也处于历史最低点,比20世纪70年代下降了2/3。整体人口的自杀率则几乎纹丝未动,而15~24岁人口中的自杀率在过去几十年内还增加了两倍。
也许有人会想,在研究了过去大多数自杀案例之后,已经找不到新的自杀缘由了。
新泽西州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心理学教授戴维·莱斯特在自杀课题上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更有研究。他研究的时间更长,内容更深入,角度也更多。他研习了2500多份学术资料,探索了自杀与一系列因素之间的关系,包括酒精、愤怒、抗抑郁药、星座、机体组织、血型、体型、抑郁症、药物滥用、枪支管制、幸福感、假期、互联网使用、智商、精神疾病、偏头痛、月相、音乐、国歌歌词、性格类型、性别、吸烟、精神生活、看电视以及开阔空间。
莱斯特从研究中得出了关于自杀的重大、标准的理论结果了吗?还差很远。到目前为止,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念。你可以称之为“无处归咎责任”自杀理论。你可能认为生活艰辛的人更有可能自杀,实际上莱斯特和其他人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生活质量较高的人群中,自杀行为更为常见。
“假如你活得不开心,并且有怪罪的对象,比如政府、经济等,这些对象多多少少能防止你自杀,”莱斯特说,“而当你的忧郁并无可归咎的外在对象时,你才更有可能自杀。我一直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为何非裔美国人的自杀率较低,盲人复明后为何常出现自杀倾向,以及青春期少年的自杀率为何与他们的生活水平成正比。”
尽管如此,莱斯特承认他和其他专家对自杀问题的理解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对很多方面还不甚了解,比如在企图自杀之前寻求或得到帮助的人占比多少。我们对“自杀冲动”也知之甚少——从决定自杀到付诸行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甚至不清楚自杀者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比例。莱斯特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争议,估算数据范围在5%~94%之间。
“人们认为我应该知道‘人为什么自杀’这类问题的答案,”莱斯特说,“而我和朋友们闲暇时常常承认自己真的不知道人为何想要自杀。”
如果连戴维·莱斯特这种专业领域的世界权威都愿意承认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我们岂不是更应去学习?那么,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学习的关键是反馈。没有反馈是很难学到任何东西的。
想象自己是史上第一个试图制作面包的人,但你不能通过实际烘焙来检验配方。当然,你可以任意调整配方。可是你若不能实际烘焙并品尝成品,又怎么会知道是否成功呢?面粉与水的比例究竟该是3∶1还是2∶1呢?加入盐、油或酵母,抑或动物粪便,会有怎样的效果呢?烘焙前要醒面吗?醒多久?在什么环境中醒面?需要烘焙多久?烘焙温度是多少?
即便有了很好的反馈,学习也是需要时间的。(想想最初烘焙的一些面包有多糟糕!)但没有反馈,一丁点儿都学不到,你会永远犯同样的错误。
幸亏我们的祖先研究出了烘焙面包的方法,之后我们又学会了做很多事:盖房、开车、编程乃至分析出何种经济、社会政策是选民所偏爱的。选举恐怕是最草率的一种反馈方式,但它依然是反馈。
在简单的情形里很容易得到反馈。学车时,如果你在山路上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急转弯,后果显而易见。(你好,山谷!)然而问题越复杂,便越难捕捉到高质量的反馈。你会获取很多事实,这些事实也许有所帮助,但若想更准确地衡量因果关系,你必须深度剖析这些事实。你或许需要特意通过实验来获取反馈。
不久前,我们见到了某大型跨国零售商的几位高管。他们每年要花数亿美元在美国打广告——大多是电视广告和周日报纸中的宣传页,然而他们并不确定这些广告是否奏效。到目前为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从金钱角度来看,电视广告的效益大概是印刷广告的四倍。
我们问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他们立刻打开五颜六色、华丽漂亮的幻灯片图表,上面显示了电视广告与产品营销之间的关系。没错,每次广告播出后,销售量都突飞猛涨。真是有价值的反馈,不是吗?嗯……让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又问这些广告多长时间播出一次。高管们解释道,因为电视广告比印刷广告贵很多,所以他们的电视广告都集中在黑色星期五
[2]
 、圣诞节和父亲节这三天。也就是说,公司把上亿美元的广告费花在了那几天本就会去消费的上亿人身上。
那他们又怎能知道是电视广告促进了销量增长呢?他们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或许反之也成立:销量的增长促使公司购买更多电视广告。或许即便公司一分钱广告费都不花,也会达到相同的销量。这个例子中的反馈实际上没有价值。
之后我们又问起印刷广告。多久刊登一次?一位高管骄傲地回答:在过去的20年里,公司在全美250个市场区域每周日都会刊登报纸夹页广告。
他们又怎样得知这些广告是否奏效呢?他们不可能知道。从来没有变化,因而根本无从得知。
我们建议公司做个实验来寻找答案。在科学领域,随机对照实验是千百年来获取知识的黄金准则——如此有趣的事为什么都让科学家做了呢?我们描述了一项可能适合公司来做的实验。他们可以选择全美40个主要市场区域并把它们随机分成两组。在第一组,公司继续购买周日报纸夹页广告。在第二组,他们要彻底放任自流,不买任何广告。三个月后比较两组的销量就能清楚看出印刷广告是否奏效了。
“你疯了吗?”一位市场高管说,“我们不可能对20个市场放任自流。首席执行官会杀了我们的。”
“对呀,”另一个人说,“那就成了匹兹堡的那个小孩了。”
什么匹兹堡?哪个小孩?
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暑期实习生的故事。那个实习生本该打电话购买匹兹堡地区各种报纸的周日广告,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搞砸了,没有打电话。所以那一整个夏天,公司在匹兹堡多数地区都没能刊登广告。“是呀,”一位高管说,“那次我们差点丢了饭碗。”
所以那个夏天匹兹堡地区的销量发生什么变化了吗?我们问。
他们看看我们,又看看自己人,最后羞怯地承认根本没有想到去查看数据。他们回公司查找并分析数据之后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在那个没有广告的夏天,销售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这才是有价值的反馈,我们说。公司这几亿美元的广告费很有可能是浪费。而高管们又该怎样确认这一点呢?那40个市场的实验对回答这个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问道:你们准备好试一试了吗?
“你疯了吗?”市场高管再次说道,“那样我们都会被炒鱿鱼的!”
直到今天,每个星期天、每个市场区域的报纸上依然刊登着这个公司的广告,尽管他们曾获得的唯一真实的反馈表明:广告无效。
我们建议的实验虽然在这些高管看来是歪理邪说,但实际上并不稀奇,只是有些麻烦。它能够巧妙地为公司获取他们所需的反馈。我们不能保证反馈结果是高管们乐于看到的——或许他们需要花更多钱在广告上,或许广告仅在某些市场中奏效——但他们至少了解了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一个好的实验妙就妙在,它能够通过一个改变来排除一切复杂因素影响,呈现出因果关系。
可惜,此类实验在企业、非营利性机构、政府以及其他领域中还很少见。为什么?
其中一个原因是传统。经验告诉我们,很多机构是综合直觉、道德观以及前任决策者的行事习惯来做决定的。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专业知识,虽然做实验不难,但多数人没有学过如何做实验,所以有惧怕心理。
不过还有第三个,也是更可怕的原因,解释了为何大多数人不情愿去做实验:他们需要先说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自认为知道答案的情况下还要自找麻烦地去做实验呢?与其浪费时间,不如直接为项目拍板、投资,或者直接批准某项规章制度,而不必操心那些愚蠢的细节,比如它是否奏效。
但假如你愿意进行魔鬼式思考,并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你便会发现设计完善的随机实验具有无限神奇的能量。
当然,也不是每种情形都适合做实验,尤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在多数地区,至少是在多数民主社会中,你不能随机选择部分人口,并命令他们生10个孩子而不是生两三个,或者20年里只吃扁豆,抑或每天去教堂。所以如果能仔细观察“自然实验”——某种对系统的冲击,这一系统会产生与随机控制人口行为类似的反馈。
我们在之前几本书中探索过自然实验。为了衡量数千万人入狱的冲击作用,我们抓住了几个民权诉讼案的机会——某些州的监狱过于拥挤,这迫使他们释放了数千名罪犯。州长或市长是不会主动这样做的。在分析堕胎和犯罪的关系时,我们利用各州堕胎合法化的时间差,分别研究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倘若所有地区同时允许堕胎,这样的分析便不那么容易进行下去。
天知道,类似的自然实验很少见,实验室实验是一种替代方法。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近来纷纷进行这种实验。他们召集了一大批本科生,分析他们在不同场景中的行为,希望由此了解利他主义、贪婪、犯罪等一切。实验室实验特别利于探索在现实生活中不易捕捉到的行为。结果通常令人惊叹,但并不意味着能获取有用信息。
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实验无法真实再现现实生活场景,反而像学术界的市场调研小组——一小群被挑选出来的志愿者在人为环境中努力完成被布置的任务。实验室实验在自然科学领域至关重要,部分原因是中微子和单孢体在被观察时不会发生性质改变,而人则不然。
还有一个更好的获取反馈的方式——现场实验,也就是说把实验室搬到现实场景中,而不是在实验室中模拟现实场景。你依然在做实验,但实验对象却不一定知晓。这意味着你将收获不掺杂质的反馈。
在现场实验中,你可以随机设计实验,包含实验室里不可能容纳的人数,观察他们对真实诱因的反应,而非教授走来走去给出鼓励时的反应。现场实验若能做好,就能从根本上提升问题的解决方式。
这样的实验已然存在。在第六章,你会看到两个巧妙的现场实验,一个成功地使加州住户减少了用电量,另一个帮助慈善机构集资数千万美元以帮助贫困儿童。在第九章,我们会为你讲述我们做过的最大胆的实验,我们召集了面临重大人生抉择的人——是否参军、是否辞职、是否结束一段浪漫关系——用掷硬币的方式随机为他们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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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验的效力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会让魔鬼式思考者想要尝试实验:它们很有趣!你一旦拥抱了实验精神,世界便成为供你尝试新主意、提出新问题、挑战旧规则的大沙盘。
你或许曾为酒价的天壤之别而震惊。高价酒当真更好喝吗?几年前,我们的同事专门为此做过一个实验。
实验在哈佛的一个学者学会中进行。博士后在这里做学术研究,且每周要与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共进晚餐(非常正式)。葡萄酒是这些晚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学会有着颇为傲人的藏酒。100美元一瓶的酒在这里很常见。我们的一位年轻学者好奇这样的高价是否合理。几名身为葡萄酒行家的老学者向他保证:昂贵的酒通常要比廉价酒好很多。
这个年轻学者决定举行一次葡萄酒盲品会来验证老学者们的话。他让服务人员从学会的酒窖里拿出两瓶陈年好酒,接着他去酒类专卖店买了瓶用同类葡萄做的最廉价的酒,花了八美元。他把三瓶酒倒入四个醒酒器中——从酒窖里拿出的其中一瓶酒被倒入两个醒酒器中。详见下图:


盲品时,老学者们非常合作。他们摇杯、闻香、小口品尝;他们填好了调查卡,标示出对每种酒的评价。他们不知道其中一瓶酒的价钱是其他酒的十分之一。
结果如何?四个醒酒器中的酒得到的平均分是很相近的,也就是说,廉价酒尝起来并不比贵酒差。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发现。这名年轻学者还对比了品酒者对这“四种”酒的评价。你能猜到哪两种酒被认为差别最大吗?1号和4号——从同一瓶酒中倒出来的!
这类发现并不会赢得满堂彩。一位老学者——品酒行家——大声宣布他患了伤风,所以影响了味觉,然后愤然离席。
好吧,或许这个实验不太正规——或者说不太科学。要是能看到设计更完善的实验的结果,岂不是很好?
罗宾·戈德斯坦学过神经科学、法律和法式烹饪,也是一位美食、美酒评论家,他决定做这样一个实验。几个月里,他在全美召集了500余人,组织了17次盲品会,这些人中有初级品酒员、侍酒师以及酿酒商。
戈德斯坦选用了523种酒,价格在1.65美元至150美元之间。品酒者和侍酒者都不知道酒的品种和价格。每品完一种酒,品酒者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这酒怎么样?答案包括:“糟糕”(1分)、“还行”(2分)、“好”(3分)和“很棒”(4分)。
结果所有酒的平均得分是2.2,也就是略高于“还行”。那么是较贵的酒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吗?不是。戈德斯坦发现,实验对象“略微”偏爱廉价酒。他还谨慎地说明,约12%的参与者是内行,他们都接受过某种品酒培训,这些人并没有偏爱廉价酒,但很显然也没有更欣赏贵的酒。
你在挑选葡萄酒时,是否有时会根据标签的漂亮程度做购买决定?罗宾·戈德斯坦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办法并不赖:至少标签是容易区分的,不像瓶里的酒。
注定要成为葡萄酒界“异教徒”的戈德斯坦还要尝试另一项实验。如果昂贵的价签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口感,那么酒评家给出的分数和奖项还有意义吗?在这个领域最出名的莫过于《葡萄酒观察家》杂志。它对上万种酒做过评论,并把卓越奖章颁发给“拥有上好酒类选择,在价钱和风格上均与之相配的丰富菜品”的餐厅。全世界只有几千家餐厅拥有这个殊荣。
戈德斯坦好奇这奖项是否名副其实。他开了一个虚假餐厅,把它设定在米兰,还为它建了网站和菜单——简单却花哨的意大利菜品的有趣大杂烩。他给餐厅起名为“Osteria L’Intrepido”,翻译过来就是“无畏餐厅”的意思,这个名字源于他自己出的餐厅指南《无畏评论》。“我们想探索两个问题,”他说,“首先,是否一定要有好酒名单才能获得《葡萄酒观察家》颁发的卓越奖章。其次,为获此殊荣是否真的要有酒单上的酒。”
戈德斯坦精心为这个虚拟餐厅设计了酒单,但设计思路和你想象中的不同。在藏酒单上——通常应列出餐厅里最好、最贵的酒——而他选择了品质特别糟糕的酒,包括《葡萄酒观察家》曾用百分制评过的15瓶酒。在这个百分制中,90分以上表示“出色”,80分以上至少是“够好”,75~79分为“中庸”,任何低于74分的酒都属于“不推荐”的范畴。
戈德斯坦选的15瓶酒的得分如何呢?它们平均下来得到了可怜的71分。其中一瓶被《葡萄酒观察家》形容为“闻起来像谷仓,尝起来像腐蚀物”。关于另一瓶是这样说的:“涂料稀释剂和指甲油的味道有点儿重。”一瓶名叫“I Fossaretti”的1995年赤霞珠仅得到58分。对于它的评价是这样的:“有点儿问题……尝起来有金属味,很奇怪。”在戈德斯坦的的藏酒单上,这瓶酒卖到120欧元,而这15瓶酒的平均价格是180欧元。
餐厅是假的,酒单上最贵的酒在《葡萄酒观察家》那里得到的评价都很差,戈德斯坦怎会期待他有可能获得卓越奖章呢?
“我猜想,”他说,“那250美元申请费真的是申请过程中很有用的一部分。”
他把支票、申请表和酒单寄了出去。不久后,这家假餐厅接到了《葡萄酒观察家》打来的真电话。他获得了卓越奖章!杂志社还问:“您有没有兴趣在下一期杂志中刊登贵餐厅获奖的广告?”戈德斯坦因此得出结论:整个颁奖设计不过是个广告骗局。
我们问他,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两个对开餐厅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期待着有朝一日获得《葡萄酒观察家》颁发的卓越奖章?
“没错,”他说,“只要你们的酒够难喝。”
或许你在想,这类“奖项”多少都是营销噱头。你也明白,昂贵的酒不一定更好喝,打广告的钱很多都是浪费。
不过很多浅显的道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变得一目了然——这需要有人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去证明。只有当你不再不懂装懂后,才能释放出研究的冲动。不懂装懂的诱惑太大了,你必须变得更勇敢。
还记得那些编造“玛丽去海滩旅行”故事细节的英国儿童吗?研究者们又做了一个后续实验,叫作“帮助儿童在问题无解时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研究者再次向儿童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这次不同的是,他们直接告诉孩子们,要是没有答案,就说“我不知道”。好消息是,这一次,孩子们极为成功地适时承认“我不知道”,也没有影响对其他问题的正确回答。
让我们从孩子们的进步中得到些鼓舞吧!下次当你面对不懂的问题时,请直说“我不知道”。当然,还可以加一句——“但或许我可以找到答案。”然后请尽你所能寻找答案。你会惊讶地发现人们是多么欢迎你的坦诚,尤其当你在一天或一周后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时。
即便进展没有那么顺利——你的老板对你的无知冷嘲热讽,抑或无论怎样尝试都找不到答案——偶尔说“我不知道”依然有另一个更具策略性的好处。假设你已经说过几次“我不知道”,下次当你陷入真实困境、面临无法解答的问题时,直接编造一个答案,每个人都会相信你,因为你是那个疯狂的、常常会承认自己不知道答案的人。
毕竟,坐办公室,并不意味着可以停止思考。

[1] 1969年创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原始的官方诺贝尔奖项。官方诺贝尔奖从1906年起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领域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官方名称其实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瑞士银行经济学奖”。至于它是否该被叫作“诺贝尔奖”一直都存在争议。我们理解历史学家和语义学家的反对意见,但接受这个大众认可叫法也无大碍。

[2] 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五。这是美国商家每年打折力度最大的一天,可谓传统的打折购物日。——译者注



恐怖主义续篇
列维特
就在我们的博客交由《纽约时报》运营的第一天,我写了一篇帖子,侮辱邮件因此纷至沓来,数量之多达到了堕胎与犯罪率理论首次公布后的近十年间之最。发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拿不准我究竟是白痴,是卖国贼,还是二者皆有。姑且让我再献丑一次。
很多气愤的回复让我不禁思索:普通美国人究竟以为恐怖分子每天在忙活什么?我猜想,他们在为恐怖活动阴谋集思广益。而你必须得相信恐怖分子都是彻头彻尾的白痴,才会以为华盛顿特区狙击手射击事件后,他们从没有想到或许狙击手这一计策未尝不可。
关键在于,恐怖分子可用的简单计策几乎数不胜数。距离上次在美国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六年之久,这一点表明,要么恐怖分子都是酒囊饭袋,要么其目标或许其实并非制造恐慌。(另一无关因素是执法机构与政府的预防恐怖主义措施,这一点会在后文再行探讨。)
我收到的很多愤怒邮件要求我写一篇帖子,解释如何阻止恐怖分子。答案显而易见,却令人失望:假如恐怖分子想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低端恐怖活动,我们会无能为力。
目前的伊拉克便是这种情况,以色列与之处境相同,但程度较轻。不久前的爱尔兰共和军
[2]
 多多少少也情况类似。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与英国人和以色列人的经历相同,若是面对这种情形,美国人也将学会逆来顺受。就人命损失而言,相比于机动车撞车事故、心脏病发、蓄意杀人、自杀等其他死因,这种低端恐怖主义造成的实际损失相对较小,因为恐慌才是其所造成的真正损失。
但正如通胀失控国家的人会相对较快地学会逆来顺受一样,恐怖主义也会遇到相同情形。在以色列,乘公交遭到袭击而死的实际风险非常低——而且正如加里·贝克尔
[3]
 和尤纳·鲁宾斯坦所示,经常在以色列乘公交的人不会对炸弹威胁有太大反应。同理,以色列公交司机也不享有工资补贴。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还可以采取几项有前瞻性的措施。如果威胁来自国外,那我们可以仔细排查入境的危险分子,这一点也显而易见。或许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严密跟踪入境后的潜在危险分子。例如,若有人持学生签证入境,却没有入学,此人便应处于严密监控之下。
另一种选择是英国人采取的措施:在各处安装摄像头。这严重背离了美国精神,所以很可能永远不会在美国推行。我也并不确定这笔投资是否划算,但最近的英国恐怖袭击事件表明,这些摄像头至少可在事发之后用于识别凶手。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罗伯特·佩普所做的研究表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征兆是某个群体的领土遭到了占领。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军占领伊拉克想必并不利于减少恐怖主义,虽然这或许满足了其他目的。
不过归根结底,我发现我们目前面对恐怖主义的形势,有两种可能的解读方式。
一种观点是,我们目前没有因恐怖分子而遭到重创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反恐措施卓有成效。
另一种是,恐怖袭击风险并不高,而我们对打击恐怖主义——或者至少是虚张声势——的投入严重超支。对多数政府官员来说,在制止恐怖主义方面,促使他们装腔作势的压力要远大于实际行动。若是有架飞机被肩扛导弹击落,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无可指责,但若是一管牙膏炸弹炸毁了一架飞机,他便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尽管牙膏炸弹威胁性很可能小得多,我们却为了防范它大费周章。
同理,若有恐怖袭击发生,中央情报局的某个职员不会陷入麻烦。只有没写过详细分析此类袭击概率报告的人才会有麻烦,而报告的跟进工作是别人的职责,而别人从未跟进过,因为这种报告写了太多。
我猜想,第二种情况——恐怖主义威胁并不大——可能性更大。细想一下,这倒不失为一种乐观的世界观。但这样我很可能还是逃不掉白痴、卖国贼,或二者皆有的帽子。



这么多狗屁是怎么回事?
列维特
去年,哲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所著的《论狗屁》一书成为书市黑马,甚至有一周的时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对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朋友来说,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商业成功。
该书的成功显然启发了其他的作者。
高尔夫运动员约翰·戴利本周出版了一部自传,名为《出入长草区的生活:你以为你所知道的有关我的所有狗屁背后的真相》。该书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即出版《魔鬼经济学1》的同一批人。我的姐姐琳达·金斯最初设想出书名“魔鬼经济学”时,他们对这个书名唯恐避之不及。我想现在他们的尺度已经放宽了一点。
然后是斯坦利·宾的《100个狗屁工作……以及如何得到它们》。该书也于本周出版。猜猜出版社是哪家?哈珀柯林斯!
然后还有两周前出版的《狗屁词典》。至少这本书不是哈珀柯林斯出版的。切勿将《狗屁词典》与《企业狗屁词典》混淆,后者出版于2月份。
然后还有《狗屁艺术家:“9·11”的领导力迷思》,平装本于3月份出版;《子弹、徽章与狗屁》也于3月份出版;《恶市的另一个狗屁夜晚》于去年9月份出版。
狗屁说够了吗?显然没有。
本月晚些时候即将出版《狗屁行业》(并非《行业狗屁词典》,不过弄混了也情有可原)以及《您的呼唤对我们至关重要:关于狗屁的真相》。
至少可以喘息几个月才会见到预计于明年9月份出版的《你好,经纪人撒谎了:以及你作为好莱坞电视编剧所听到的其他狗屁》。
我只能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鲑鱼味美可口:诱因作用的一个例子
列维特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一行人去一家档次较高的餐厅吃晚餐。我们浏览菜单的时候,服务员好心地告诉我们鲑鱼尤其美味,我们也可以尝一尝朝鲜蓟蘸酱,她告诉我们,这是她个人的最爱。
可惜,我们的喜好不那么容易动摇。我们没有人点鲑鱼,对朝鲜蓟蘸酱也毫无兴趣。服务员收走菜单时,再次询问我们是否真的不想尝一尝朝鲜蓟蘸酱。我们中的一人半开玩笑地问她,她想让我们尝这个是否有特殊原因。
想必觉察到同她讲话的是一群书呆子气、欣赏真话的经济学家,她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厨师发明了一种新甜品(而且她很喜欢甜品)。当晚,在所有服务员中,谁卖出的朝鲜蓟蘸酱和鲑鱼主菜最多,谁就能免费拿走标准分量的新甜品。我们加点了一份朝鲜蓟蘸酱,适当地奖励了餐厅别出心裁的制造诱因方式。
后来在席间,我问她餐厅是否经常以物质诱因鼓励服务员推销特定产品。她提到,此前有一次,他们悬赏100美元,奖励卖出某道菜最多的人。
“哇,”我说,“这100美元肯定让你火力十足了吧。”
“实际上,”她回答道,“我对甜品更有兴致。”
记下非金钱诱因的又一次胜利。



安全带有多安全?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自驾游在美国极为风行,美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总数大约为4000万辆。1952年1月,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召开了第35届年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百路驰轮胎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却发出了舒适驾车的年代即告终结的警告:“如果交通事故死亡率持续上升,那么这将严重影响汽车销量,因为很多人将不再开车。”
1950年,美国死于交通事故的总人数大约为4万。这个数字大约与目前死于车祸的人数差不多,但是这种简单的数字对比极易产生误导作用,因为过去汽车行驶里程比现在要少得多。例如,1950年每英里的死亡率是现在的5倍多。
那么,那时的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呢?原因有很多,例如汽车质量缺陷、公路质量差、司机粗心大意。然而,有关汽车相撞的机械力学问题,人们知道的并不多,汽车行业也从未认真调查过这一问题。
让我们关注一下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今天,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越战时遭人唾骂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被人妖魔化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往往根据统计分析,而不是情感或政治考量来做决策。换言之,他的行为方式很像经济学家。
这绝非偶然。起先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后又继续在哈佛商学院深造,随后留校任教,成为一位年轻的会计学教授。“二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因为在统计分析方面才能出众,最终被调进了陆军航空队所属的统计管制处。
他领导的团队以数据为武器来打仗。举个例子,他们发现,从英格兰起飞飞临德国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国轰炸机,出动架次取消率出奇的高,大约占20%。对于为什么没能飞抵目标上空,轰炸机飞行员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电子系统故障、电台信号时断时续或身体不适。然而,经过对数据的缜密分析之后,麦克纳马拉认定,他们简直就是在“胡扯”,真正的原因是恐惧。“因为大多数飞行员在执行轰炸任务时都会牺牲,他们知道这点,于是便找借口不飞临空袭目标上空。”
麦克纳马拉将这个发现上报给指挥官,也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刚愎自用的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对此,他的回应是身先士卒,亲自驾驶轰炸机编队的引航机,带队执行轰炸任务,发誓要将胆敢“掉”头鼠窜的驾驶员送交军事法庭处置。麦克纳马拉说,出动架次取消率“一夜之间急剧下降”。
战争结束后,福特公司邀请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团队成员加入,希望他们将统计分析绝技应用于汽车行业。麦克纳马拉原想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但是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都欠下了大量的医疗费,其中就包括治疗脊髓灰质炎的开支。因此,他接受了福特公司的工作邀请。不论从传统的何种意义上说,他都不是一个“汽车人”,然而他在公司却迅速脱颖而出,进入了高层。一位史学家后来写道:“他为一些全新的理念而着迷,例如汽车安全、燃油节省及基本用途。”
麦克纳马拉尤其关注汽车事故致死和伤人问题。于是,他问那些“汽车人”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统计数据可用来分析这个问题。
当时,康奈尔大学有些航空研究人员正设法防止飞机致死问题,于是麦克纳马拉聘请他们调查汽车相撞事故。在康奈尔大学的住宅公寓里,他们将人类的头盖骨用不同的材料包起来,然后沿楼梯井扔下去。实验结果表明,人类头盖骨根本就撞不过汽车内部所用的坚硬材料。“在汽车相撞事故中,司机身体往往都被方向盘给刺穿了。”麦克纳马拉说,“乘客受伤则往往因为撞上了挡风玻璃、横梁或仪表盘。”于是,麦克纳马拉规定,新出厂的福特车型要配备更安全的方向盘,仪表盘也要加装衬垫。
他意识到,最佳的解决方法也是最简单的。发生事故时,既然乘客整个人会被猛烈地掀起来,随后头部就会撞在车上某个部位。如果不让乘客被抛起来,岂不更好?麦克纳马拉想,飞机都配有座椅安全带,汽车为什么不能配呢?
“我估计过佩戴安全带每年可以减少的死亡人数,数字非常大。”他说,“而且,花费很少,佩戴安全带也没有什么不适。”
麦克纳马拉要求,福特出产的所有汽车都配装安全带。“我飞到得克萨斯,去参观一个组装厂。”他回忆说,“当时是组装厂的那位经理在机场接我的。上汽车后,我系好安全带,然后他说:‘怎么回事,对我的技术不放心?’”
事实证明,那位经理的反应折射出了大家对座椅安全带的普遍看法。在麦克纳马拉的老板看来,安全带“用起来不方便,还增加成本,不过是毫无作用的带子”。抱怨归抱怨,他们最终还是支持他的计划,同意在福特新车型中配装安全带。
麦克纳马拉当然是对的:座椅安全带最终挽救了很多条生命。但是,这里的关键词是“最终”。
这位才华横溢的理性主义者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因为有关人性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改变行为是很难的。他感到心灰意冷。没错,面对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聪明的工程师、经济学家、政治家或父母,是可能想出成本低廉、简单可行的解决方法的。然而,如果这种方法要求人们改变行为方式,那么它可能就难以奏效了。每天,全球数以亿计的人,都在继续固守某种行为方式,虽然明知那些行为对他们有害,例如吸烟、赌博、骑摩托车不戴头盔。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想这么着!他们或许从中获得了乐趣、刺激,或仅仅是从单调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放松一下。因此,即使你说得再有道理,跟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要想让他们改变行为方式也是十分困难的。
座椅安全带的情形正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开始制定国家安全标准,但过了15年,汽车座椅安全带的使用率仍然非常低,不过11%。可笑可叹!后来,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用率才逐渐上升。例如,不系安全带,司机会收到交通告票;耗资巨大的交通安全意识宣传活动;安全带没扣上,汽车就会发出烦人的警告声,仪表盘上的灯就会不停闪烁。社会逐渐认同了这个事实:扣上安全带并不意味着对司机的侮辱——怀疑其驾驶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期,汽车座椅安全带的使用率升至21%;1990年,升至49%;20世纪90年代中期,升至61%;如今,使用率已超过80%。
美国汽车交通事故的每英里致死率降幅如此之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此。使用安全带将死亡危险降低了70%;自1975年以来,安全带已挽救了大约25万条生命。今天,交通事故每年夺走的生命仍然高达4万条,但是相对而言,驾车已全然没有过去那么危险了。如今交通致死人数如此之多的原因在于,太多的美国人在汽车上度过了如此之多的时间,每年驾车的里程数大约为3万亿英里。换算一下,即驾车每行驶7500万英里的路程,就会有一人死于车祸,或者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如果一个人每天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驾车,24小时不停歇,那么这样连续开上285年,就会死于一次车祸。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很多国家,安全带的使用还远没有普及,与这些国家的交通事故致死率相比,在美国驾车的危险系数比你坐在沙发上遭遇意外事故的危险系数高不了多少。
而且,大约25美元一个的安全带,是研发出的所有救命装置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种产品。在某个确定的年份,给美国所有汽车配装安全带大约要花5亿美元,这意味着每挽救一条生命的成本大约是3万美元。我们如何将安全带与其他复杂的安全产品(例如充气气囊)做比较呢?配装充气气囊,每年要花4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每挽救一条生命为此付出的成本为180万美元。
2009年7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世长辞,享年93岁。在他离世的前不久,他还告诉我们,他仍然希望安全带使用率达到100%。“很多女性往往不用斜跨式安全带,因为她们扣上后觉得不舒服,这种安全带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女性乳房的舒适度。”他说,“其实不用太费心思,就可以设计出使用更舒服的安全带,进而提高使用率。”
他对女性使用安全带的看法,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安全带在设计上的考虑不周,的确影响了一个群体——儿童。



琳达·列维特·金斯(1962——2012年)
列维特
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宣布,我亲爱的姐姐琳达·列维特·金斯在与癌症做过短暂却勇敢的抗争后,已于上个月去世,享年50岁。
我坐下来想悼念琳达,产生的第一个本能却是打电话给她,让她为我代写。几乎在我这一生中,一旦遇到需要斟词酌句的事情,我总是会这样做。
在这方面,最为人所知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我和都伯纳的一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这本书漫谈各种话题,却无统一主题。出版商、都伯纳和我本人列出了大约15个拙劣的书名,便灵感枯竭了。我把握十足地认为琳达一定知道答案。
不出所料,不消几个小时,她便答复了一个可用的书名:“魔鬼经济学。”我很喜欢,都伯纳游移不定,出版商恨之入骨。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们:“我们给你们的图书合同太重要,不能取《魔鬼经济学》这种书名!”不过,最后还是《魔鬼经济学》脱颖而出。这也是件好事,若是没有琳达想出的好书名,我怀疑根本不会有人读这本书。这个书名是个奇迹。
《魔鬼经济学》并不是我头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得益于琳达的才华。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是我七年级、她十二年级的时候。我是你所能想见的最书呆子气、最不善社交的小孩,她决定将我当作一个项目进行实验。和现在一样,当时的我也还算机灵,知道要听她的话。我们变得像挚友一样,她令我焕然一新。她改变了我的服饰。她(和善地)向我解释我的性格多么惹人厌,还帮我塑造了新的性格。她向我介绍了很“酷”的音乐——那年,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下的第一张专辑是U2的《男孩》。被她教导了几年后,我令人刮目相看。此后四五年的时间里,我仍然没有约到过一个人,但我相处起来有意思多了。翻阅旧剪贴簿时,我发现了她那年写给我的一张纸条,这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她的思考方式:
亲爱的哼唧小宝宝:
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看七年级女子里,一个可爱的小样本你都还没有勾搭上。你怎么能抗拒得了她们暗藏的诱惑力?她们就像是罗蕾莱
[5]
 上的塞壬女妖!看到这些令人情迷意乱的少女休息(即上数学课),想着异性的种种美好品德,脸颊上掠过天然的腮红,你难道不会小鹿乱撞吗?好吧,继续努力。
你的姐姐
琳达
在中学时,所有学生都需要背诵一篇小故事或诗歌,在全班面前朗诵。每班选出两名获胜者,“可以”在满满一礼堂的人面前做演讲。我是个几乎一言不发的孩子,没有比公开演讲更令我恐惧的事了。我向琳达请教,她告诉我一切包在她身上,她为我选了一个言辞诙谐、轻松愉快的故事。她和我一起练习,指导我读每个句子。但她知道这还不够,她选择的文章是由女孩讲述的,所以她从她的旧连衣裙里翻出一件我穿起来合身的。然后,她拿妈妈的一套金色假发戴在我头上,并教会我行屈膝礼。她宣布我准备好了。我听话地穿着女装,按照她的想法发表了演讲,这很能体现我对她的信任。我被推选出来,在人满为患的礼堂里表演。尽管有种种困难,班里最害羞的孩子却男扮女装,捧杯回家。此后,我再未怀疑过她——我对她言听计从。
她不忙着操纵我这个牵线木偶时,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大学毕业后,她拿到了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的新闻学学位。她进入了广告业最富有创意的领域,在芝加哥最顶级的广告公司之一谋得一职。在拍摄她所编写的第一个广告时,她觉得其中的勾当很有意思,便就此为《广告时代》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她第二天便被解雇了,但事后证明,这是一次不错的职业变动。几天内,她便被同市的竞争对手聘用了,还获得了大幅的涨薪。
最终,她厌倦了广告业。1995年,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打算创办一家互联网公司。她的想法是,收购大罐的制皂用香精,分装成小瓶,贴上花哨的商标,在网上转卖。这似乎是我听过的最扯的歪点子。首先,1995年,没有人在网上卖东西挣钱。其次,肥皂生产商数量不足,怎么可能挣大钱?我们都力劝她不要浪费时间。17年后,她创办的这家www.sweetcakes.com仍然是一家蓬勃发展、盈利颇丰的企业,这一直令我惊讶不已。后来,她创办了第二家网上企业,www.yarnzilla.com。《魔鬼经济学1》出版后,我创办了一家小型的咨询公司,公司后来发展为“至善”。琳达担任首席创意总监,她独特的精神气质感染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在取得这一切成就的同时,她和她的丈夫道格还培养了你所能想象的最乖巧、待人接物最自如、最招人喜欢的17岁男孩——他们的儿子赖利。(琳达将男孩培养成男人的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纯熟,因为即便在中学时接受过她的改造,我和赖利相比,也根本不值一提。)除了道格和赖利,她还抛下了她的父母雪莉和迈克尔、她的妹妹珍妮特和我,以及许多永远看不够琳姑姑的侄女和侄子。
每次琳达走进房间,她毫不费力便能成为焦点。“至善”的一名员工以前从未见过琳达,他走进会议室,所有同事都“笑得合不拢嘴”。他问为什么,回答是,琳达正在那里接受朝拜。
她傲人的才华与创造力更加突出了她走后留下的空洞。
琳达,我们都很想念你。

[1] 《每日秀》,纽约喜剧中心于1996年开播的深夜政治讽刺节目,乔恩·斯图尔特为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2] 艾伦·凯斯,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作家、前外交官。——译者注

[3] 鲍比·肯尼迪,即罗伯特·肯尼迪,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他在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在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和促进民权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68年,他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有极高的威望,但突然遇刺身亡,导致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最终当选。——译者注

[4] Tits意为乳头。——译者注

[5] 罗蕾莱,德国莱茵河上的一块礁石,有会唱歌的女郎坐在礁石上,常常用她们的销魂歌声引诱水手们迷乱而投入水中。——译者注








从中国的缠足习俗到美国的性服务市场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做男人总比做女人轻松些。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笼统,而且例外情形也的确存在,然而不论以何种重要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总比男性过得艰难。诚然,在过去,大多数的战争、捕猎活动及体力劳作,多是由男性参与并完成的,但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短。而与其他因素相比,导致女性死亡的某些原因更是愚蠢至极。13——19世纪,竟有多达100万的欧洲女性因被指控为“女巫”而被处死,其中大多数贫穷不堪,很多还是寡妇。那时天灾频发,庄稼颗粒无收,于是这些女性便成了对此负责的替罪羊。
女性的平均寿命最终成功赶超男性,主要得益于与分娩相关的医疗技术的进步。然而,在很多国家,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仍然在很多方面遭受歧视。在喀麦隆,年轻女性的乳房会被“熨平”——要么用木杵捶打,要么用滚热的椰壳碾成平胸——从而降低其激发性联想的诱惑力。在中国,女性缠足习俗(实行约1000年后)终于被废除了,然而,与男性相比,女婴遭到抛弃、女性文化程度低以及自杀的可能性仍要大得多。而印度农村妇女,我们已在前文提到过,仍然遭受各方面的歧视。
然而,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女性生活质量已大幅提升。21世纪的美国、英国或日本女孩,其生活前景如何?假如生活在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之前,其命运又会怎么样?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比较,例如教育、法定权利及投票权、职业机遇等,今天的女性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女性更幸福。1872年,是有据可查的最早时期,当时美国大学生中,女学生占21%。如今,这个比例已达58%,而且还在上升。这个比例之高、上升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女性在经济收入方面仍然受到歧视。就25岁以上(包括25岁)、本科以上学历、全职工作的美国女性而言,其中值收入大约为47000美元。而处于同样年龄段、拥有类似背景的美国男性,其中值收入则超过66000美元,比女性高40%。即便是毕业于美国知名院校的女性,与其男性校友相比,收入差距仍与上述情形无异。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lodin)和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发现:哈佛大学女性毕业生的收入,还不到其男性校友收入的一半。即使上述分析仅考量全职雇员,而且基于所学专业、所从事职业及其他因素做了一定调整,戈尔丁和卡兹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哈佛女性毕业生所挣收入,比其男性校友大约少了30%。
导致薪资差距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有许多原因。为了照顾家庭,女性更有可能放弃工作或减缓事业发展的步伐。即使从事高薪职业,例如医生和律师,女性也往往选择收入相对较少的专业领域(例如,做家庭医生或机构法律顾问)。即使如此,女性仍然在许多方面遭受歧视。比如,仅仅因为不是男性,其升迁机会便被公然剥夺。当然,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形。大量的研究已表明,肥胖女性比肥胖男性在工资方面遭受更严重的歧视。同样,牙齿长得难看的女性,其情形也大致类似。
此外,还有某些未知的生理因素在作祟。经济学家安德烈亚·英奇诺(Andrea Ichino)和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对一家大型意大利银行的人事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45岁以下的女雇员往往每隔28天就会请假。将这些没上班的天数放在雇员绩效评估背景下加以研究,这两位经济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家银行中男女雇员薪酬差额的14%,是由于女性身体不适请假而造成的。
或者,来看看美国于1972年通过的被称为“第九条”
[1]
 的法律。诚然,实施该修正案的宗旨大体上是在教育方面禁止性别歧视,不过“第九条”还要求提高高中和大专院校女学生的体育锻炼标准,达到男学生的同等水平。此后,数以百万计的女学生加入以前只有男同学参与的体育活动中来,而且,正如经济学家贝齐·史蒂芬森(Betsey Stevenson)所发现的那样,在高中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女生更有可能入读大学,进而获得体面工作,尤其是在那些一直由男性主导的高技能领域。以上是“第九条”给女性带来的好消息。
同样也有坏消息。该法案通过时,90%以上的大学女子运动队的主教练都是女性。“第九条”的实施激发了人们对此类工作的更大兴趣。想想看,薪水不断上涨,工作趣味十足,还能抛头露面。然而,就像农夫餐桌上的食物被烹调大师“发现”,突然走红后,旋即从路边的破屋入驻高档餐厅一样,上述工作很快就被男性抢占。如今,不到40%的大学女子运动队的教练职位由女性担任。在所有女性参加的体育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执教岗位,当属WNBA(美国女子篮球联盟)——13年前效仿NBA成立——的篮球教练。截至本书写作之时,WNBA共有13支球队,其中仅有6支球队的教练是女性(比例再次低于50%)。事实上,这比WNBA 10周年赛季时的比例还高,因为当时,总共14名教练中,只有3名是女性。
没错,女性在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如果其真能变身为男性,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会获得更大的优势。
然而,有那么一个市场却总是女性的天下——卖淫市场。
卖淫业务的开展有一个简单的前提:自远古以来,男人总是不满足于免费性爱,他们还要更多。因此,这就必然导致了女性性服务供应市场的形成,只要价格合适,她们就愿意满足男人的这种需求。
如今,卖淫活动在美国是违法的,虽然也存在例外情形以及执法程序上的诸多矛盾之处。在美国成立早期,卖淫活动是为社会所唾弃的,但并没有被视为非法活动。直到“进步时代”(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对待卖淫的这种慈悲宽大之情才告终结。此后,公众开始强烈要求根除这种“白奴制”(White Slavery)
[2]
 ,因为有数以千计的女性被卖淫组织监禁,被迫从事卖淫活动。
结果表明,“白奴制”问题被公众严重夸大,现实情形更让人震惊:女性并不是被迫卖淫,她们是自愿选择这个行当的。20世纪的头10年中,美国司法部曾在26个州的310个城市中展开人口调查,以确定美国妓女总数,“我们得出的保守估计是,从事卖淫的正规军大约为20万人”。
当时,在美国的总人口中,年龄在15——44岁的女性为2200万。如果我们相信美国司法部给出的数据,那么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每110人中就有1人是妓女。但是,大多数妓女,约占85%,其年龄都是20多岁。若以这个年龄段计算,那么每50个美国女性中,就有1人是妓女。
芝加哥卖淫市场尤其红火,有据可查的妓院就有1000多家。芝加哥市长精心组建了性堕落调查委员会,除了有来自民间、教育、法务及医院的成员外,还有宗教领袖。一旦实际开展工作,这些道德高尚的调查委员就意识到,他们遇到了一个甚至比性堕落问题更让人“堕落”的严重问题——经济学问题。
调查委员会称:“如果女性辛苦劳作,每周只能挣6美元,而此时她得知,市场上存在性服务的需求,男性愿意为此支付高价。在金钱的诱惑下,女性选择出卖肉体,每周挣25美元。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如果折算为现今的货币,过去在车间工作每周挣6美元的女性,现在的年收入仅为6500美元;而过去从事卖淫工作每周挣25美元的女性,其年收入则有25000美元之多。此外,性堕落调查委员会证实,25美元的周薪是芝加哥从业妓女的最低收入水平。在“抽佣妓院”(有些老鸨收取的佣金可能较低——50美分,有些则高达5美元或10美元)工作的女性,平均到手的周薪为70美元,折算后,大约相当于现在76000美元的年收入。
在芝加哥南区里维居民区,妓院一个接一个,随处可见。有家名为埃弗雷俱乐部(Everleigh Club)的妓院,曾经就矗立在这个区域的中心,性堕落调查委员会曾将其描述为“美国最负盛名的高档妓院”。嫖客包括商业巨贾、政客、运动员、演艺明星,甚至还有一些发起反卖淫运动的领袖人物。埃弗雷俱乐部中被称为“蝴蝶女郎”的妓女,不仅光彩照人、身体健康、值得信赖,而且才艺双全,只要嫖客喜欢,能够随口吟诵古诗文。卡伦·阿博特(Karen Abbott)曾写过一本名为《罪恶之城芝加哥》(Sin in the Second City)的书,他在书中指出,埃弗雷俱乐部还为嫖客提供其他地方享受不到的上乘“性爱美食”,例如“法式性爱”,即今天所谓的“口交”。
在今天,我们花12美元就能吃上一顿“美食”。而在过去,如换算成现今货币,仅仅为了踏足埃弗雷俱乐部,嫖客就会心甘情愿地花250美元,然后付370美元买一瓶香槟。相对而言,性服务的收费则很低,大约1250美元。
经营这家妓院的两姐妹——埃达·埃弗雷(Ada Everleigh)和明娜·埃弗雷(Minna Everleigh)——谨慎地管理着她们的人力资产。她们给蝴蝶女郎提供健康的饮食、一流的医疗服务、全面的教育,以及当时最高的薪水——周薪高达400美元,换算成现今货币,每年大抵有43万美元的收入进账。
确定无疑的是,埃弗雷俱乐部蝴蝶女郎所挣的薪水,远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100年前芝加哥的普通妓女,为什么能挣如此之多的钱呢?
答案在于,薪水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法则决定的,而这个法则往往比立法机构所出台的法律更有效。
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政治和经济之间很难协调一致。政治家可能出于各种原因通过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其初衷或许可赞可嘉,却没有考虑到现实世界人们的真实行为动因。
当美国宣布卖淫为非法活动要予以取缔时,大多数警署都将目标指向妓女,而不是嫖客。这种现象是十分常见的。与其他非法市场一样,想想毒品贩子或黑市枪支交易问题,大多数政府宁愿惩罚那些非法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而放过其客户群体。
当你将供应商赶尽杀绝时,市场上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就会严重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推高了价格,而高价又会吸引更多供应商纷至沓来,进入这个市场。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开展的“反毒之战”收效甚微,这完全是美国集中力量打击毒品贩子而非吸毒者造成的。毫无疑问,吸毒者要比毒品贩子多得多,但是,因毒品犯罪而判决的所有刑期之中,毒品贩子的服刑期占了90%。
为什么公众不支持惩罚吸毒者呢?吸毒者往往是禁不住毒瘾的折磨而欲罢不能,因此对这些可怜的人进行惩罚似乎有失公平。相对而言,妖魔化毒品贩子则要容易得多。
如果一国政府的确希望对非法产品和服务重拳出击,那么非法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就应成为该国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举个例子,如果法律规定嫖娼者要被处以阉割的刑罚,那么嫖娼市场就会迅速萎缩。
在大约100年前的芝加哥,妓女几乎要承担因卖淫而被惩罚的全部风险。因为卖淫,妓女被社会唾弃,为世人所不容。或许,妓女所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在于,做过妓女的人将永远无法找到如意郎君。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你就可以看出,为了吸引足够多的女性加入这个行业,满足强劲的嫖娼需求,妓院一定得给妓女开出这么高的工资才行。
当然,赚得最多的女人则位于卖淫业的金字塔顶端。埃弗雷俱乐部被关闭之时(芝加哥性堕落调查委员会虽遭遇强大阻力,但最终如愿以偿),埃达和明娜所积累的财富,换算成现今货币,大约达2200万美元之巨。

[1] 第九条指《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译者注

[2] “白奴制”用来指“性奴隶制”“卖淫的奴隶制”,这种说法与受害者的肤色、种族、五官无关(并不是只有白种人从事卖淫活动),之所以用“白”(white)字样,是为了与美国由来已久的黑人奴隶制加以区分。——译者注



奇异果为什么这么便宜?
都伯纳
近来,我经常吃奇异果。(你们或许有人称其为猕猴桃。)我家住曼哈顿西区,在我家附近的街角食品店里,我花1美元就能买到三只奇异果(奇异果香甜可口)。除非标签有假,这些奇异果产自新西兰,新西兰产奇异果每只33美分,这价钱要低于寄平邮信到曼哈顿东区的价格。(相信我,我认为平信邮资是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价格。)从种植、采摘、打包,到运输,一只水果漂洋过海的成本究竟何以会低至如此?
令水果的问题愈加复杂的是,我买一根(同样进口的)香蕉和一只奇异果所花的价钱等于一个苹果的价钱,而这个苹果很可能产自纽约上州这种近在咫尺的地方。因此,我致信给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学院的食品经济学家威尔·马斯特斯。
想必各位知道,多数经济学家对此类提问都会以赋诗作答,威尔也不例外:
供也骂来需也烦,
火腿贵来生猪贱。
麦贱面贵为哪般?
市场之恶由来远。
商者有一引吾厌,
恰恰如那美邮局。
价廉物美或可赞,
胡作非为谁人管?
市场屡屡遭劫难,
中人掮客惹人怨。
海德公园
[14]
 有计献,
另有隐情勿贸然。
芝大布斯
[15]
 今人观,
细细把那实情探。
因那莱氏与利氏
[16]
 ,
魔鬼经济人人谈。
无论弗氏
[17]
 有何言,
且看数据如何算。
水果蔬菜价高低,
市场优势使其然。
边际理论释疑诞,
原理一如摇尾犬。
卖方买方交易员,
交流互动生价钱。
奇异一只卖几钱,
美分只要三十三。
全因农场纽约店,
入市贩多无人管。
苹果价贵却相反,
缘由马上来道完。
摘采苹果辱身份,
招徕移民降成本。
香蕉情况则不然,
入口无子种者欢。
收割运输成本贱,
劳无所得谁来管?
粮食由来三大关,
生产种植装车运。
关关应需价格廉,
其他成本却翻番。
买方选择也有关,
高档香波无稽谈。
无用之物却不贱,
价值高低看价钱。
人性如此难改变,
也有世事归因难。
人生玄妙难看穿,
历史习惯或使然。
市场竞争定贵贱,
加之政客关税拦。
奇异美味价高低,
全看以上此两点。
妙哉。



太阳能电池加剧了全球变暖?
会议室的灯光暗了下来,梅尔沃德打了个手势,随后,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放映了一张幻灯片,上面概括了高智发明公司对于此前有关全球变暖解决方案的看法:
·作用太小
·举措太迟
·太乐观
太小意味着,常见的环保工作根本就不会发挥很大作用。“如果你认为有问题要解决,”梅尔沃德说,“那么当前的这些方案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风能和大多数替代能源的前景的确诱人,但这些能源的利用规模还太小。截至目前,风电厂基本依靠政府补贴。”那么,人们钟爱的普锐斯和其他低排放机动车又是什么情形呢?“非常了不起,”他说,“不过,问题在于这类汽车在交通领域所占比例还太小。”
而且,煤炭如此便宜,如果不用来发电,那简直就是扼杀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梅尔沃德认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也帮不了什么大忙,原因在于,这个举措已经太迟了。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半衰期大约为100年,部分能在大气中存留达数千年之久。因此,即使人类立即停止燃烧所有矿物燃料,现存的二氧化碳还将在大气中存留好几代人的时间。假定美国(或许还有欧洲)在一夜之间神奇地摇身一变,成为零碳排放的社会;又假定它们说服了中国(或许还有印度)关闭所有燃煤发电厂,杜绝柴油卡车;就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而言,这一切也可能并不具有那么重大的意义。而且,你梦寐以求的零碳排放社会,也的确太乐观了。
“人们认为的很多好事,十之八九还真的不是什么好事。”梅尔沃德说。他以太阳能为例进行说明:“太阳能电池的问题在于不清洁,因为它们是专门用来吸收太阳能的,然而只有大约12%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其余则再次以热能形式辐射了,这正好加剧了全球变暖问题。”
诚然,如果大家广泛使用太阳能,前景似乎不错,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十分棘手。要想替代现有的燃煤发电厂和其他发电厂,就需要建造数以千计的新型太阳能发电站,而在这个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规模之大,正如梅尔沃德所言,足以导致长期而巨额的“升温负债”。“我们终将拥有无与伦比的无碳能源基础设施,然而,这是在我们制造大量碳排放,全球变暖问题日益恶化,我们最终建成太阳能发电站之后的事情,要等上30——50年。”
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停止考虑能源问题,相反,这正是高智发明公司及全球各地的发明天才正在全力以赴追寻的圣杯: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
然而,从大气角度看,能源问题或许可以被称为输入困境(input dilemma)的典型案例。那么,输出困境又是什么情形呢?如果我们已排放的温室气体的确会引发生态环境的灾难呢?
梅尔沃德并没有无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关于此类问题涉及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比任何气候悲观主义者考虑得更为深入周全:格陵兰岛或南极洲巨大冰层的崩塌;北极永冻层的融化可能导致巨量甲烷的释放;还有,正如他描述的,“北大西洋热盐环流体系遭破坏,将使墨西哥湾流不复存在”。
如果悲观主义者所言最终证明是正确的,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地球的确每变暖一点,危险就多一点,不论是因为我们过度燃烧矿物燃料,还是自然气候周期使然,又会如何?我们可不想毫无作为,用自己的体液把自己给炖了,不是吗?



喝一杯橙汁,拯救一片热带雨林
列维特
今早,我喝了“纯果乐”橙汁,该公司开展了一项巧妙的营销活动,如果你打开其网站,输入纯果乐纸盒上的条码,它们便会以你的名义将100平方英尺的热带雨林划进保护区。
此举巧在何处?
我认为,企业伺机将产品销售与慈善贡献捆绑在一起的措施很可能并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对此,我没有定量的证据,只是直觉如此。
不过,一般而言,这种企业捐助是以“我们会向××捐献3%的利润”这样的形式出现。涉及的利润份额往往很少,所以企业在外人看来算不上乐善好施。
这次提出保护热带雨林的妙处在于,100平方英尺听起来很多,细想一下,其实并不算多,但听起来很大。如果你习惯了思考城市的地价,100英尺可是耗资不菲。
据我粗略计算,在我居住的区域,购买100英尺可以建造房屋的土地须花费130美元左右。然而,亚马孙地区的地价却很便宜。一些网站称,只要100美元,它们就会为你在亚马孙留出一英亩
[5]
 的土地。
因此,纯果乐在亚马孙买下一英亩土地很可能只花了一半的价格,即50美元。按照一英亩的平方英尺数计算,我算出我女儿今早所拯救的亚马孙土地约值11美分。我问女儿她认为这片土地值多少钱,她说20美元。我问一个朋友,他说5美元。但凡有公司送出只值11美分的东西,却能让人们以为这东西值5美元或20美元,它们就算走对路了。
最奇妙的一点是,即便我们算出了我们的捐献额只有11美分,能救下一小片相当于吃早餐房间大小的土地,我们仍然很是得意。



写在前面
时间已逐渐证明,在我们的首部作品中,我们撒了谎,撒了两次。
第一个谎言出现在《魔鬼经济学》的引言中,因为我们这样写道:“本书并没有主题”。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我们的出版商和蔼可亲、精明能干,他们读了初稿后,大惊失色地叫道:“这本书根本就没有主题!”严格地说,初稿内容五花八门,涉及作弊的教师、进行自我交易的房地产经纪人,以及母亲眼中贩卖霹雳可卡因的乖儿子,彼此之间似乎毫无关联。书中引述的诸多素材,没有构建在精彩的理论基础之上,彼此独立,无法形成合力,却神奇地归于所要阐释的主题之下。
面对这部杂乱无章的作品,当我们提议将书名定为《魔鬼经济学》时,可以想见,出版商就更为惶恐不安了。即使在电话中,也能听到对方用手猛拍额头所发出的“啪啪”的声音,他一定在想:这两个家伙交来的初稿不仅没有主题,书名也是生造词汇,简直荒诞不经。
出版商建议我们做出一定的妥协,在引言里说明此书没有主题。为了避免争端再起(也为了拿到预付稿酬),我们同意照做。
然而,事实上,《魔鬼经济学》的确有主题,即使当时主题还不明显,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一定要说出来,或许可以将主题概括为:刺激(在某种动机驱使)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如果讲得详细点,那么可以这么说:刺激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尽管反应方式并不一定是能预见到的,或是一目了然的。正因如此,非预期后果法则才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则之一。中小学教师、房地产经纪人、毒品贩子、孕妇、相扑运动员、百吉饼销售商及三K党,其行为方式均适用这条法则。
然而,书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随后的几个月中,我们曾提出几十个书名,包括《非传统智慧》(明白吗)、《并非绝对如此》(不怎么样吧)及《E线远景》(放过我吧)。最后,出版商终于决定:或许《魔鬼经济学》终究也糟糕不到哪里去;或者更确切地说,物极必反,既然糟糕若此,反而还有可能一炮走红。
也或许他们已精疲力竭了。
《魔鬼经济学》的副标题表明,作者将在书中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世间万物的真相,这是第二个谎言。我们确信,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会把这个说法理解为夸张手法,属于国际玩笑之列。然而,有些读者却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为此抱怨说:书中所涉内容,虽然五花八门,覆盖面甚广,但事实上并没有探讨世间万物。所以,尽管我们在确定副标题时本无撒谎的初衷,但的确导致了这种事实上的后果。我们为此道歉。
诚然,我们未能将世间万物纳入《魔鬼经济学》一书中,然而,正因如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预期后果:需要再写一本书做进一步探讨。不过,在此要立即提请读者朋友注意,即使两部书的内容加在一起,我们仍然无法将世间万物一囊括在内。
如今,我和史蒂芬·都伯纳已合作多年。起初,都伯纳(作家、记者)写了一篇针对我(理论经济学家)的文章。开始时我们视彼此为敌人,尽管只限于口诛笔伐的“个人恩怨”;当好几家出版机构开始以极高的稿酬为诱饵,邀请我们合作出书时,我们终究化敌为友、通力合作。(记住:刺激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大众一般会这样做,经济学家和记者也是人,也被这一魔咒套牢。)
我们曾一起讨论如何分配稿酬的问题。刚一开始讨论,就陷入僵局,因为我们都坚持要按六四分成。最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彼此希望对方分得六成收入,自己拿四成。随后,我们便都深信,与对方合作将会十分愉快,于是决定按五五分成,写书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撰写《魔鬼经济学》时,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当时我们真的认为没多少人会读我们的书。(我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还因此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只有一分钱的预付稿酬,我们也应该心满意足。)没什么野心,预期极低,这反而让我们摆脱了各种束缚,得以把我们认为值得一写的所有内容都纳入写作素材中来。因此,写书过程充满了乐趣。
《魔鬼经济学》出版后的畅销,既出乎我们的意料,又着实让我们兴奋不已。如果当时我们迅速跟进,接着出版与该书相关的系列书籍,例如《傻瓜的魔鬼经济学》或《魔鬼经济学的心灵鸡汤》之类,那么,或许又能赚个盆满钵满,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做。我们希望把调研准备工作做充分,积累必要素材,到文思泉涌之时,执笔撰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历经4年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们终于实现了目标,第二部书(也就是本书)问世,不用说,我们深信本书更精彩。当然,至于我们所言是否属实,你们(而不是我们)说了算;至于本书是否会如第一部书出版时某些人想象得那样糟糕,也是你们说了算。
出版商已对我们彻头彻尾的“三流品位”不做任何指望,干脆不过问书名了:当我们提议将本书的书名定为《SuperFreakonomics》时,他们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
如果本书真的有任何值得一读的地方,那么得感谢读者。在通信成本低、方便快捷的当代,写书的一大益处在于,作者可以直接得到读者反馈,而且反馈信息直截了当、清晰明确、为数众多。良好的反馈信息是不容易获得的,因而颇具价值。我们不仅获得了有关《魔鬼经济学》一书的反馈信息,还获得了有关以后出书所涉论题的诸多建议。一些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提建议的人会发现,你们的想法已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感谢你们!
《魔鬼经济学》的成功还导致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我们不时一起或分别接到邀请,面向各类受众发表演讲。演讲之前,我们往往被邀请方以“专家”的头衔介绍给听众,而所谓“专家”却恰好是我们在《魔鬼经济学》中提请你们需要提防的人——他们不过是占有信息优势,并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对这个优势加以利用罢了。(我们想方设法说服听众:事实上,我们在任何领域都算不上专家。)
出席这类活动也为我们以后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时,都伯纳谈到了一种现象:人们上洗手间后洗手的次数远不如他们承认的那么多。随后,有一位男士走近讲台,伸出一只手说,他是泌尿科医生。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固然让人反感,但他所谈的在高危工作环境中(他所在的医院)不洗手的问题,以及医院为了鼓励医生洗手而采取的创意十足的措施,却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在本书中,你将读到医生与手部卫生做斗争的精彩故事。
在另一次对风险投资家所做的演讲中,我分析了我与社会学家苏希尔·温卡什(Sudhir Venkatesh)正着手开展的一个新调研项目。苏希尔·温卡什不惧危险深入毒品犯罪团伙的故事,已成为《魔鬼经济学》的经典案例之一。这个新调研项目,涉及追踪芝加哥街头妓女的日常活动。凑巧的是,来听演讲的一位风险投资家(约翰),正好与一个每小时收费300美元的妓女(安莉)约好了服务时间——就在那天晚上。在安莉公寓,他发现咖啡桌上放着一本《魔鬼经济学》。
“这本书你从哪里弄来的?”约翰问。
安莉说,这是她的一个也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朋友寄给她的。
为了给安莉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只是金钱和肉体的交易,男性吸引女性的本能仍然在作怪——约翰告诉安莉,正好在那天,他听了这本书的一位作者发表的演讲,这位作者在演讲中提到正在开展一个有关妓女卖淫的调研项目。而仅此似乎还不能说明这有多凑巧。
几天后,列维特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从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熟人那里,我听说你在着手写一篇有关卖淫行业经济收入状况的文章,对吗?我不太确定你开展的是不是严肃项目,也不知道告诉我这消息的人是不是在逗我取乐,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十分乐意助你一臂之力。
谢谢你。
安莉
还有一个难题有待解决:我得向我的爱人和4个孩子解释,下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不会在家,因为届时我要与一位妓女共进早午餐。为了准确评估她的需求曲线的状况,我认为与她面谈对我的调研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
[1]
 是为此付费的。
在本书中,你会读到有关安莉的故事。
最终导致与安莉有关的故事进入本书的这一连串事件,或许可归因于经济学家所谓的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出的第一本书极为成功,所以撰写第二本书时,我们获得了一系列的优势,而若换成其他作者,可能就无法拥有这等良机了。因此,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便是,我们的确拥有并利用了上述优势。
最后,在写作本书时,我们尽量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经济学术语,因为这些术语高深难懂、难以记住。所以,在援引有关安莉的故事时,我们没有将其视为解读累积优势的故事,而是将其称为……怎么说呢,魔鬼经济学故事。

[1] 如前文所述,我与社会学家苏希尔·温卡什一起开展这个项目。



所幸无人关注
列维特
所幸,没有人关注我的年度肯塔基德比预测,因为要是有人关注,他们会读到我在周五做出的这条预测:
若要我选出倒数第一名(这种赌注他们永远不会在赛场上推出,因为参与赛马的人比多数人更了解人们受诱因驱使这一点),那会是“天鸟翱翔”。
然后他们又会读到《波士顿环球报》周日体育版的大标题:
赔率50∶1的马匹在德比中震惊了夺冠热门“天鸟翱翔”以6又3/4个马位的优势获胜但世事总是要否极才能泰来,我列出了我看好的五匹马,其中一匹马在18匹马中以倒数第一结束了比赛,另一匹是倒数第二!
其他三匹的成绩还算尚可:第三、第四和第十。
鉴于这种表现,还会有人需要让我预测普力克内斯大奖赛
[29]
 吗?我认为会有的。你看,提及预测这种事,像我这样预测很离谱的人,和神机妙算的人一样,有着相同的价值。各位只需听一听离谱的预测者如何预测,再反之行事即可。

[1] 菲尔·戈登,美国职业扑克选手、评论员、作家。

[2] ——译者注安妮·杜克,职业扑克选手。——译者注

[3] 黑杰克,又名21点。规则为:庄家给每个玩家发两张明牌,牌面朝上;给自己发两张牌,一张牌面朝上(叫明牌),一张牌面朝下(叫暗牌)。大家手中扑克点数的计算是:K、Q、J和10牌都算作10点。A牌既可算作1点,也可算作11点。其余所有2至9牌均按其原面值计算。首先,玩家开始要牌,如果玩家拿到黑杰克,庄家没有黑杰克,玩家就能赢得2倍的赌金。如果庄家的明牌有一张A,则玩家可以考虑买不买保险,金额是赌筹的一半。如果庄家是黑杰克,那么玩家拿回保险金并且直接获胜,如果庄家没有黑杰克,则玩家输掉保险继续游戏。没有黑杰克的玩家可以继续拿牌,可以随意要多少张。在要牌的过程中,如果所有的牌加起来超过21点,玩家就输了,即爆掉。假如玩家没爆掉,又决定不再要牌了,这时庄家就把暗牌打开来。一般到17点或17点以上不再拿牌,但也有可能15到16点甚至12到13点就不再拿牌或者18到19点继续拿牌。庄家如果没有爆掉,就要与玩家比点数大小,大为赢,一样的点数为平手。——译者注

[4] 得州扑克具体规则如下:1.先下大小盲注,然后给每个玩家发两张底牌。大盲注后面第一个玩家选择跟注、加注或者盖牌放弃。按照顺时针方向,其他玩家依次表态,大盲注玩家最后表态。如果玩家有加注情况,前面已经跟注的玩家需要再次表态甚至多次表态。2.同时发三张公牌,由小盲注开始(如果小盲注已盖牌,由后面最近的玩家开始,以此类推),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表态,玩家可以选择下注、加注,或者盖牌放弃。3.发第4张牌,由小盲注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表态。4.发第5张牌,由小盲注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表态,玩家可以选择下注、加注,或者盖牌放弃。5.经过前面4轮发牌和下注,剩余的玩家开始亮牌比大小,成牌最大的玩家赢取池底。

[5] 偷盲,指位置靠后的玩家翻牌前加注,试图赢取无人争夺的盲注。——译者注

[6] 世界扑克大赛的项目冠军,除奖金之外,还可获得一条金手镯,相当于冠军奖杯。——译者注

[7] 好莱坞公园,洛杉矶的一座赌场。——译者注

[8] 六连猜,即选6个数字进行抽奖的彩票。——译者注

[9] 詹姆斯·阿图彻,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企业家、畅销书作者。——译者注

[10] 西洋双陆棋NJ(Backgammon NJ),手机游戏。——译者注

[11] 差点,即USGA(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差点指数,是高尔夫俱乐部对球员进行能力衡量的标准,可用于计算球员打球时的准确球场差点、确定球员打球的让杆数,并可随球员打球水平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球员水平越高,差点越小,负差点为加强差点,在指数前要用“+”表示。——译者注

[12] 《疯狂高尔夫》,1980年的一部美国体育题材喜剧电影。——译者注

[13] 本文撰写之时(2015年1月),丹尼只剩下了4200多个小时,差点值已经降到了3.1。——原注

[14] 班顿沙丘,为高尔夫度假村,全球顶级高尔夫球场之一。——译者注

[15] 滚球戏,一种类似保龄球的游戏。——译者注

[16] PBA,职业保龄球协会。——译者注

[17] 交叉球道,球员在两条球道上打球,每打一个计分格后转换球道。——译者注

[18] 在美式橄榄球中,持球的一队(进攻方)有四次进攻机会向前(防守方的达阵区)推进10码,每次机会称为一个“档”。进攻一方如果成功在四档内累积推进了10码(或10码以上),便可再次获得继续进攻的四档。如果进攻一方在四档内都不能向前移动10码,便要把球在第四档进攻结束的位置交给对手。球队大多会在第四档时采用弃踢的方式将球权转移给对手,令他们从较远的地方开始进攻。——译者注

[19] 委托代理,指由于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和监督,从而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译者注

[20] 达拉斯牛仔队,位于得克萨斯州北部的达拉斯市,被誉为“美国之队”,于1960年加盟NFL(美国橄榄球联盟),拥有众多球迷支持。——译者注

[21] 佛朗哥·哈里斯,生于1950年,美国已退役橄榄球运动员,曾效力于匹兹堡钢人队和西雅图海鹰队,于1990年入选橄榄球名人堂。——译者注

[22] 此处指都伯纳的《英雄崇拜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Hero-Worshipper)一书。——译者注

[23] 天恩赐球的说法源自“天恩赐胎”,即圣母“处女怀胎”的传说。1972年12月23日,匹兹堡钢人队对阵奥克兰突袭者队。在比赛还剩73秒的时候,钢人队以6∶7落后一分。布拉德肖通过两档进攻将球推进到了本方的40码处,但距离可以射门的距离大概还有30码左右的距离。此后,布拉德肖三次传球连续失败,导致比赛时间只剩下了22秒,只留给了钢人队一次机会。布拉德肖传球后,接球员和防守球员相撞,球反弹到跑卫佛朗哥·哈里斯手里,后者狂奔42码达阵得分,绝杀突袭者。但有不少人质疑这次达阵的有效性,当时的规则规定如果球只接触了进攻方球员,则只有该球员有接球的资格。此次胜利之后,钢人队开启了8年四夺超级碗的王朝。——译者注

[24] 小气乔”格林,原名查尔斯·爱德华·格林,生于1946年,已退役橄榄球运动员,曾效力于匹兹堡钢人队,是20世纪70年代初最著名的防守球员之一。他四次获得超级碗冠军,入选过橄榄球名人堂。1979年,格林拍摄的可口可乐广告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电视广告之一。特洛伊·波拉马鲁,生于1980年,已退役橄榄球运动员,终生效力于匹兹堡钢人队。——译者注

[25] 格林贝的橄榄球球队名为“格林贝包装工”。——译者注

[26] 圣路易斯红雀队为美国的一支棒球队。——译者注

[27] 此处指华盛顿红皮队,其队徽为印第安人的形象,印第安人也被称为红皮肤人。——译者注

[28] 肯塔基德比,每年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丘吉尔园马场举行的赛马比赛。——译者注

[29] 普力克内斯大奖赛,美国的平道马赛,创办于1873年,在巴尔的摩市安姆利科跑马场举行。——译者注



濒危物种法是否对濒危物种有害?
列维特
我的同事约翰·利斯特是目前最多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与迈克尔·马戈利斯、丹尼尔·奥斯古德合著了一篇新的研究报告,出人意料地提出旨在帮助濒危物种的《濒危物种法》实际上或有可能对其有害。
为什么?其主要规定为,某一物种被定为濒危物种后,须决定将某块地理区域划为该物种的濒危栖息地。首先划定栖息地的边界,经过公开听证会,最终决定哪片土地会受到保护。与此同时,在辩论进行过程中,有强大的利益驱动促使私人对土地进行开发,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土地以后可能会因濒危物种的状况而被禁止开发。因此,在短期内,对栖息地的破坏实际上反而有可能愈演愈烈。
根据该理论,利斯特等人分析了赤褐鸺鹠的数据,该物种栖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附近。不出所料,他们发现,在即将被指定为濒危栖息地的区域,土地开发大大加快了。
经济学家萨姆·佩尔兹曼还发现在列入濒危物种名单的1300个物种中,仅有39个物种被迁移到了栖息地,以上结果再结合这一发现表明,《濒危物种法》的效果难以称之为乐观。



从优秀到卓越……到不及格
列维特
我几乎再也没有读过商业书。多年前,在返校读博之前做管理顾问的日子里,我读得够多了。
然而,上周,我捡起了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该书是出版界的一大奇迹,自2001年出版以来,该书已经达到了数百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有每年30万本的销量。该书大获成功,以至于7年后,精装本仍在流通。多年来,我一直对这本书有所耳闻,但从来没有读过。总是有人向我问起,我想我应该看一看了。
该书重点讲述11家原本中规中矩、后经变革达到卓越的企业——此处对卓越的定义是,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股票大幅领先于大盘及其竞争对手。这些企业不仅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也具备能使之“基业长青”(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