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cipal 六合丛书(合集:《无声无光集》《古典的回声》《始有集》《佛书料简》《蜗耕集》《陈寅恪丛考》《朝歌集》《读书纪闻》《文中象外》《洛城论学集》)

六合丛书(合集:《无声无光集》《古典的回声》《始有集》《佛书料简》《蜗耕集》《陈寅恪丛考》《朝歌集》《读书纪闻》《文中象外》《洛城论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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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近年撰写的中国文史随笔,分四辑,第一辑写唐诗宋词中的掌故,如唐诗中的酒价、元缜等梦、姜白石的爱情、姜白石《点绛唇》等,第二辑谈近代学者如黄侃的治学、俞平伯的淑世情怀、方孝岳、龙榆生的活动等,第三辑是作者回忆与学者的交往,如张珍怀先生的词学追求、陈国球谈文学的力量等,第四辑是评论文字,如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唐诗的传承等。作者博学丰瞻、识见透脱,文笔雅洁,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学术价值。
Ano:
2014
Idioma:
chinese
ISBN:
B00M6RBE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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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宗教

Ano:
2014
Idiom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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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 , 1,03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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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佛问禅

Ano:
2014
Idiom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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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无光集/张晖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308-10816-4

Ⅰ.①无…Ⅱ.①张…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6628号



无声无光集

张晖 著



策  划周 运

责任编辑王志毅

出版发行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

字  数128千版

版 印 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08-10816-4

定  价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自序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有一卷诗叫《长干塔光集》,其中收入一首长诗专讲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冬天南京长干塔于夜间大放光芒之事。长干塔是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大报恩寺时所造的九级琉璃塔,高百馀丈,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以琉璃、黄金铸成塔顶,鼎盛时夜间更有一百二十八盏燃灯,其光远播几十里外。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当时钱谦益正住在长干寺秘密从事复明运动。那么,他在诗中刻意表彰长干塔大放光明,其寓意可知。有趣的是,当晚陪同钱谦益一起礼塔的还有钱澄之,但他却在自己的诗中说长干塔“是夜仿佛有光”。这不是陶渊明“仿佛若有光”的希望,而是陷入黑暗的绝望。长干塔是否放光,必然有一个客观的事实,然而却因诗人的心境有所不同,光芒便在有无之间。

在我现在的住所,也可见一座高约五十米的慈寿寺塔。此塔为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生母李太后所建,因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玲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曾遍及禅院,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遂成无声的沉默。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是为序。



张 晖

2012年7月14日





第一辑





一 中国的“诗史”传统





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所以其价值不证自明。而我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就是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不同,专业批评家往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史的蹊径,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以诗为史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诗史”一词从晚唐《本事诗》开始正式成为文学批评概念。《本事诗》里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可见在其语境中,所谓的“诗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歌;其次,杜甫在写作这些诗歌时,记录了他流离陇蜀时的全部事情,连十分隐密的事也不例外,甚至没有任何遗漏。两者缺一不可,构成“诗史”的内涵。此后,“诗史”一词的内涵得到不断地增衍。如果加以简略概括,大致有十七种之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比如《新唐书》里专门强调“善陈时事的律诗”,理学家邵雍则将之理解为一种“追求普遍性的诗学”;还有强调“知人论世”的,杜诗忠实记载客观事物如酒价、年月日、地理、数字、人物等,杜诗的叙事功能,杜; 甫忠君爱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史”的内涵,影响大多止于一时、一地甚或一人。综观历代的“诗史”说,其间贯彻着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强调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

从孟棨《本事诗》强调杜甫流离陇蜀时记载所见所闻的诗歌开始,“诗史”说就不断强调诗歌对于外在现实世界的记录和描写。宋代的“诗史”说虽然繁杂,但无论是《新唐书》所说杜诗中“善陈时事的律诗”,还是其他的论述强调杜诗的实录、史笔、知人论世、叙事等,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基本的文学理念,即诗歌的内容须记载、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而明代复古诗论中的大量论争以及清代王夫之、钱谦益、施闰章、陈沆等人的论述,也都是在不违背此一理念的情况下展开的。可以说,强调诗歌记载现实生活的“诗史”说,起源于晚唐,到明代就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一贯要求诗歌描写现实、反映现实、记载现实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诉求。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诗歌须描写现实既是“诗史”说中的一个基本内涵,也是历来中国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常见论说。方孝岳曾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到《左传》赋予许多《诗经》中的诗歌以本事,即表明在中国早期的文学观念中诗歌是要以具体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7—19页)到了汉代的《毛诗序》,更加清晰地表明诗歌要记载“一国之事”和“天下之事”,诗歌和现实之间由此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至唐代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核”即真实的意思。(许慎如此解释“核”(覈):“覈,实也。……遮其辞得实曰覈”,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58页上。)白居易说诗歌背后的事“核而实”,即强调诗歌记录事件的真实性。在这种观念下,诗歌就要尽量做到对现实的忠实再现与模仿。

较之汉代《毛诗序》、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等理论,“诗史”说在对于诗歌如何记载现实生活的问题上无疑概括得更为简洁与凝练。“诗史”说不但继续强化了诗歌对现实模仿的创作倾向,而且它的众多内涵从各个方面、诸多层次给了这种创作倾向予具体而微的指导、说明。诗歌记载现实的观念和创作倾向,正是由于“诗史”说的推波助澜,自宋代以后才得以深入人心。

从中国诗歌史的历程来看,自觉运用诗歌来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行为,无疑始于杜甫。宇文所安发现,当时除杜甫外很少有其他诗人记载安禄山的叛乱(贾晋华译《盛唐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24页)。宇文所安的观察十分敏锐,他注意到杜甫这一自觉的创作行为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宇文所安在此并未对此作出说明。需要补充论述的是,杜甫对诗歌本质的理解无疑已经开始转向诗歌应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对诗歌本质的新理解一旦转化为创作实践,就使得杜甫在诗国里不断地得以开疆拓土。而杜甫这种注重诗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观念之所以能在后世形成广泛的影响并被普通作者接受且运用,乃是自晚唐孟棨以来诸多“诗史”说推波助澜的功绩。

“诗史”说同时也促使产生了将诗歌创作简单视为史料记录的观点。宋代“诗史”说中就已经强调诗歌忠实记载外在的世界,如记载年月日、尺寸、地理名词、人名等,并开始用杜诗来证史;这个倾向由明代的杨慎进一步光大,到清初钱谦益、黄宗羲的手里发展到极至。由此,不仅在理论上诗歌已经成为历史的史料,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很多诗人写作诗歌的目的就是为了记载历史。这些现象的产生绝非突兀,均受到“诗史”说中要求诗歌忠实记载外部世界的影响。

当然,强调诗歌记载外在世界的论说并不代表“诗史”说发展的唯一方向。历代的“诗史”说,也一直强调诗歌在记载现实时要重视诗歌的文学性。比如《新唐书》的“诗史”说强调杜甫的律诗,宋代邵雍重视诗歌的本体,其他宋人强调杜甫诗歌的叙事功能或者杜诗的《春秋》笔法,明代诗论家如杨慎、许学夷、王夫之等希望诗歌通过抑扬讽刺、比兴、美刺等写作手法来记载现实,从而可以保持诗歌含蓄蕴藉、微婉甚至情景事合一的美感。

历代的“诗史”论述尤其重视诗歌中“情”的作用。《本事诗》一书就强调“情”,到了明代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如杨慎认为诗歌要“道性情”,而非记录事件。又如王世贞认为,被称为“诗史”的诗歌在创作上均使用“赋”,他引用李仲蒙的话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见《历代诗话续编》,第954页)可见,王世贞认为赋是用来言“情”的。许学夷则认为“诗史”要“述情事为快”,将“情”和“事”并列。王夫之提倡“情景交融”、“情景事合一”,对“情”尤为重视。可以说,他们“诗史”说的重点并不在于诗歌是否反映现实,而是在如何反映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强调比兴、美刺等创作手法,保持诗歌抒情的美学特征。这部分“诗史”说实际上契合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

陈世骧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学拥有一个“抒情传统”,他认为抒情传统起于《诗经》,因为《诗经》是一种唱文,“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它和抒情诗的要义各方面都很吻合。”(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见《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陈世骧之后,学术界沿着他开辟的思路继续加以深入,逐渐认为“情”的内容不仅仅包括个人的层面,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层面。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以《诗经》、《楚辞》为基准的中国诗歌传统,使得诗人在创作时,往往将个人的情感和家国的记忆交杂在一起。这一点,传统诗学中自《诗大序》开始就给予了充分注意。经过陈世骧、高友工、蔡英俊、郑毓瑜等人逐渐建构起来的中国抒情传统,也强化了这种认识。可惜到目前为之,他们的抒情传统建构还基本集中在唐代以前。而自唐末发展起来的“诗史”说,在保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前提下,通过美刺、比兴等手段,将诗歌中原本属于作者个人的情感,提升到整个国家、社会的集体情感。不但充分满足了诗歌记载外部世界的要求,还补充了抒情传统在唐宋以后建构的不足。

抒情传统虽然使得“诗史”说不断地反省和增加诗歌抒情的部分,但诗歌反映现实的观念非常强大,使得“诗史”说也慢慢地开展出一些抒情传统所无法笼罩的内容:这就是延续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宋代“诗史”说中已经得到讨论,到清初发展到极至。诗歌由此成为历史的史料,而写作诗歌就是为了保存历史。也就是说,到清初的时候传统诗学中强调作品对于外部世界忠实的模仿很有可能突破抒情传统,形成另外一套类似于西方诗学中的模仿(mimesis)理论。但与此同时,另一条发展线索也表明,从宋代苏辙开始经过明代何良俊直至清代的王懋竑,均对元白诗歌的叙事有所批评,可以看到诗论家对于诗歌忠实记载现实有着很多的不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元白的诗歌缺失了诗歌本身的美感。这种模仿理论和抒情传统的冲突,直到清代才得以解决。清代大量的诗歌笺注者利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来阅读诗歌,开始重新重视诗歌的文体特征,强调诗人通过比兴、美刺来委婉地传达对现实重大事件的看法,从而将强调模仿的“诗史”说重新纳入抒情传统之下。可见,“诗史”说虽然一度强调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但终因与强大的抒情传统完全背离,因此难以充分发展出一套模仿理论。

尽管如此,经过不断争辩,诗歌要在保持抒情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记载现实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因为同时满足了抒情传统与诗歌模仿现实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影响到诗歌的创作,而且还影响到后世阅读诗歌的习惯,并慢慢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诗史互证”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学者陈寅恪等人的发挥,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然而对“以诗为史”的反省从来没有停止过。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评点《瀛奎律髓》,他评论杜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一诗时说:“此老杜独有千古处。然自‘诗史’之说行,注家句句关合时事,亦多有非老杜本意处也。”(方回选评、纪昀刊误、诸伟奇、胡益民点校《瀛奎律髓》,黄山书社1994年,第560页)纪昀不能认同的是将每句杜诗都联系上时事来解释。稍后的毕沅也对“以诗为史”的阅读风气表示不满,他希望通过杜诗来引导当下的风气,使之回归风雅的传统。这自然是《毛诗序》中“美教化、移风俗”的延续。不过,毕沅既有此想法,自然就不满足于将诗歌的功能直接归结于历史了。

晚清以来,“文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大学的教育体制,从传统的“词章之学”逐渐向讲究“美感”、“虚构”等西方观念过渡,慢慢地被国人所接受。尽管史学家和多数的文学史家仍然痴迷于“以诗为史”的阅读方式,并将之贯彻到现代的学术研究之中,但很多学者开始反省这种阅读方式的弊端。1962年,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陆学术界对杜甫大加褒奖,与“现实主义”的荣誉紧密相联的就是“诗史”。但郭绍虞在上海冷眼旁观,偏偏指责“诗史”的说法:



大抵自诗史之说兴,而注杜者遂多附会史事之论。……杜诗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史证诗,当然无可非议,但强加附会,则失之凿,甚至捏造史实,则更近于妄。(郭绍虞《杜诗镜铨序》,见《照隅室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87页)



不过,反对更为激烈的则是钱锺书。

早在1948年,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就批评“诗史”。他说“谓诗即以史为本质,不可也。脱诗即是史,则本未有诗,质何所本。若诗并非史,则虽合于史,自具本质”(《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38—39页)。在这里,钱锺书试图区分诗歌和历史的区别,他认为,诗歌的本质并非历史。这些想法,他在1957年所作的《宋诗选注序》中再次加以强调: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宋诗选注序》,见《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



在“文革”后问世的《管锥编》中,钱锺书依然对“诗史”问题持一贯的否定态度。当他提到历代研究李商隐诗歌的情况时,对“诗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甚至嘲笑这些学者是“远犬吠声,短狐射影”(《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0页),言辞不可谓不激烈。不过,尽管钱锺书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对此方法一直表示不满,并试图加以批评和纠正,但是,他所反对的这一长达数百年的阅读传统如今依然在实际的阅读活动中行之有效。特别是在今天,学者们在强调专业化的同时还追求学科间的融合,因此,游移于诗歌和历史之间的“诗史”说反而能得到文学和历史两个专业的同时认可。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于“以诗为史”的阅读传统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量生硬的拼凑,或以纪史功能作为诗歌的主要价值,或将诗歌中的比兴、美刺牵强附会于上层社会中重大、秘密的政治事件,更有甚者,将“诗史”作为一种阅读标准,强加于古人甚至于今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之上,只要诗中出现与时事交涉者,即可誉其为“诗史”。这一阅读方法的滥用非但不能为现有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反而遮蔽了诗歌阐释的丰富的可能性。

实际上,“诗史”一词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是不可随意运用的。历史上仅有宋末、明末清初两个时代的诗人被当时或后世较多地尊称为“诗史”,这两个时代都存在史官缺席、史料贫乏的问题,而诗歌因为篇幅短小,诗人可随时随地利用诗歌这种形式来记载所思所感,所以,诗歌可用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然而,对宋元以来的绝大多数时代而言,公私的历史记载均十分丰富。相对于整体的历史记载(上至帝王的起居录、实录,下至民间的野史、笔记)而言,片段的、经验性的诗歌中的历史记载实在渺小到可以忽视。或许个别杰出的诗人的触角涉及到了历史记载所忽略的地方,但这也是因为创作观念的转变,使得诗人乐意记载和描述某些重大或特殊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同治、光绪以来,诗歌的纪事功能更是在不断地被边缘化。作为新式媒体的报刊、杂志,可以记载一个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日常生活。我们又何必通过诗歌来了解历史呢?时至今日,铺天盖地的网络写作在极尽铺陈之能事的同时,已变成一只自己可以变形的巨兽,吞噬着所有固定的价值。“诗史”安在?

这么说,自然不是一笔抹杀诗歌的记录功能。诗歌本是诗人面对世界的重要思考结晶,但凡人生所要面对的事情,诗歌自然均有所涉及。记载历史,本是诗歌众多功能中的一项。诗歌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历史的阅读。今日来看,“以诗为史”的阅读,可以让诗歌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物质史、情感史、性别史、医疗史等众多不同的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的阅读必须建立在如下认识之上:即充分明白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献,而非用来简单证明历史的文献材料。阅读者要充分了解诗歌的体制和美学,掌握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熟悉同一时代诗歌文本的趋同与差异,才不至于对诗歌的意义产生错误的把握,从而导致对某些历史信息的误判。最后方可曲径通幽,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



(原刊《读书》2012年第9期)





二 唐诗中的酒价





《玉壶清话》是北宋的一本笔记,里面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书中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唐代酒价的: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闲。忽问:廛沽尤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文。”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宋真宗赵恒是继太祖、太宗之后北宋的第三个皇帝,就是他签订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澶渊之盟”,换得北宋随后的百年安定。当时经济繁荣,而又外无兵戈,君臣在一起饮酒作乐也是常事。只是这一次聚会的话题有些特别,真宗一时兴起,询问起唐代的酒价。对于这类琐屑的“社会经济史料”,正史不见记载,所以博学多识的大臣们也难以回答。幸亏机警的丁晋公想起杜诗,于是回答唐代酒价“一升三十文”。而真宗听了之后,称赞杜诗为“一时之史”。

在当时,能够享受“诗史”这一封号的只有杜诗。这是一种将诗歌作为史料来阅读的方式。中唐时,皇帝文宗(827—840年在位)曾读到杜甫《哀江头》中的两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感慨万分,于是命令在曲江周围建筑行宫、台殿,以期符合《哀江头》的描写。安史之乱后,长安凋敝。唐文宗借助杜诗的记载来想像以往的辉煌,重建行宫、台殿,也只是为了重现这种辉煌的过去。但这种将杜诗看作是真实的观念深入人心后,从宋代开始就出现很多夸张的阅读方式。酒价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在《玉壶清话》后,又有一本《猗觉寮杂记》也赞同将杜诗记载的酒价看作是唐代的酒价,不仅如此,书中还认为杜诗记载了唐代的盐价:



子美《盐井诗》“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便见当时川中盐价与商贾所贩之息,使后世有考焉。



读后不免一噱。这种阅读的思路,除在宋代有回响外(如俞文豹《吹剑录》),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人俞弁《山樵暇语》、清人尤侗《艮斋杂说》都持类似看法。

但问题不止于此。《北江诗话》中说:



唐酒价故不可得而知。子美三百青铜之句,取信久矣。而王维云:“新丰美酒斗十千。”不应悬绝如此。



书中首先承认唐代的酒价实际上已经不得而知,虽然杜甫的诗句让人知道了当时的酒价,但王维诗中记载的价格与杜诗如此不同,让读者不免对杜诗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赵与時(1175—1231)在《宾退录》中也表示对《玉壶清话》的怀疑,他说:



唐诗人率用此语。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白乐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软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崔辅国“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郎士元《六言绝句》“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皆不与杜诗合。或谓诗人之言不皆如诗史之可信,然乐天诗最号纪实者,岂酒有美恶,价不同欤?何其辽绝耶!



赵与時列举了李白、王维、白居易、崔辅国、郎士元等人的诗歌,发现他们所记载的酒价竟然和杜诗记载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以谁的记录为准呢?难道仅仅因为杜甫是“诗史”,其他的仅仅是诗人,所以一般以杜诗为标准(在当时人看来,诗人之言不皆如诗史之可信)。然而赵与時的困惑是:白居易的诗歌从来都号称纪实,难道也不能相信吗?

赵与時的困惑其实不难解释。首先我们可以顺着他的思路来思考问题,赵与時自己说:“酒有美恶,价不同欤?”这自然是酒价出现不同的原因之一。另外,我们还可以继续补充:因为杜甫、白居易所处的时代不同,物价自然会出现较大的差异。然而,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就如同赵与時一样,被困在了将诗歌作为史料来阅读的思路中。刘攽在《中山诗话》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给我们警醒:



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值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曰:‘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亦一时之善对。



刘攽是北宋著名的博学之士,与司马光一同修撰《资治通鉴》。所以他对丁晋公的态度就和别人不同,他认为这仅仅是“善对”,不过是臣子面对皇上提问时一种学问和机智的表现,而不是杜诗真的记录了唐代的酒价。后来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有更为清醒的反省:



昔人应急,谓唐之酒价,每斗三百,引杜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证。然白乐天为河南尹《自劝》绝句云:“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又古诗亦有“金樽美酒斗十千”。大抵诗人一时用事,未必实价也。



毫无疑问,有关唐代酒价问题的讨论无疑将杜诗记载时事的功能推衍到了一个极端。刘攽、周必大等人对酒价问题是否一定成立,当然有所保留。但这并不能改变宋代人痴迷于杜诗具备客观记载功能的神话。比如他们认为,杜诗除记载唐代酒价外,还记载了年、月、地理、数字、人物等一切外在事物。于是,宋代的笔记、诗话里涌现出大量的相关讨论。而讨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酒价的问题,更趋细致。

比如杜甫在《古柏行》一诗中提到“霜姿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是杜甫描写树木比较粗大。然而数学家沈括读了之后,却用数学家的脑袋思考到:诗中所说的柏树尺寸好像有问题。于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他的言论无疑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是啊,杜甫是真实记载一切事物的“诗史”,怎么你沈括能把它说成错误的呢?于是黄朝英在《靖康缃素杂记》中反驳沈括:



予谓存中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四十围若以古制论之,当有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两手大指头指相合为一围,则一围是一小尺,即径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又宜矣,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



王得臣在《麈史》中也反驳沈括:



杜子美《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内翰云: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也。然沈精于算数者,不知何法以准之。若径七尺即围当二丈一尺。



黄朝英、王得臣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运用数学工具来反攻沈括。直到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才摆脱具体尺寸问题的争论,看到问题的关键:即诗歌不需要、也不能够拘泥来读。所谓的“四十围”也好、“二千尺”也好,仅仅是指柏树的高大,并非真实、正确的记载。

此外,还有人来利用杜诗来考证人物的姓氏。蔡京次子蔡條喜好风雅,他在《西清诗话》根据杜诗《送重表侄王砅》诗中所说的“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来考证王珪之母不是《唐书》中记载的“卢氏”,而是“杜氏”。王珪是初唐名臣,有关其母姓氏的考证自然有不小的意义。于是很多人接着蔡絛的话头继续深入,如陈岩肖《庚溪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这是用杜诗证史的一个著名个案。近代史家顾颉刚经过研究,指出杜甫《送重表侄王砅》一诗所记“未必遂为实事”,但当时信服者众多。宋人受此思路的影响,认为杜诗的可信度甚至超过正史,所以往往用杜诗来订正正史的记载。

唐代的酒价是多少?柏树的高度和腰围是多少?王珪之母姓什么?如此这般等问题,都是宋代诗学中的热门话题。现在看来,不过都是些一时的谈资而已,但在当时却有一流的学者文人牵涉进去讨论,其背后自然牵涉到应当如何阅读诗歌的问题。将杜甫的诗歌视为真实记载,利用杜诗来考证很多历史的细节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明末迄今长达四五百年间盛行的“诗史互证”方法就和这种“实录”的思想分不开,但如果将这种阅读方式视为“无往而不利”,就会严重伤害到对诗歌的审美阅读。这一弊端,正是布拉格学派的后劲——伏迪契卡(Felix Vodika)所要批评的:在评论文学作品时,不能仅仅集中在它所传递出来现实的部分,还应该考虑到作品的美学功能。



(原刊《文史知识》2011年第6期)





三 元稹的梦





元稹是一个常常做梦的人,而且喜欢谈论自己的梦。元和九年(814年),他梦见与友人白居易等一起在长安曲江边上游玩,为此,他写了《梁州梦》一诗和《感梦记》一文。晚唐的孟棨通过元稹的梦看到了友谊的珍贵:“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本事诗》,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9页)从此元稹的这个梦广为人知。

除白居易之外,元稹还梦见过李绅,这让他整夜心情愉悦(《长滩梦李绅》“合眼逢君一夜欢”,《元稹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255页)。他也曾梦见过刚刚去世的宰相裴垍,感念他对自己的提携之恩(《感梦》,见《元稹集》,第94—95页)。但让元稹频繁入梦并诉诸于诗的是他妻子韦丛的离世。

韦丛是当时朝廷显贵韦夏卿的小女儿,下嫁元稹的时候刚刚二十岁。元稹费尽心思,才获得这门婚姻,所以十分珍惜。不过元稹只是一名小官,家里比较贫困。韦丛和他结婚后,吃了不少苦。难能可贵的是,出身豪门的韦丛非常贤惠,面对贫苦的生活坦然处之,对于元稹也从无半分怨言。元稹对她十分感激,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和睦。

贫穷的生活和多次生育,极大地影响了韦丛的身体健康。在元稹三十一岁的时候,年仅二十七岁的韦丛去世了。悲恸之下,元稹开始有白头发。他邀请大文人韩愈为妻子撰写了墓志铭,自己则写下了感人至极的诗歌《遣悲怀》三首,最出名的是其中的第二首,诗里面说:“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集》,第112页)曾经共同经历贫贱与困难的夫妻,他们互相之间的相知与依赖必然较深,所以一旦永诀,便特别地悲伤。“贫贱夫妻百事哀”遂成为中国文学中对家庭生活最有概括力的名言之一。

连同《遣悲怀》在内,元稹的悼亡诗共有二十八题,其中直接描述梦境的诗就有四题六首。下面这首《梦井》诗在这批悼亡诗中并不出名,也未曾得到批评家的重视,却是内容和艺术均佳的好诗。



梦上高高原,原上有深井。登高意枯渴,愿见深泉冷。徘徊绕井顾,自照泉中影。沉浮落井瓶,井上无悬绠。念此瓶欲沉,荒忙为求请。遍入原上村,村空犬仍猛。还来绕井哭,哭声通复哽。哽咽梦忽惊,觉来房舍静。灯焰碧胧胧,泪光凝炯炯。钟声夜方半,坐卧心难整。忽忆咸阳原,荒田万馀顷。土厚圹亦深,埋魂在深埂。埂深安可越?魂通有时逞。今宵泉下人,化作瓶相警。感此涕汍澜,汍澜涕沾领。所伤觉梦间,便隔死生境。岂无同穴期,生期谅绵永。又恐前后魂,安能两知省?寻环意无极,坐见天将昞。吟此《梦井》诗,春朝好光景。(《元稹集》,第114—115页)



全诗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从开头至“坐卧心难整”为第一部分,写梦中的情形;第二部分从“忽忆咸阳原”到诗末为止,写作者梦醒之后的无限感慨。

“梦上高高原,原上有深井”二句,开篇点题,径直说明此诗为何名唤《梦井》,并奠定了全诗的一个意象基础:它写的是“高高原”,而不仅仅是“高原”;写的是“深井”,而非一般的井。既高且深,给人一种幽邃的感觉。接着作者便说自己登上这“高高原”,觉得枯渴。枯渴也不是一般的口渴,而是一种缘于心灵的极度干渴。“徘徊绕井顾,自照泉中影。沉浮落井瓶,井上无悬绠。”写自己徘徊于井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瓶用来汲水,却一不小心将之掉入井中,瓶在井中上下沉浮,而井旁的辘轳上却没有井绳将瓶捞起。诗人急了,“念此瓶欲沉,荒忙为求请。”可是高原上四顾茫茫,又能求助于谁呢?“遍入原上村,村空犬仍猛。还来绕井哭,哭声通复哽。”梦到这里,已进入高潮。诗人欲求无人,而身边还有恶狗向他狂吠,束手无策,百般无奈之馀,只能回到井边流泪。诗人因梦中之哽咽而惊醒,醒来四周阒然,孤冷凄清,唯有床前“灯焰碧胧胧”,照见自己“泪光凝炯炯”。听着三更的钟声,诗人心乱思繁,坐卧不宁。

接着,诗歌自然过渡到第二部分。“忽忆咸阳原,荒田万馀顷。”咸阳原是韦丛安葬的地方。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云:“十月十三日葬咸阳,从先舅姑兆。”(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4页)元稹写此诗时正分务东台,不在咸阳,所以有此说。元稹另外有《空屋题十月十四日夜》诗云:“更想咸阳道,魂车昨夜回。” (《元稹集》,第110页)同样也是以“咸阳”来指代他妻子的茔地。“土厚圹亦深,埋魂在深埂。埂深安可越?魂通有时逞。”四句中连用三个“深”字和两个“魂”字,三个“深”字,足见作者痛心疾首亡妻埋于层层黄土之下;两个“魂”字,则可看出作者企盼亡妻魂灵来和自己相聚。“今宵泉下人,化作瓶相警。”呼应上文,亦是点睛之笔。正是这一句,我们才明白了此诗的奥妙。上文所说“枯渴”是缘于心灵的极度干渴,亦由此句而来。诗人自己透露,“瓶”是她妻子的化身。他要用瓶来汲水解渴;而妻子虽不能解除他的口渴,却能慰藉他心中的思念,浇溉他干枯的心田。“感此涕汍澜,汍澜涕沾领。所伤觉梦间,便觉死生境。”汍澜是眼泪纵横的样子,作者想到亡妻“化作瓶相警”,百感交集,禁不住伤泣。他痛心于仅仅在这一梦一醒之间,便已感受到了生死的区别。妻子已经亡故的事实向他重重逼来,作者忍不住长叹一声:“岂无同穴期,生期谅绵永。又恐前后魂,安能两知省。”我们夫妻当然有同穴的日子,可就算有朝一日栖身一处,我们的心灵还能沟通吗?这种痛苦,较之《遣悲怀三首》(其三)中所云:“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元稹集》,第112页)更深一层。“寻环意无极,坐见天将昞。”作者万般思绪,只能坐看天亮。“吟此《梦井》诗,春朝好光景。”呼应诗题,又一笔荡开,用窗外无边春色收尾,更反衬心绪之黯淡寥落。

这首诗从结构上讲,与作者另一首悼亡诗《江陵三梦》(其一)极其相似:两者都是先写一个具体的梦境,接着在梦境的基础上抒怀,从而表达自己对亡妻的悼念之情。然而仍有不同:《江陵三梦》(其一)中的梦是一个写真纪实的梦,它营构了一个真实的生活场面。作者梦见的是妻子临终前:“依稀旧妆服,晻淡昔容仪。不道间生死,但言将别离。”((《元稹集》,第115页))生活中的细节往往是最真实而感人的。这段琐碎细腻而又蕴含着无限留恋与真情的话语,不仅使作者“我亦涕淋漓”,也使读者极为感动。而《梦井》诗却全然不写身边琐事,只通过一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瓶,一口深井,用带有玄言思辨色彩的语言,描绘出一个抽象的梦境。人的感情总是先感性而后理性的。

我国的悼亡诗,从《诗·邶风·绿衣》“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兮”开始,大多都是睹物思人型的,结构、意象比较简单,如潘岳《悼亡诗》、沈约《悼亡诗》、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薛德音《悼亡诗》等。这种情况在元稹自己的悼亡诗中也大量存在着。睹旧物而思故人,实在是一种最普遍的情感。然而《梦井》诗却跳出了这个窠臼,不写具体生活细节,纯用象征来表达感情。这种写法在当时应该是比较新颖别致的。

在精神分析学特别发达的今日,诗中提到的“登高”、“深井”、“银瓶”、“干渴”诸多意象恰恰暗合了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但如此解读不知是否会破坏中国诗的美与感伤呢?



(原刊《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5期,略有修改)





四 姜白石的爱情





今春第一次去合肥,正值“鹅黄嫩绿”时节,我却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城市街巷中徜徉,寻觅南宋词人姜白石笔下那遍植柳树、春意盎然的古城。我眼中这座明媚灿烂的春城,在姜白石记忆中却是一座“巷陌凄凉”的孤独之城。正所谓“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在这里,姜白石曾经遭遇过一段遗恨千古的“合肥情事”。

姜白石(约1155—1221),号“白石道人”,是南宋中后期的一位著名词人。虽然他在文学史上声名显赫,但却因终身未仕,今天连他确切的生卒年都已无法知晓了。姜白石的名字很特别,叫做“夔”。据说在上古的时候,夔是虞舜时代掌管国家音乐的官员。姜夔的父亲姜噩是一个好古的读书人,所以才会选这样一个不常用的字。不过,姜夔长大后果然成为了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和词人,这恐怕是姜噩给儿子起名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的吧。

然而,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音乐和创作不过是富家子弟的闲情雅趣,怎比得高中科举来得荣耀?姜白石出身在一个官僚和读书人的家庭,科举几乎成为他得到家族认可的唯一选择。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姜噩高中进士,后官至湖北汉阳知县。不幸的是,父亲突然早逝,整个家庭也跟着迅速衰败。经历了丧父之痛的少年姜夔,只好寄居于嫁在汉阳的姐姐家中,直到长大成人。可以想像,在突然的家庭变故之后,年轻的姜白石是多么希望通过成功的科举考试来重振家声,回报姐姐的养育之恩。但造化弄人、事与愿违,聪慧过人的姜白石却始终无法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大约二十岁左右的时候,科举反复碰壁的姜白石不得不浪迹天涯,开始凭借他在音乐和创作上的才华谋生。他在江淮一带流浪,合肥、扬州、杭州、苏州等地是他经常驻足的地方。他的人格孤高清峻,从不趋炎附势;作品的风格如同他的为人一样,清空雅致。三十岁出头的时候,福建老诗人萧德藻因为器重他,将侄女许配给他。少年失怙、飘零四方的姜白石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庭。不过,生计逼迫他继续奔走江湖。在萧德藻的帮助下,姜白石结识了杨万里、范成大、朱熹、辛弃疾等当时著名的官僚、学者和诗人,得到了他们的尊重或资助。然而,年少时的理想和雄心却在日复一日的奔走和求谒中被消磨殆尽了。

不过,只有一样东西是姜白石永远不能忘怀的。那就是镌刻在他青春记忆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姜白石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清楚地讲述过这段感情,所以八百年来,那些讲述他个人情事的词作一直没有得到过有效地阐释。直到六十年前,杰出的学者夏承焘才把这段情事考证了出来,他甚至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合肥情事”——来称呼它。原来早年的姜白石曾在合肥居住,与一对擅长弹奏琵琶的姐妹相识,并与其中的一位相爱,结下不解之缘。然而姜白石生计无着,被迫离开合肥到别处谋生,致使二人无法厮守终身。据研究,姜白石在多达二十二首的词作中欲说还休地反复回味他的这段伤心往事,而这二十二首词作,足足占据他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一。可见这段感情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古代男性在正式婚姻之外,往往另有恋情发生。两宋词人在作品中常常表达这种婚姻之外的感情,柳永、秦观、周邦彦等莫不如此,但若要说谁是两宋词人中用情最为专一而且长久的,大概非姜白石莫属。

宋宁宗庆元三年,也就是1197年的正月,姜白石正处于人生选择的重要关头。正是在那一年,姜白石决定上书向朝廷求官。在这重大的人生抉择之前,姜白石在做什么呢?之前的冬天,他人在无锡,一心想去合肥而不得,日有所思,遂夜有所梦。梦醒之后,填写了一首《江梅引》,词的上半阕写道:



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



说起来,姜白石这时已过不惑之年,距离上一次告别合肥,已有五年之久。距离二十岁时与情人最初相遇,已经过了二十年。二十年来,这段感情仍然让词人魂牵梦绕。而今夜,在相思欲狂中,他却连与情人在梦中相见亦不可得,这是何等的噬心之痛。所以他在词的下半阕黯然神伤地写道:“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

想去合肥而不得,姜白石只好从无锡返回杭州。转眼就到了元宵佳节,街面上游人如织,灯火辉映,笑语欢声不绝于耳。姜白石也挤在人群中,触目所及的是“花满市”的繁华,肌肤感受到的却是“月侵衣”的冷寂,而在他心中排遣不去的仍是那缠绵悱恻的情感记忆。刹那间,忧伤和甜蜜同时将内心填满,却又无法言说,只好轻叹一声:“少年情事老来悲”。

那一年的正月,姜白石一下子填写了五首《鹧鸪天》词。反复诉说他心中隐秘的悲伤。其中第四首最为出名: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这是姜白石对合肥情人最为直接的情感倾诉。白石对情人的思念好像东流的肥水一样控制不住,从胸腔中喷涌而出。“少年情事老来悲”或许还是比较普通的情感,“人间别久不成悲”则是岁月流逝之后无奈的自嘲。这种悲伤,较之“少年情事老来悲”,无疑还要沉痛得多,抑或,意味着词人勘破情事、告别旧我的一次真正的精神成长。这五首《鹧鸪天》是姜白石在作品中最后一次提到他的合肥情人,也是他作品中最大规模地对合肥情事的一次祭奠。在这次青春祭之后不久,他便开始上书朝廷。

这时年届四十的姜白石已经极端厌倦漂泊的生活,他试图直接给朝廷上书,希望引起上层对他的重视而被破格提拔使用。姜白石给朝廷上了两份建议书,建议整理国乐。建议书石沉大海,毫无音响。但姜白石并不死心。两年后,他再度上呈《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终于引起上层关注,被破格允许参加进士考试。然而命运又与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在随后的考试中,姜白石又失败了。

在经历人生中最重大的挫折之后,姜白石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决意彻底断绝当官的念头,全身心地归隐艺术的天地。晚年的姜白石依旧需要仰仗友人的资助来生活,生计日绌,住宅又被大火焚毁,不免颠沛流离,时常在杭州、湖州之间旅食。直到人生的弥留之际,他仍在旅途,最终在临安一家旅店中过世,幸得友人捐助,就近埋葬于马塍。在如此艰苦的晚年境遇中,姜夔却似乎忘却了人间现实的窘迫,仍一如过往地在江南的碧水之上度曲吹箫,在西湖的岸堤之上浅吟低唱。他不再介怀世事,遗世独立,给人超凡脱俗的出世之感。同时,他也再不提及自己早年的情人。

我在少年时代接触到姜白石的词作,曾沉溺其中不可自拔,被其矢志不渝的款款深情所打动。如今年岁渐长,慢慢觉得姜白石并非一味地沉湎于少年时的情爱。面对俗世的肮脏不堪和个人的生命失意挫折,只有那爱情能给他永远的安慰,它象征着一切美好的事物,甚至构成了他免于消沉的坚贞信仰,成为他参悟人生苦难的涅槃之径。他的词作,既是对爱情的歌颂,也是对真我的固执,直到黑暗的现实吞没了他的生命,直到他没有办法再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止。



(删改稿原刊《环球人物》2010年9月第25期)





五 “商略”创造的情境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冬天,姜夔从湖州赶往苏州,去拜访早已致仕的范成大,路过晚唐诗人陆龟蒙曾经隐居过的松江,仰慕前贤风采,顿发感慨,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点绛唇》: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在这首词中,“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最有名,尤其是“商略”二字,历来受到人们激赏,如卓人月《古今词统》即有“诞妙”之评。但是,卓氏虽言及“商略”二字有些“诞妙”,却语焉不详。不知他是否意识到,对它理解的不同会导致整首词意境的截然相异?

关于“商略”一词,一般认为是商量的意思。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解释说:“有准备或做造义”,并举姜白石此词为例,说“此言准备雨景也,亦犹言做造雨也”(中华书局1977年,第683页)。这是一个详尽的解释,近人如唐圭璋、沈祖棻、彭靖等对之都没有异义。但俞平伯却有不同看法,他在《唐宋词选释》中注“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云:“写出江南烟雨风景。‘商略’二字,评量之意,见《世说新语·赏誉》,用此见得雨意浓酣,垂垂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22页)按《世说新语》中说:“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林公既非所关,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82页]对于先往名达,人们当然只能是评点、品评、评量,而不可能与之共商量。俞平伯的解释是言之有据的。

问题在于,将“商略”解释为商量或评量,会给整首词的理解带来差别。如果释为商量,说明黄昏雨仅仅在酝酿阶段,还没有下,整首词所描绘的就是山雨欲来而未来,一派未雨绸缪的景象;如果释为评量,则说明黄昏雨正在下或者已然下过,因为假使雨还没有下,评量的对象便不复存在。再结合词中燕雁随云而去的景象,可知整首词所描写的是雨后的情景。俞平伯既将商略解释为评量,又说“见得雨意浓酣,垂垂欲下”,是自相矛盾的。

两种解释带来了两种迥异的情境。如果雨将下未下,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在清冷的江南深秋,昏暮时分,天色阴霾,空气窒息,满天的乌云重重逼来,大雨转瞬将至。鸟儿们无心留恋,抛离孤寂寥落的几座山峰,向着天边远去。整首词的气氛显得凄凉与压抑。如果雨已经下过或正在断断续续地下,则词的意境完全不同:秋雨渐小而止,栖集的鸟儿们告别收留它们避雨的山峦,重新踏上了归程。虽然暮色渐已降临,可在清新的空气中,一切都显得那样和谐,那样闲淡。

两种情境,两种心情。前者让我们想到姜白石一生寄人篱下,行谒求食的落寞;后者令我们遥想他浪荡江湖,潇洒风流的风采。一首词能够提供给我们如此丰富的内蕴,这主要是“商略”二字没有确切的含义所导致的。

近代词学名家王国维在1905年曾有一首《点绛唇》,明显受到白石词的影响。词曰:



高峡流云,人随飞鸟穿云去。数峰着雨,相对青无语。

岭上金光,岭下苍烟冱。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评价“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说:“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可见,王国维此词是基于对白石词的不满而作的翻写。王国维描写的是雨后的情境,由此可以证明他理解的白石词应为描写雨欲下未下之际。这与将“商略”释为“商量”是一致的。不过,王国维在词中所谓的“数峰着雨,相对青无语”及“岭上金光”等句情境全无,与白石此词相比,真“效颦之举”(陈永正《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

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经常提到“诗无达诂”和“作者之心何必然,读者之心何必不然”,这些说法都可以在对这首词的欣赏中得到落实。我们从词里得到的也许要比姜白石本人想到的还要多。



(原刊《文史知识》2001年第6期,有所改写)





六 诗歌中的南明秘史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之后,弘光帝、隆武帝、永历帝三位朱姓皇族先后在长江以南建立小朝廷,延续着明朝的统治。直到1662年永历皇帝被吴三桂杀死于昆明,明朝的统治才算最终结束。这段长达十八年的历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南明史。一部南明史,无疑是由南明诸朝众多忠臣良将的血和泪书写而成的。几乎在整个清朝,官方都十分忌讳公开讨论这段岁月,使得有关南明的历史记载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不过,其中有一本书比较特别,就是钱澄之(1612—1693)的《所知录》。该书记载了从1646年(隆武元年、顺治三年)到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六年间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大多是钱澄之本人所亲见亲闻。而钱澄之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当时大量的有关南明史的“伪说”。

钱澄之,安徽桐城人,在当时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他一生交游广阔,友人众多。但论声望或著述,自然不如前辈钱谦益、龚鼎孳等;即使与友人陈子龙、方以智、黄宗羲、金堡等相比,也有所逊色。可是他作为一介书生,在南明弘光朝覆灭之后,身涉闽、粤艰险之地,积极从事抗清复明。后参加科考,为永历朝的进士,随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参与起草诏书,也算得上是永历朝的重要文臣。1651年孔有德攻占桂林后,他一度出家为僧。晚年穷困潦倒,游历四方,勉力保存遗民气节。其耿介孤直,后辈大儒朱彝尊、方苞等,也都向他致敬。因为钱澄之曾亲身参与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写作《所知录》的态度也十分严谨,所以《所知录》的史料价值很高,是当时众多野史笔记中的佼佼者,被认为是记载隆武、永历两朝的最直接资料。大儒黄宗羲读到《所知录》,称赞此书“考信不诬”。在整个清代,这部书不断地被士大夫在私下传抄,使得我们到今天还可以看到数十种文字大同小异的抄本。而自从晚清以来,南明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显学,《所知录》也就水涨船高,获得众多史家的关注。但大家关注的多半仍是这部书的史学价值,很少有人注意到,作为一部史书,《所知录》的体例与通常的史书有着很大的区别。钱澄之在《所知录》中记载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会用他本人所写的诗歌,或重新叙述历史事件,或补充历史细节,或发表意见,或抒发感情,不一而足,其总数达七十三首之多。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中,像《所知录》这样将诗歌书写与历史书写并置的体例是非常特殊的。如果仔细阅读此书,就会发现,对于很多历史事件,这些诗歌有时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比如隆武帝与当时浙江鲁监国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例。

1646年,也就是崇祯政权在北京覆灭后两年、弘光政权在南京覆灭后一年,在当时的东南地区,唐王朱聿键逃至福建,得到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军事支持,在福州登基,建元隆武,号令东南。但浙江却有一班人马,在不知道唐王已在福建称帝的情况下,推举了鲁王朱以海出来监国。结果一山不容二虎,两者之间不断地争正统,彼此不合作,甚至掣肘,这给二者迅速覆亡埋下了危机。

这年六月,浙江受到清军的大举进攻,鲁王大败,逃出绍兴,奔往舟山群岛。清军大胜后,并没有对鲁王赶尽杀绝,而是直接从浙江衢州往前推进,越过仙霞岭,杀入福建。本来浙江的沦陷就使得福建门户大开,隆武政权在地理上顿时失去屏障。而当此危机时刻,身在福建的隆武帝虽然也为大军压境的形势担忧,却并不积极派遣援军,反而因为皇子的出生而压抑不住狂喜,给文武大臣大肆封官加爵以示庆贺。当时许多大臣配合隆武帝大搞庆祝,但也有一些人无法理解平日还算英明的隆武帝为何有此不理智的行为。钱澄之在《所知录》中记载说:



七月,上诞元子,大赦覃恩,从龙诸臣悉加封爵。御史钱邦芑疏言:“元子诞生之辰,正浙东新破之日,同盟且应见恤,剥肤益复可忧。臣以为是举朝同仇发愤之秋,非覃恩受赏之时也。且覃恩不宜太优,爵赏不宜太滥,若铁券金章徒以锡从龙之旧,则将来恢复疆土,何以酬汗马之勋? 非所以重名器,劝有功也。”不报。



钱邦芑(? —1673)所说有理有据,但结果仍然是“不报”,可见隆武帝铁了心要搞庆祝。当时朝臣庆贺的表奏甚多,但《所知录》书中惟独择录钱邦芑的奏折,可见钱澄之内心也是赞同钱邦芑的。在这段文字之后,钱澄之写了一首《越东破》诗,极为精彩:



当今天子高皇孙,鲁国同是至亲藩。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越东诸臣殊可笑,誓死不开登极诏。天子洒笔亲致书,相期先谒高皇庙。闽中恃越为藩篱,如今越破闽亦危。往时纷争不足论,与国同失应同悲。昨夜中宫诞元子,通侯鹊印何累累。中兴所重在边疆,恩泽滥冒同烂羊。唇亡齿寒古所忌,君不闻元子之诞唇先亡!盖元子生而唇缺也。



这首诗竟然是直接斥骂。钱澄之从未供职于鲁王,所以诗中的立场自然倾向于隆武。他对鲁王不奉隆武的天子诏而在浙江自立监国,表示不满。“闽中恃越为藩篱,如今越破闽亦危。往时纷争不足论,与国同失应同悲”几句甚有见识,点出浙江为福建的藩篱,但如今浙江被攻陷,福建亦产生危机。这时应摒弃往日的“纷争”,同表伤悲。但隆武在“越破”之时,不顾唇亡齿寒,为皇子出生而庆祝,极为不智。诗歌末句“唇亡齿寒古所忌,君不闻元子之诞唇先亡”,极尽讥笑之能事,诗中自注“盖元子生而唇缺也”更直接点名皇子的生理缺陷。以皇子的唇缺,来比喻浙江与福建相辅相依的关系,可谓大胆之至。作为臣子,钱澄之竟然在诗中嘲笑天家子嗣,我甚至怀疑此诗是钱澄之在南明政权彻底覆灭后补写而成的。那么,隆武帝为何因为有了皇子,就欣喜若狂而失去理智呢? 要知道,隆武帝是南明诸帝中最具气象的“中兴之主”,各种野史均记载他富有理想、坚持光复河山,而且生活刻苦、体魄强健、精力旺盛、果断、喜读书、清廉朴素。后世读者面对当时几乎众口一词的赞赏,也不难想像隆武帝在时人心中的印象。与弘光、永历二帝相比,他更显得出类拔萃。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统治者,却一直没有子嗣,这是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巨大痛苦。没有子嗣,就意味着隆武帝的江山后继无人,这在帝制社会,无疑严重影响了隆武政权的稳定。而隆武帝也曾因为没有子嗣的原因,被迫与鲁王建立“城下之盟”,于1646年二月手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诏书给鲁王,希望与鲁王戮力同心,共图恢复。其中最为精彩的,莫过于以皇位相许:



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



话虽如此,此事一定如鲠在咽,令隆武帝的内心极为不快。——眼下自己有了儿子,江山有继,隆武帝又怎肯履行前诺! 正因如此,才会大肆庆祝,“举朝如梦如醉”。狂喜之下,只希望鲁王在浙江兵败,而不能将眼光放远大,布置兵力,给浙江以援助。

该年十月,也就是在大肆庆祝皇子诞生的两个月后,隆武帝和皇后在福建汀州被清军捕杀。这位兔唇的皇子,尽管历史没有记载,但相信一定也死在了这场屠杀中。有没有皇子,都成了一个历史的讽刺。钱澄之在《所知录》中写了四首悼念隆武帝的《无题》诗,对隆武帝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加以盖棺定论,其中一诗云:



去日追班入紫宸,花间鹓鹭片时亲。纶扉白发南阳旧,侯印黄金恩泽新。羽檄遥知边奏至,龙颜时向内家颦。自闻东越唇亡后,早使忧天泣小臣。



末句“自闻东越唇亡后,早使忧天泣小臣”仍以“唇亡齿寒”来说明隆武帝的短视,导致浙江的失陷。不知道在钱澄之写作悼诗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闪过那位短命的兔唇皇子?

福建、浙江政权的互相不信任和倾轧,几乎是南明历史上最为痛心的事情,而其间肯定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皇子兔唇这类的事情在当时就是不能告人的皇家秘事,我们也从未在其他历史记载中见到。钱澄之却在诗歌中给予了记载,并写入《所知录》这部体例特殊的史书,使得我们这些有历史癖的后人有机会亲近当时的历史。类似这样记载一个时代重大而又隐微的历史事件的诗歌,自然无愧于“诗史”的荣誉称号。



(原刊《文史知识》2010年第10期)





第二辑





七 我们怎样理解黄侃





世人关注黄侃,一方面极力推崇他在国学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津津乐道于他的狷狂。这两种取径,各有其立场与用意,但也分明折射出今日阅读黄侃的两种窘境。随着学术的转型,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学问,已令绝大多数学者感到陌生,黄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既令今人无法企及,也在今人企图理解他的道路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黄侃性情刚烈,平日嘻笑怒骂,臧否人物不遗馀力,生活上更是诗酒风流,率性洒脱,遂使五十而殒。这些,与我辈普通人的生活相差甚大。所以,在黄侃和我们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遥远的心理距离。日子久了,这种心理距离就在有意无意之中,强化与放大了黄侃研讨冷僻学问兼有古怪性格的“学怪”形象。

这样无疑把黄侃极端地简约化了,我们把这样一个丰富的人,从时代中慢慢剥离出来,然后孤立地审视,贴上“国学大师”的标签。可是,如果将眼光放开,就会发现这几乎是近世品评国学人物的通则。自五四新文化以来,普通民众对于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物,大多抱持此类简约化的想像。慢慢地,国学开始与日常生活绝缘,成为一种专门、深奥甚至是古怪的玩意儿,令人大起“敬谢不敏”之感。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国学的想像依然光怪陆离,不能说这不是五四以来对国学的不断异化所造成的。

具体到黄侃来说,他本人的性格当然古怪,研究的学问也自然高深,但如果一味强调于此,那么关注和阅读黄侃或不免堕入茶馀饭后的消遣。所以,当我重新翻阅程千帆先生主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关于黄侃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时,不免想叩问:站在今日之立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

黄侃在世时,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黄焯记录《黄先生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很显然,黄侃认为“读书得间”式的“发明”要比 “发现”要来得高明。这句话向来被视作黄侃治学的“夫子自道”,在他的门生弟子乃至后学中,更被奉为“不二法门”。然而,话中有话,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非常明显,当是针砭彼时流行的“动手动脚找东西”式的极端重视新材料的学风。

1931年,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吉川幸次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黄侃,黄侃对他也说了这句话,这给年青的吉川幸次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以这句来看,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之《留学期间》之《黄侃给予我的感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吉川幸次郎无疑马上就认同了黄侃的观点,而他之所以会认同,完全是因为他在北京求学期间,为了弄清《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回答,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即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没有看原书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的留学记》,第62页)正因为如此,黄侃的这番话才令吉川幸次郎如此折服,并记忆终生。

吉川幸次郎在听到黄侃这番言论的时候,马上联想到的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资料主义”的学风,黄侃的本意是否如此,无法确知。但罗振玉、王国维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来作研究,则是民初运用新材料来讨论新学问的典范。王国维自己曾谈到他在研究中运用的“二重证据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后来,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的总结有三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除却第三点外,前面二点也都是在强调王国维在使用新资料方面的功绩。

运用新材料,无疑已经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陈寅恪随即在1930年所撰的《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傅斯年甚至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罗志田先生曾有《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对民国史学中重视新材料的现象进行了仔细分析。罗先生认为,吉川所谓的“资料主义”或曰重视新材料,实是晚清以来兴起的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新风尚,这种不断试图扩大史料的治史雄心,反而使得常见史料得到空前的忽视。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来反观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似乎特别有趣味。

世人流传论黄侃治学一味尊崇许慎《说文解字》,但反对运用新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但黄侃的门人陆宗达先生说:“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用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量守庐学记》,122页)胡小石先生也说:“我研究学问的方向与季刚先生不尽同,如甲骨文,初季刚极力反对,到十六年至京,他却很精考求,收集材料。前者反对,是守师承;终至相信研究,这是做学问的精神。”(《胡小石先生追悼季刚先生讲辞》,见《金陵大学校刊》172期,1935年11月9日)。胡小石先生主要研究甲骨文、金文,又是黄侃在中央大学的多年同事,他的言论,当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近年出版的《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留下了大量黄侃阅读甲骨文和敦煌资料的记录,也可以印证胡小石和陆宗达的说法。如《己巳治事记》1929年3月16日“竟日看古彝器甲骨文”(《黄侃日记》,第528页),《读战国策日记》1929年10月26日“在中央大学借得《殷虚书契前编》四册,拟与石禅钞此,并钞刘鹗《藏龟》,则甲骨之书于是乎全。……与富晋书,告以汇款,仍托求甲骨书。”(《黄侃日记》,第583页)这方面的内容,卞孝萱先生在《读〈黄侃日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中给予了重点讨论,认为黄侃治学没有忽视新出材料,对以往的相关误说给予了驳斥。

但我依然怀疑黄侃对新材料的态度,最明显的一条证据是《寄勤闲室日记》1931年正月初一(2月17日):“理书。以敦煌出书及龟殻文字寘之屋中架上。”如果只看这句话,会误以为黄侃十分重视敦煌、甲骨,但接下来《日记》中就冷嘲热讽道:“近世之所谓古学也。无暇观之,姑以自娱,亦犹乡人偶入城市,归诧家人以未尝到者而已。”(《黄侃日记》,第667页)可见,尽管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有所转化,但还是有所保留的。这种有保留的接受,底线则是新材料不能替代旧学问。黄侃曾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蕲春黄氏文存》,第221页)黄侃学问的长处在于文字学和文学,历史学并非他的专长。但新材料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历经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推动,声势尤其浩大。这种情势,使得黄侃不得不跳出文字学的领域,专门提出“历史学”,加以严厉地批评。

重视新材料,随即便带来如何处理新材料的问题。陈寅恪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陈寅恪的立论自然在于强调新材料的重要,使得学者要谨于言“无”。但黄侃却认为:“中国学问,无论六艺九流……曰言有不言无。”(《蕲春黄氏文存》,第119页)黄侃认为,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便是“言有不言无”,那么,在既“有”的旧学说面前,新材料的发现只不过增加了旧有学说所“无”的东西,而未必对旧有学说既“有”之部分产生补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材料可以说未必有用武之地。

黄侃对当时学术主流的保留、批评意见,当然不仅仅局限在新材料的问题。如考据之学从民初以来,几乎就占据了学界的主流,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几乎都醉心考据。黄侃却认为考据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说:“读中国旧书,了解为先,记忆次之,考据又次之,判断最后。”(《蕲春黄氏文存》,第221页)可见,黄侃认为,新材料的发现和考据方法的运用,都是在不损害固有学说的前提,才有存在的价值。

黄侃的这些言论都是与门人私下交流的感慨,并未形诸文字,对人公开批评。对当时的主流人物来说,黄侃只是一保守的国学人士,他有什么意见要发表,自然也不太在意。但黄侃的这些想法既然对门人加以述说,所以,他的一些核心思想,就会被门人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如黄侃对于时人治学弊端的反思,金陵大学的学生们就大加引申,并形诸文字。抗战时期的1940年10月,金陵大学文学院创办了《斯文》杂志,该杂志的作者队伍是金陵大学的师生,不少都是黄侃的师友、门生,如刘国钧、高文、程千帆等,他们在“卷头语”中说:“今世治人文之学者,似有二弊,一曰考证,二曰新颖。盖自五四运动而后,学风趋向批评;近年治学,遂重考据。”批评趋新:“趋新骛奇,苟不经见,便为新颖;苟觉新颖,便是真理。”批评考据:“假考据以骇俗。”这些思路,与黄侃在世后所持意见,相当接近。程千帆在1943年《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一文中更注意到近代考据学风盛行得力于“科学”的推动,他说:“案满清学术,一由于明学之反动,二由于建夷之箝制,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朝政不纲,人心思动;所谓汉学,亦久亡将厌,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亦以证据之变更,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馀烈,风靡一世。”(《斯文》3卷3期,亦刊《国文月刊》16期)黄侃先前也曾简单提到过科学和“证据”的关系:“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蕲春黄氏文存》,第222页)可见,对于当时已经到达“骇俗”的考据学风,黄侃的门人弟子一直在延续黄侃的思路,不断加以反思和批评。程千帆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指责他怀疑考据,所以程千帆写了一篇名为《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的辩论文章,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但无轻视考据的意思,反之,倒是对于考据有着相当浓厚兴趣的。在《文史杂志》和本刊(指《国文月刊》)所发表的拙作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一贯地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便是显明的证据。不过我觉得:考据只是文学欣赏的过程,而非它的本身。……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考据是文学欣赏的准备工夫。考据对于欣赏,不仅是无害,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国文月刊》68期,1948年6月10日,第6页)可以看到,从黄侃对考据学风的批评,到程千帆反思考据学风盛行之缘由及提出“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的说法,一直伴随着对晚清以来主流考据学风的反思。同时,这种情况也是学生延续与发展师门学说的一个典型事例。

黄侃一向重视带学生,他曾说“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蕲春黄氏文存》,第223页)程千帆发展了他的学说,他想必十分得意。黄侃一生广收门徒,除在上庠授课所得生徒外,他的学生,还可以分成两种。徐复观说:“谈到黄先生收拜门的学生,就我所了解的,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有钱的子弟,他收来凑热闹。记得我有一位姓卢的同学,文字不很通顺,但因为他家是大木商,不久也成为黄先生的拜门弟子;他的责任是逢年过节送礼,听戏上馆子付钱。当时我们自然很瞧不起这种人,不过这只是偶尔的情形;而在现时看来,有钱的子弟,因慕名而肯为穷广文花几文,也算是难得的。另一种拜门弟子,多半因为天资很好,激起了黄先生爱才之心,而被黄先生收录了。拜门后他也只告诉学生,应读些什么书;有问题时,可以向他提出来问问。例如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疏证》,便是他要我从头到尾,细读一过的。”(《关于黄季刚先生》,见《政治评论》10卷3期,第26页)因为这样,黄侃的弟子中也不全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尽管如此,黄侃门人中如范文澜、孙世扬、刘赜、骆鸿凯、金毓黼、龙榆生、陆宗达、杨伯峻、汪绍楹、徐复观、张汝舟、刘太希、常任侠、武酉山、黄焯、殷孟伦、潘重规、徐复、钱玄、管雄、程千帆等,均在学术上卓然有成。据这些门生弟子的回忆,黄侃在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时,是非常严格与尽责的。殷孟伦回忆说:



为了戒我荒嬉之病,先生教我课馀就到他的寓所,为我安排学习,以打好基本功为首先要义,一不骛外,二要习惯耐于久坐,下苦功夫。开始,先生让我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裁成,经时一年有馀,才把《十三经》圈点完。先生于是告我,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先生又勖我在三十岁前一定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忆量守师》,见《量守庐学记》,第139—140页)



这样手把手教学生,学生只要自己努力,就可能有所得。不仅如此,黄侃教导学生,往往希望他们惟学问是求。潘重规回忆说:



民国二十三年,我任湖北省立高中教员满三年后,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博平(赜)先生以兼任教授相聘。论名义,是教授;论薪水,也接近专任教授的待遇。正准备签约,季刚师突向罗志希(家伦)校长推荐我为中文系助教。其时志希先生兼任边疆学校校长,他说:“中文系助教额满,而且起薪只有国币一百元,不如请潘君往边疆学校任讲师,名义待遇均可较优。”季刚师说:“我要叫他回来,多教教他,你就调中文系一位助教去做讲师吧!”……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确实是爱人以德,只望我们学问有长进,不为我们求名位。(《母校师恩》,见《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52页)



可见,黄侃在教育学生方面确实投入了相当多的心血。很多学生在回忆黄侃的时候,也都会提到黄侃性格上的激烈与古怪,但他们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老师对自己的好以及期待之高。黄侃虽然五十而殁,但他的学术和思想却得以传承下来,这无疑是黄侃用心育材的馈报。

我在编选《量守庐学记续编》的过程中,感觉到了理解黄侃的不易。几十年来,黄侃的亲人、友人、门人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研究文字,更不要说充斥于报纸杂志的品评与八卦文字。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断在想黄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拨开重重的文字迷雾,来达到认知黄侃的目的。但是,我也只想“取一瓢水饮”,来看看作为一名学者的黄侃,如何应对他所处的学术界?如何观察他周遭的学人与学术思潮?

无疑,作为当时的国学重镇,黄侃对于外间盛行的各种学说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在私下反对重视新材料和考据的主流学风,但没有盲目地反对,他有理据,也有论说。可以想像,黄侃身在中央大学,却一直冷眼旁观着北平的学术界和中大隔壁的中央研究院(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由上海迁往南京北极阁,与中央大学毗邻)。黄侃与主流的学风保持着警惕与疏离,这是他清醒甚至自觉地选择。与此同时,黄侃积极地将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通过精心培育学生,来传承下去。可以说,黄侃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今日来阅读黄侃,对于这一点,似乎尤其不宜忽视。因为,在现在这个不断要求“预流”或曰与国际接轨的年代,我们能否在了解彼长此短之后,依然带着一丝警惕与疏离,坚定地选择自己的学术之路呢?



(原刊《读书》2006年第10期,同时作为《编后记》收入拙编《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





八 俞平伯的淑世情怀





在很多回忆录中,俞平伯都被形容成一位迂腐可爱的老夫子:一生在大学和研究所工作,研究经学、唐宋诗词和《红楼梦》等无涉时事的古典之学,是纯之又纯的书斋学者。最近翻阅了一遍《俞平伯全集》,所得印象却有些不同。似乎很少有人提到,俞平伯是一个对教育、知识、文学等问题有着一定思考的学者。这些思考掩藏在他的俗世声名之下,一直不太为人关注。

俞平伯去世后,曾有不少学者总结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其中张中行在《俞平伯先生》一文中概括得较好,他把俞平伯的治学分为三层:



上,是直到治经兼考证,中,是阐释诗词,下,是直到写抒情小文兼谈宝黛。确是杂,或说博;可是都深入,说得上能成一家之言。(孙玉蓉编《古槐树下的俞平伯》,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所言甚为允当。对于大多数知名的专家学者来说,精通某个专门领域甚或学问广博并非难事;但广博而且精深,却只能是普通读书人仰视的少数学者的专利。然而,俞平伯对自己的贡献却并不认可。1982年,他曾赋《自题论诗词曲杂著》绝句二首,其一云:



卮言漫与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悲愧邻娃来问字,可曾些子益贫农。



在诗中,俞平伯将他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学及学术视为屠龙之技。屠龙之技虽然无用,但毕竟也堪自傲。但俞平伯却觉得作为一名读书人,只有教育儿童识文断字,才能对社会产生些许贡献。无疑,在经历多次劫难后,俞平伯对人文知识及其意义产生了极其悲观的想法。其实,俞平伯这种知识者的无力感由来已久。早在1921年,他撰写了长文《重来者的悲哀》,连载于《晨报》。在这篇文章中,他较为激烈地批评了世道人心。其中论及知识的问题时,他说道:



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在现今中国并非最严重的问题。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多数人的无知识(ignorance)。现在较有知识的自然都不是赤贫的人,但也总不是阔人。知识的缺乏是社会上的流行病,不限于某一阶级。……无知识的影响,集中于教育和婚制。(《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516页)



俞平伯认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多数人没有知识。而这在教育上就会产生两种情况,第一是不懂教育的重要,第二是不懂教育的方法。尤其是第一种,不过是将教育视为装饰品。那么,教育所要传授的学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科举时代,学问是求功名的钥匙,在钻营贿赂时代,学问便做求功名的幌子。有了这个幌子便可以“吹牛”出风头,大抖而特抖了!除掉这么一用之外,学问是什么?问问他们曾经想过吗?(《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516—517页)



俞平伯虽然愤懑,但在他心中,知识/学问还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只是为学问在教育中的利禄化而深深担忧,而并不是怀疑学问本身。

翌年(1922年),俞平伯赴美留学,途径日本长崎,看到日本人在码头上运煤,而船上的船员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旅客们“凭栏闲眺”;至于西方妇人,更是“保持其骄奢、傲慢、柔媚的空气,向人作种种怪态”,“真是万恶底象征,不信人间应当可以如此”。目睹此现状,俞平伯十分颓丧,他如此述说他内心的痛苦:



我后即返舱中,颓然就卧。始信现代文明,一言以蔽之,罪恶而已,掠夺而已。吾辈身列头等舱,尚复嗟怨行役之苦,可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亦可谓毫无心肝。苟稍有人心者,睹近代罪恶底源泉在于掠夺,则应当以全心力去从事社会运动,即懦怯的人,至少亦须去从事民间运动。高谭学术,安富尊荣,此等学者(?)人间何贵?……兴思及此,一己之烦闷可平,而人世之悲哀愈烈,觉前路幽暗,如入永夜,永无破晓之新希矣。(《东游杂志》,见《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536页)



“高谭学术”的目的自然在于追求学问,年轻气盛的俞平伯目睹如此恶劣的人间生态,对学问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无力感有了充分的体验,从而对“高谭学术”有了本能的质疑。而他并无能力对此现象作出回答,惟觉“前路幽暗,如入永夜,永无破晓之新希”。这种无力感一直伴随着他,到1948年,俞平伯撰写《智人愚人聪明人》一文,批评教育和知识的普及带来的恶果。他认为,人不能以职业来区分,只应分为:第一,智人或哲人,如孔老释迦及其徒众;第二,愚人即老百姓;第三就是聪明人。智人和愚人虽是两个极端,却互相接近,因为他们都有所畏惧,或畏天命,或畏国法,或畏业报,所以都会有所不为。惟独自以为比别人聪明的人,其中不乏肆无忌惮的小人,却表面上最解放和最高明,并逐渐以一面倒的威力压倒愚智两端,而教育却推波助澜,惟恐愚智两端消灭的不快。俞平伯批评教育道:



教育的目的小孩都知为开通民智。民智既然开通,愚人当然减少,不成问题。又因为近代教育图平均的发展,不善天才的培植,趋于标准化、庸俗化;是以圣哲固决不再生,而通人亦稀如麟角。(《智人愚人聪明人》,见《论语》第160期,1948年9月16日)



他一方面痛心教育导致的标准化和庸俗化,而使得杰出人才的丧失。同时又批评知识泛滥导致人类的欲望极度膨胀,他说:



知识的进步,当然“要得”,可惜其他的不跟着走哩。所以这仅仅的知识进步,本来“要得”,却似乎有点“要不得”起来。这里牵涉太广,下边稍说几句作为收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知识也,但欲望则人禽之所同。我们盖无法使我们的欲望向知识看齐。不但此也,另一方面,欲望反而跟着知识发展。以万能的近代知识扇着原始的欲焰,吐射万丈的光芒,来煎熬着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近代生活的写真。



至此,可想而知俞平伯对于教育和知识在整体上所持的悲观态度了。

正因为有了对教育和知识的这份反省,俞平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就多了一份认真的思索。他常思考和诗歌有关的本质问题。在1922年的《冬夜自序》中,俞平伯用自由和真实来概括写诗的信念:



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做诗原是件具体的事情,很难用什么抽象概念去说明他。但若不如此,又很不容易有概括的说明。



又说:



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



在俞平伯那里,真实和自由的意涵是指向现实人生的,因为他极力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诗是为诗而存在的,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这话我一向怀疑。我们不去讨论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反而哓哓争辩怎么样做诗的问题,真是再傻不过的事情。因为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陷于缺陷。



直到九·一八事变,仍可看到俞平伯对这些信念的坚持。1931年9月19日,俞平伯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云:“近来大做其文章,题名‘诗的秘密’,脱稿尚须时日。以‘蟋蟀鸣懒妇惊’这个年头儿忽有此兴,此未始不在老人意表外耳。”(《俞平伯全集》第九卷,第229页),世事的纷扰反而促使他更加努力地思考诗歌的本质,他在《诗的秘密》一文中,想要回答的大约就是诗歌如何面对人生和表述人生等重大问题,可惜该文从未刊布,也不知是否完成?

然而,学问的反省和对诗的探索已不能回答俞平伯的困惑。国难之际,俞平伯试图入世。他在1931年9月30日写信给胡适,信中说:“默察时事,深引为忧。昨日来清华,此间学生又自动停课,实行军营生活,而情形却形废弛。长此以往,恐一般民众及学生运动将渐入歧途,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危机四伏,未堪设想。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真欲荷戈出塞,又岂可得乎?大祸几近眉睫,国人仍如散沙,非一时狂热供人利用,即渐渐冷却终于弛情,此二者虽表面不同,为危亡之征候则一也。”所以,俞平伯希望胡适出来创办一周刊来引导民众,说:“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俞平伯全集》,第九卷,第324—325页)翌年,俞平伯又给南京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致电,抗议九·一八以来政府的对日政策。通电中激烈抗议政府将东北三省“拱手委之日本,事前不闻预防,事至不闻抵抗,事后亦不闻规复”。(《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原刊1932年3月15日《大公报》,后收入《俞平伯全集》,第九卷,第199—201页)

以今日积极入世的人看来,俞平伯的这些思考,或许不过是些迂腐不堪的书生之见。不过,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能怎么样呢?对俞平伯而言,这些应该就是他的“淑世”情怀了吧。这份情怀在三十多岁的俞平伯身上是如此的激荡,此后,似乎有所隐退,但却从未消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量报章文章,相信对俞平伯自己而言,其中有些部分应该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存在,而并非单纯的酬世之作。而我们今日若要追问俞平伯为何在唐宋诗词和《红楼梦》研究等领域有着重大的贡献,大概也要从他这些思考上去寻找答案。

1950年,俞平伯有《民间的词》一文,谈到词之起源时,强调词并非起于吟风弄月,而出自民间。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重新提到这个见解,不免自我解嘲:



弟尝说词之初起原极广大,道万民之哀乐,不惟一己之荣瘁。顾陈义虽高,初无远志,东涂西抹,忽忽悠悠,新旧杂陈,雅俗相违,殆即所云“三脚猫”者。(1985年4月13日致陈次园信,见《俞平伯全集》第九卷,第163页)



“陈义”高,自然是俞平伯长期思索的结果。而“道万民之哀乐,不惟一己之荣瘁”,大概更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理想吧。1917年,十七岁的俞平伯曾赋诗言志:“既怀四方志,莫使景光追。君子疾没世,戒之慎勿嬉。”(《秋夕言怀》)这份少年时的“四方志”,是否一直深藏于俞平伯的内心呢?



(本文为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作,原刊《南方都市报》2010年12月15日)





九 徘佪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活动





负气身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愈艰难。

——钱锺书《得龙忍寒金陵书》(1942)



如何评价汪精卫政权,正日益引起史家浓厚的兴趣。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对汪政权的斥骂之声不绝如缕,然而早在四十多年前,金雄白就已对汪政权寄予同情。他在香港出版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春秋杂志社,1965)一书中,对汪精卫及其政权充分表达了“同情”。近来的研究者则更希望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困扰,冷静地看待这段历史。王克文在《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2001)一书中,郑重表示自己的研究并非简单的“替汉奸翻案”,而是尝试跳出“忠”、“奸”两立的政治框架,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理解汪精卫的心态以及汪政权成立的前因后果。他说:“从历史的情境里探讨和理解一个人物的行为,纵不敢说是还其本来面目,至少有助于消减政治和情感因素的干扰,使不易论定的民国史,得到更大的讨论空间。”(第4—5页)。另如罗久蓉也坚持此一立场,曾撰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刊199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期)。这种回到具体历史情境的研究思路,直接启发了本文对龙榆生的重新思考。

龙榆生(1902—1966)号忍寒,是二十世纪三大词学家之一。他在1940年后陆续出任汪政权立法委员、陈公博私人秘书、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训育主任等职。1946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1948年保释,1949年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1952年起任上海博物馆资料室主任,1956年起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直至去世。

学术界对龙榆生一直有着不同的评价。一种将他视为“文人从逆”的代表。如他的学生郑国鑫在1955年12月8日所写交代材料《我所知道的龙榆生》中说:“据重庆回来的人说,重庆报纸上往往提到龙氏作为文人从逆的典型。”(见拙著《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建国后,龙的政治地位得以不断改善,但不少人私下仍对他不肯原谅。如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54年8月11日记载:“榆生历史旧嫌,至今不恕人口。”另一种则根据龙氏身处汪政权,仍暗中帮助中共做策反工作,而将他视为“有难言之隐”,甚至是“爱国”。(任睦宇《悼念龙榆生先生》,见《文教资料》,1999年第5期)这两种说法,前者受道德、政治因素干扰居多;后者则因撰写者大多是龙氏的师友,不免受情感因素的干扰;均非客观冷静的历史分析。

傅葆石在研究日据时期上海的知识界时,指出知识分子身处集体道德与五四个人主义的两难困境之中,在道德和政治的选择上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隐退、反抗与合作(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55—162)。隐退以王统照为代表,他隐居起来以顺应个人和社会对抗敌的要求,是一种象征性的抗议;李健吾是反抗的代表,他创作、利用戏剧来进行顽强的对抗;围绕在《古今》杂志周围的作家则是合作的代表,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认为生活没有意义,将一切的情感投注到过去的岁月,充满了乡愁(nostalgia)。

傅氏在书中曾简单讨论到龙榆生,但将之纳入《古今》派。但龙榆生身上体现出了傅氏所说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龙曾经和汪政权合作,作为《古今》杂志的撰稿人之一,他在散文诗歌中充满了“乡愁”;但他又在暗中进行反抗。(当然,龙榆生的反抗与李健吾不同。李反抗的目标直接指向日本人,而龙反抗的是汪政权。本文主要就他们反抗的姿态而言,并非认定他们反抗的直接目标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了龙的复杂性。

傅氏所说的文化,在理论上受到了萨义德的影响。萨义德曾指出,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概念,可以包括社会、政治、历史等各个层面的东西,但他将避免这些不断衍生的意义(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8—11)。他说,文化是具有评估和排除功能的社会符号体系,它赋予社会秩序和价值。而社会行为则受到文化的决定(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p.156;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pp.9—16)。本文也将频繁使用“文化”这一字眼,但定义相当狭窄:专指学术教育文博工作。因为对龙榆生而言,文化就是指这些具体的工作。



公开合作:加入汪政权



和汪精卫有同门之谊,是龙投靠汪政权的诱因。龙和汪都是大词人朱祖谋的门生。汪精卫1901年应广州府试第一,当时朱祖谋任广东学政,所以汪一直对朱持弟子礼。龙则是朱晚年在词学上的传人,他秉承朱的遗命,在抗战的炮火中保存下朱的遗稿,赢得许多人的尊重。汪作为朱的旧门生,专门写信给龙,对他整理老师的遗著表示感谢。自此之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并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同门情谊。(屈万里则认为龙榆生阿谀汪精卫,才获得汪的信任。屈万里《关于龙沐勋》,刊《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五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1833—1835页。屈万里仅仅根据龙给汪的两封信件中谦卑的语气,就作出如此判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龙一直服务于文化学术界,并无明显的政治诉求,也从未利用他与汪的关系谋取一官半职,或在学术界争取更大的利益。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龙亦十分看重他与汪的交往,并以此为荣。当然,这种心态也是人之常情。正如1922年5月30日,新派人物胡适谒见废帝宣统,亦沾沾自喜(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第75—76页)。然而,谁也无法料到,这段本使龙感到荣耀的关系却使他最终卷入政治漩涡,以至于这个原本普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在1940年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早在1939年12月,汪就派遣随从秘书陈允文去看望龙,龙在《干部自传》中回忆:“(陈允文)说汪很想念我,听到我身体不好,准备给我一些友谊上的帮助,并不要我做任何工作。”到1940年2月,“陈允文又来看我,说汪想和我一叙久别之情。……见面时,汪说:‘国土快被蒋介石丢光了!我想在老虎口里挣回一点算一点。’……我那时却以为他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来搞这一套的。”到3月,汪正式派陈允文来问龙是否愿意去南京就职,龙表示:“我是一个无用的书生,只希望有个比较安定的地方,搞点教育事业。”汪后来又以“为苍生请命,为千古词人吐气”之语邀请,被龙拒绝。到4月2日,汪没有经过龙本人的同意,在《中华日报》上刊登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名单,其中有龙的名字。当时龙仍在上海,事先没有任何消息,而报纸上忽然刊登他就任立法委员的事,立刻招来友朋的非议。经过犹豫彷徨,龙辞去在沪所有教职,于4月中旬方始赴宁就职。

根据龙的自述,他之所以选择赴宁就职,主要是汪软硬兼施的结果。一方面,汪以朋友的身份找龙述苦,跟他倾诉自己的政治理念,博得龙的同情;另一方面,则不管龙是否愿意赴宁就职,就将他的名字公之于众,使龙置于众叛亲离的位置,惟有选择赴宁。但龙的说法是否可信呢?

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载龙赴宁是在4月3日,而非他本人所说的4月中旬(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4月3日)。很明显,龙在回忆中给自己留下一个“犹豫彷徨”的时间和空间,以显示自己并非主动、积极地参加汪政权。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龙在汪公布名单的第二天就赴宁就职了。可见,龙在回忆中故意淡化,甚至抹掉了自己到南京就职的政治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来龙一再强调他到南京只是为了从事文化事业。但他刚到南京之时,他的职务除了立法会委员之外,还一度兼任陈公博的私人秘书。半年之后,龙才辞去陈公博秘书之职。其中的缘由,龙在1951年所写的《自传》中曾加以表露:“我到了南京之后,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悲恨交集。我去找陈允文,要求见汪辞职。……陈一面安慰我一面说:‘你现在是沾上了色彩,也就没法超然了。’我无可奈何,只得忍耐下去。”又说:“我到南京参加伪组织之后,我看到伪政府得情形太糟了,那里谈得上争回权利,拯救人民?我曾写过一封信给汪,希望他找点好人,培植若干比较有良心得干部,或者可以减少一些人民得痛苦。可是他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只是隔了一两个月,请我去吃一顿饭,谈谈诗词。”(《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01—102页)

龙写这些自述,是想证明自己在汪政权中并未与政治产生关联。但是,从中反而可以看到龙在最初加入汪政权的时候,在政治上是有一定抱负的。只是这种最初的政治用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立刻被粉碎。龙对现实政治显然极度失望,所以导致后来根本无意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遂转而全身心投入文化教育工作,绝不过问政治。这是一个很清晰的转变过程。据此可见,前文所引龙的回忆“我是一个无用的书生,只希望有个比较安定的地方,搞点教育事业”,恐怕是龙事后有意地掩盖他最初在政治上有所用心的一个讲法。

龙对政治态度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他有意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包括各类大小会议。1946年6月20日,苏州市高等法院在审讯龙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说“并未参与会议或机要”(《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47页)。可见,他认为不参加政治会议是远离政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与此同时,龙开始积极投入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汪政权在宁筹备中央大学(原中央大学已内迁至重庆),龙是复校筹委会委员。同时,他在汪的支持下着手创办刊登诗词研究及作品的《同声月刊》,这份刊物的撰稿人集中了当时诗词学界的著名学者,除在汪政权中服务的赵叔雍、钱仲联等人之外,还包括张尔田、夏敬观、冒鹤亭、俞陛云、俞平伯、夏承焘等人。关于《同声月刊》的性质,很多人根据龙榆生的《同声月刊缘起》,认为杂志是“龙榆生奉汪精卫旨意所办,发表汉奸言论”的(如薛冰《任抛心力作词人》,见《金陵书话》,第31页)。但龙厦材认为情况非但没有这么绝对,而且龙榆生巧妙地利用《同声月刊》表达他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志向(参看《记父亲的一篇佚文》,见《文教资料》1999年第5期)。

在负责中央大学教学、编辑刊物的同时,龙榆生从1943年秋起,以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与日本人周旋、保护文物。

龙在汪政权中的五年(1940—1945)中,不仅担任了许多文化教育上的行政职务,在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达到了一个高质量的多产期。五年间,他撰写讲义,如《宋词》;独立编印、校勘、发行杂志《同声月刊》、《求是》;刊印词籍,包括《遁庵乐府》、《重校集评云起轩词》等;整理古籍,如校勘《庚申苏城见闻录》;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散文与诗词。

综上可知,龙在最初加入汪政权时,在政治上是想有所作为的。但汪政权的现实,使得他极度失望,所以,他开始躲避政治活动,转而投身文化教育。他在潜意识中,已经将文化视作躲避政治的避风港。他希望文化是文化,政治是政治。学术教育如果与政治毫不相干的的话,他就可以彻底逃离政治。

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龙逐渐意识到他的不参与政治,希望通过文化来保持自己的清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为了谋求将来的出路,他必须获得新的政治资本。



暗中反抗:策反郝鹏举



1942年9月,龙秘密邀请学生钱仁康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这件事情的原委,直到1995年钱仁康正式撰写回忆,我们才略知一二。钱说:“榆生师从南京来信,约我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去教音乐。……后来他来上海和我面谈,说要我去南京纯粹是担任教学工作,不会和敌伪发生牵连。但他已和抗日力量取得联系,将秘密进行策反伪军的工作,我是他最信得过的学生,希望我在教课之馀,能够协助他做好这爱国的实际工作。”(《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19页)

钱仁康(1914— )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资深教授,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音乐研究所所长等职。他的回忆中有着事后的“洞见”,如称呼汪精卫为“敌伪”,称呼策反郝鹏举为“爱国”行为,并不可全信。但可以从他的文中大致推测出:当时龙已经开始试图寻找不同的政治出路。

如果按照龙自己的说法,他是直到1943年8月在北京见到张东荪,才开始真正进行抗日工作的。他在1951年6月30日所写的交代材料《我劝导伪军郝鹏举起义的经过》中说:“那时张东荪先生住在大觉胡同十二号,还在日本宪兵的监视中。我因和他的哥哥张孟劬(是一个史学家)有了二十多年的交谊,才得和他见面,请求他指引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此后,我就和他保持联系,一方面留意人才,以便共同负起这个打击敌寇的责任。”(《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27—128页)

龙在去北京之前,事实上已经和郝鹏举认识。回宁之后,便开始盯准郝鹏举,积极展开策反工作,甚至派钱仁康到郝鹏举家中做家庭教师。钱仁康说:“1943年榆师三次去北平,告诉我是通过张东荪教授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取得联系,商谈策反的事。……1943年,榆师介绍我去郝鹏举家里教他的女儿弹钢琴,要我试探郝的思想动向,并做他的思想工作。”(《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29页)

1943年9月,郝鹏举出任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和保安司令,龙赋《水调歌头》词相赠,下阕有云“淬砺江东子弟,相率中原豪杰,风雨共绸缪”,分明有军事行动的意味在里面。1944年3月,龙从南京浦口乘火车到徐州会晤郝,两个人曾一起登山。至于具体谈了些什么,则无从知晓(《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34页)。

1944年暑假,龙为策反郝的事情,又专程去了一次北平。关于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的许宝骙在1981年发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幕军事活动》一文中有详细的回忆,他说:“龙为郝的问题曾专来北平找张东荪先生商量,我也参加了意见。龙讲述并分析了郝鹏举当时的情况和处境。概括说来是这样:郝原是蒋军胡宗南部下的一名师长,由于胡匪拐夺了他的爱妻,郝一怒之下,就带领所部脱离胡匪而投降了汪逆(龙当时讲到这里时,曾恰当地引用了吴梅村《圆圆曲》中的‘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一名句)。……当时日寇的败局已日趋明显,郝自然要及早预谋出路。而由于‘夺妻’之恨,无脸面重回蒋胡匪军,因而想在时局变化时别树一帜,投靠民主政团同盟云云。……郝的最主要的一点要求是日后得到安全保障,而民主政团同盟根本无力作他的保障;我们应该劝告他再向前多走一步,到时起义,干脆投靠中共武装力量。……榆生又认为,他自己已经做好了打底子的工作,要进一步和郝洽谈,须换个生人作为民主政团同盟的代表前去,才能更引起郝的重视和信赖。于是决定,这一任务就由我出马去做,由榆生先生去通知郝鹏举。”(《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35—137页)

郝鹏举是否真的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向共产党投诚,此事无从论证。但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龙无疑在策反郝的行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许宝骙在文中还说:“榆生当时又说,在江西方面还有一笔更大的生意,正在接洽之中,等到酝酿成熟,还要找我商量。”(《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36—137页)许文所说的“江西方面还有一笔更大的生意”,龙在《干部自传》中也曾透露:“我还注意过一个做过伪警卫旅长的刘夷……他在九江牯岭搞畜牧,一次回到南京,对我谈起,在鄱阳湖附件有不少蒋军,是他的旧部,想通过敌伪,转向解放军。……但不久,汪死在日本名古屋,这计划又落了空。”(《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39页)

策反郝鹏举和刘定一,是龙在汪政权中策划的两件大事。这些秘密的政治活动之所以能够展开,完全是因为龙一直仅以文化者(如周佛海在日记中称他为诗词家,见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1944年6月25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第894页)的姿态出现在汪精卫和公众面前。诗词家、大学教授的文化身份,正是别人给龙的评价符号。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看似文弱的书生,一直在暗地里进行对现政权有颠覆危险的政治活动。龙的文化身份,在这些政治活动里面,恰恰起到了一种掩饰的作用。而龙为策反郝鹏举成功,也微妙地利用自己的文化身份作为挡箭牌。



留守南京:一个文化立场



上文的分析一直比较强调龙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活动。学术教育一开始就是龙的避难所,继而又沦为他的面具。文化似乎是他的工具,他的一切目的似乎都是政治。然而,当汪政权倒台之际,可以从他的所作所为上,惊讶地发现龙在内心深处,确实认为文化应该和政治脱离,甚至是:文化可以超越政治。

汪政权倒台之际,大小官员作鸟兽散。钱仲联逃到乡下、冒效鲁、吕贞白等人隐居。当时身为汪政权上海市副秘书长的词人赵叔雍,则潜逃到香港,后来任教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也躲到浙江乡间,后来安然出境。在此关键时刻,龙却选择留在南京。他不仅没有外逃躲避,甚至在1945年8月1日还接任南京模范中学校长之职,负责善后事宜。

龙并非没有想过躲避。他在1945年6月24日给学生张寿平的信里说:“但思将书物安置得所,再行相机率儿女遁迹他方,图茍全性命于乱世耳。”(《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43页)在7月15日出版的《同声月刊》中,他更公开说:“行将率妻子,入庐山;课蒙童,事垦牧。长与樵夫为伍,期为乐世之民。”(《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44页)但到7月下旬,因为担心南京博物馆在文物转移中遭受损失,毅然决定留在南京,取消远行计划。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9月,国民党政府对身处沦陷区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进行“甄别”考试,只有通过甄审的学生,其学籍才能被承认(罗久蓉《抗战胜利后教育甄审的理论与实际》,刊1993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大学生于是组织游行请愿,提出:“学校无伪、学术无伪、学生无伪”及“反对歧视、反对甄审”等口号,进而展开罢课、绝食等活动。龙在这场运动中,支持学生的意见。11月18日,国民党教育部以暸解学潮为由“请”走龙,将其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次年3月8日,龙从南京移至苏州狮子口监狱看守所,囚禁性质立刻发生了改变:从普通的犯人变为政治犯。随即,被判处十二年徒刑。

在整个事情中,首先要追问的是,为什么龙在最后关头没有选择离开,反而要选择留下来保护包括学校、文物、学生在内的所谓文化?是什么东西使得他对文化的关怀可以超越现实政治的恐怖?薛冰指出,龙“始终没有脱离汪伪政权的表示。甚至到了日寇投降,他还坚持着维持残局,……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实则龙氏是十分聪明的,事已至此,他只有一味装胡涂,才能于无可辩白之处行辩白,以期赢得旧日文化界友朋的‘理解之同情’。”(薛冰《任抛心力作词人》,《金陵书话》,第35页)这种推测,正是王克文所说的“后见之明”,王克文说:“我们所知道的——至少自以为知道的——都是既成的事实。因为我们以已看到一件事的后果,所以上溯其因,就很容易掌握这件事发展的脉络;不过正因为看到了后果,我们有时也会犯下‘倒读历史’的谬误,让后见之明扭曲了我们对一件事的认识。”(王克文《孙中山、汪精卫与三次广州政权》,见《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第33页)

之所以判定薛冰的推测为“后见之明”,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试问谁会预料蒋介石国民政府将对汪政权采取什么态度?留在南京,就意味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所以,外逃是当时人的惟一希望。从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开始,几乎有能力外逃的人都在外逃。所以说,即使龙真地希望获得友朋的理解,也不必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维持残局。况且,如果他自己想保护文化,至少也可以让家里人先逃离南京。但是,他都没有做。尽管现在知道,蒋介石后来对汪政权的人没有进行严厉的制裁,除枪毙少数大员陈公博、梁鸿志等人外,大多外逃的人并没有得到严厉的追剿,许多在汪政权中比龙职位更高的人最后都安然无事。如果当时龙选择离开南京,那么,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很可能不必受到刑法的处置以及承受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

几乎可以断定,龙不畏惧生命危险而选择留在南京保护文物和学校,并非如是薛冰所说的求友朋谅解,恐怕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个原因,正是他内心深处的自信:即龙认为自己和汪政权中的其他人是不同的。龙在汪政权中,仅短期从事政治活动,其后一直在学术教育界工作(其策反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国民党无从得知),并不与政客同流合污。而作为一个保护文物、学校有功的有功人员,龙更加相信自己不会遭到刑法(或严厉的刑法)处置。在他看来,在汪政权中保存文化,同样也是有贡献的。即使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褒奖,至少不会有罪。这大概是龙当时的心情。正是因为这样,龙非但没有离开南京,还主动正式地发函给国民政府要员叶恭绰,请徐森玉等人前来接受文物(《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43页)。进一步说,龙内心认为学术教育可以与政治不相干涉。所以,他并不畏惧留在南京。

然而,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学术教育真的可以与政治不相干涉吗?现实和龙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他在1945年11月,先是被请去了解学潮。1946年6月,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尽管龙在审讯时,一再辩白:自己“未参与会议或机要”(这是当时《申报》的报道,参见《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47页)。然而,参加不参加机要、在关键时刻有没有保护文物、学校,此时已经并不重要。只要加入了汪政权,就是有罪的。当时也有人认为,龙之所以被判罪,参加汪政权只是一个借口,根本原因是他得罪了国民党的文化领导何炳松等人。(郑国鑫的说法,《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48页。龙榆生在给张寿平的信中,也提到这层因素,但没有直接点出姓名,《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51页。)但不管怎么样,龙最终还是以参加汪政权而获罪的。无论龙如何认定自己并未参与政治,或希望以单纯从事文化来辩解,都是没有用的。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参加了汪政权,不管有没有参加政治活动,或者在文化上有着什么样的功绩,他还是一个政治的罪犯。从政治退守到文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的合作变成文化上的合作,其合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龙榆生在最关键的时刻,坚持文化的价值独立,不受政治约束。这在现实政治面前,不免是个天真的想法。



结语:徘佪在文化与政治之间



晚清科举制度的取消,使得中国社会许多生活习惯、风俗等都产生巨大改变。对于文人来说,科举的废除切断了法定的走上仕途的程序。读书人的生态由此发生显著的改变。一方面,通俗文化的发展养活了大批中低层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学术制度逐渐建立,学术独立也开始逐步实现。这两者使得读书人在政治之外,开始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

但读书人的政治情结绵延数千年,岂能一下子截断。面对现实政治的不如人意,读书人更加有理由说服自己寻找进入政治的途径。如大学或研究院的上层知识分子们在享受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之时,依然不能忘情政治,很多人一直徘佪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如国民政府中就有许多学者从政,如翁文灏、吴景超、蒋廷黻、吴文藻等。最著名的莫过于胡适,作为文化领袖人物,他发表过许多政论,并于1938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抗战期间,读书人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救亡。很多读书人弃笔从戎,也有一些人主张文化抗战,这不仅包括直接宣传抗战的大批文人,也包括撰写《通鉴胡注表微》、阐发胡三省民族思想的陈垣。

龙榆生正是众多读书人中的一个。抗战来临,他不甘于仅仅以文字报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受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吸引,加入汪政权。随即感到绝望,遂转而回到学术教育,希望藉此脱离政治。但政治救国之心未死,他利用自己诗词专家的文化身份,暗中帮助中国共产党从事策反郝鹏举的工作。(龙榆生策反郝鹏举的行为,是否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然而,根据龙榆生在建国后所受到的礼遇,尤其是受到抗战时驻扎在苏北的陈毅元帅的礼遇,相信策反行动或多或少与中共有关。)当汪政权倒台之际,他认为自己在汪政权中主要从事与政治无涉的文化工作(策反事件在当时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包括国民党也一无所知,否则对龙榆生的处罚会截然不同了),对保存文物、学校有着许多贡献,应该可以不受政治的牵连。但最后龙榆生还是以政治获罪,文化身份在关键的时候并没有给予他任何帮助。

傅葆石在讨论孤岛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时候,曾撇开政治的是非,指出“他们生活在日据的八年之间,无论做了哪种选择,但却共同上演了一出畏惧、苦难、生存和道德困境的剧”(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p.20)。反观龙榆生在汪政权的几年中,也是同样如此。他既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紧紧保住自己文化人的身份不肯放弃。时而迷茫、时而激昂,饱受生存和道德的压力。1947年,他在监狱中曾取《大智度论》里“山鸡救火”的故事,写成新体歌词,述说自己的心情。歌词后来经过钱仁康谱曲,丰子恺作漫画,广为流传。其中说到:



死而后已,尽吾心力不彷徨!死而后已,尽吾身力不彷徨!



(删改稿原刊《粤海风》2006年第5期)





十 怀念高华老师





我试图平静地面对高华老师的离去。然而在接到讣告的第二天,我还是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跑到洗手间哭了起来。

从听说他病的那天起,这不祥的信息就已经藏匿在每个敬爱他的学生的心里。只是,没有人敢去想这件事。总以为,他那样年轻、那样好,他应该离这一天比其他人更远些,不为别的,只因为他是我们青年时代里明灯一样的人。

自从离开南大之后,我们这群文科基地班的学生似乎都很少和高老师联系。这或许是因为担心我们频繁的问候会打扰了老师养病,或许是因为现实的压力已经把我们变得有些麻木冷漠,但绝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他,恰恰相反,他一直活在同学们心中,而且是最美好的那个部分。

也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谁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尽管和高老师分开已经十年了,但我们仍然会学着他的口气说话;尽管在各个城市间迁徙了几千里,他的课堂笔记仍然是不舍得丢掉的那个泛黄的旧本子;尽管不怎么准时,在每个新年里我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他能够健康地生活和工作。只是在今年,在我忙着处理各种俗务,甚至于根本没意识到新年将至的时候,这不幸的消息突然出现在我的手机上,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甚至不愿意去向任何人求证。直到晚上,我才向我的太太(她也是我的大学同窗)报告这个消息,而她居然也已经知道了。在第一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对谁提起。我没有问她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作为高老师的学生,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一天。

然而,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第一次见到高老师,是在1996年的秋天。当时南大在中文、历史、哲学三系中召集学生,成立了文科基地班,我是其中的一个二年级本科生。我记得我们的课表上有一门“中国通史”以代替学校的公共课“中国革命史”。而这门课的下半部分便由高老师和陈蕴倩老师合开。高老师是少白头,当时不过四十岁出头,头发却是花白的,颇有几分沧桑感。但他的脸色很红润,时常带着孩童的狡黠的微笑。他的声音浑厚悦耳,语调舒缓,说话清晰流畅,中学时代早已听腻的革命史在他口中却变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诡谲莫测,比听故事还过瘾。他上课时,总是端着一个大茶杯,一手拿着盖子,一手端着杯子,拉开了要喝水的架势却讲得高兴而忘记喝水。学生们也都听得如痴如醉,手头快的同学还能一边笑一边一字不差地记下他的妙语连珠。但他有时候会卖关子,不让我们记笔记,说下面的最好听,谁记笔记他就不讲了。于是,我们只好丢下笔,全神贯注地屏息静听。课间休息时,高老师会抓紧时间站在窗前抽一支烟,后来渐渐熟悉了,他在上课的时候会客气地问一下:“同学们我抽一支烟你们介意吗?”当我们表示没关系的时候,他便站在窗前,一边抽烟一边讲,神情相当惬意。当时我想试着自己从事一些研究,课间常去向高老师讨教如何收集史料的问题,高老师告诉我除了一般图书馆的旧报旧刊外,还应注意档案馆,并指点我南京有个二档馆。于是我遵循老师的指点,去档案馆找寻史料,果然收获颇丰。

高老师只给我们上了半个学期的课,但一下子激发了我们对近代史的兴趣。很多同学从此成为高老师的铁杆粉丝,很快,得知高老师在历史系开讲,我们几位同学就一起去选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高老师开什么课,我们就上什么课。现在想想,我在南京大学本科、硕士一共七年,前后听高老师讲课应该有四五年。必修或选修的,会完整地听讲,做作业,写论文。旁听的课程,有时三心二意,听两节、逃两节,老师也不以为意。很多课程叫什么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但课程内容无疑都围绕着近代以来的思想、社会、政治。通过这些课程,我系统接受了老师的历史观、价值观,这些观念已经内化为我看待世界的一些基本态度。

九十年代中期,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老师的课上,来来去去一般只有十多个人。老师上课,喜欢安排在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到教室里上一会自修,老师就来了。先闲谈几句,然后再开始授课。闲谈中,高老师要我们翻翻丁易《明代的特务政治》,只是当时并不明白高老师为什么要求我们看《明代的特务政治》。汉学家中,我记得他推崇墨子刻。他喜欢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读的作品之多,往往让中文系的学生惭愧。

因为学生少,师生之间的互动就多。高老师讲到兴头上,往往要我们发表“高见”。他经常会问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他问,同学们(“同学们”三字是高老师的口头禅之一),是否知道延安时期领导吃什么?我们大摇其头之后,他才告诉我们有所谓的分配等级制。他又问我们,大学生会什么要去延安?在我们胡乱猜测之后,才给我们讲述王实味、丁玲的故事,讲延安整风运动中人的痛苦和欲望。后来,他的名著在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仔细阅读之后才发现,原来书中的内容老师大多都给我们讲过。但两相比较,心里总觉得老师讲的似乎远远要比写的精彩,神采飞扬的讲课在变成论述谨严的文字之后,似乎丢失了许多精气神。事后想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高老师一直在从事著作的修订完善工作,而在修订的过程中,通过上课来系统讲述一遍,一定有助于自己进一步整理和调整写作的思路。而当时的我们,恰逢其会,有幸先听为快,更在老师系统地讲述中,了解和接受了老师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高老师去世后,很多文章都提到了高老师的史家本色,对于他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表示钦佩。记得1997年电视剧《司马迁》播放的时候,高老师十分爱看。有一次上课说最近在放《司马迁》,同学们看不看啊?我们苦笑,因为当时大学宿舍里没有电视,只有足球赛的时候学校才开放食堂,让大家去围观。老师一听之后,表示很遗憾,一再要求我们去找个电视机。当时《司马迁》的播出时间刚好是晚上的上课时间,为了早点赶回家看电视,高老师这个礼拜提前半小时上课,下个礼拜提前半小时下课,每次都在同学们善意的笑声中急匆匆地赶回家看电视。时间久了,我们发现,高老师对层出不穷的热播电视剧非常熟悉,经常说最近在放什么电视剧。后来才明白,可能看电视,是老师重要的休息方式以及了解现实的一种途径。

我去中文系念古典文学之后,仍不时去上高老师的课,但毕竟主业不在历史研究,很多时候,和同学再去上课无非念旧。高老师有时开玩笑,说“课你们都听过了,还来干什么呀?”而我也逐渐埋头古书,乐在其中。大概是硕士刚刚入学不久,又去听高老师的课。这一年的课上来了不少新入学的同学,彼此之间不太认识。老师一一熟悉同学们的情况,突然之间,他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有没有去看“思想的境界”?“思想的境界”是当时南大年轻老师李永刚先生个人创办的网站,影响很大。我却一愣,连什么是“思想的境界”都不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说:“张晖啊,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当着很多新同学,我无地自容。高老师的这声叹气从那天起就扎在我的心中,时刻提醒我反思学问的目的何在。后来有一段时间对南大的校史产生兴趣,查阅了一些旧报旧刊,写了一篇习作,高老师专门约我到南大中美中心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一次(他当时在中美中心兼课)。总的而言,和高老师的联系慢慢少了。离开南大后,也极少向高老师问安。2005年我太太博士毕业,很想回母校跟高老师做有关新中国文艺建设的研究,高老师“理所当然”地为我们出谋划策。现在想来,真是年轻不懂事。有事的时候总是去麻烦老师,没事的时候却又跑得远远的,根本想不起来去看望老师。而老师对学生却总能宽容到极点。

2007年12月初,高老师到北京来治病,和师母一起住在木樨地。傍晚和同学曾诚伉俪一起到宾馆看他。很久不见,高老师给我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心里既高兴又伤心。听着曾诚和高老师聊天,我在旁边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去吃饭的路有些远,路上高老师和我走在一起,他深知社科院的生存环境,鼓励我要不断努力。突然停顿了一下,说:“北京住长了,容易让人长袖善舞!”我凛然一惊。高老师冲我笑了笑,便岔开话题说起他最近看病的情况。那天我还带去两本老师的著作,请他签名。当时我太太在国外,无法来见老师,高老师遂在题签上把我太太的名字写在了我名字前面,表示对我太太的安慰。他总是这么细心地照顾学生的感情!那天晚上,我又听到高老师熟悉的声音在谈天说地,师母则在一旁提起最近退休的事,不免感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高老师幽了一默:“你登上过历史舞台吗?”我们拊掌大乐。2009年4月,我们大学同学组织了一个毕业十年聚会,邀请了高老师,他兴冲冲地前来和同学们一起吃饭。可惜我未能赴会,失去和老师再次见面的机会。

想起往事,翻看与高老师的合影,温馨又感伤。“同学们”所熟悉的高老师,并不是一个有很多光环的著名学者,只是一位可以亲近、值得敬爱的师长。我们念书的时候,高老师还没有成名,家住学校附近,“同学们”经常在超市里碰上他买日用品,在食堂里和他一起排队买馒头。每当这时候,“同学们”往往傻傻地说:“高老师你也吃馒头啊!”高老师则很认真地点点头,像推荐好书一样向我们推荐南苑二食堂的馒头好。师生之间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快乐岁月,不会因为老师的远行而消散。所有的一切,都将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

高老师桃李天下,作为一名最普通的学生,我没有走上治史的道路,无力对老师作出任何学术上的评价。但我知道,高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以他的才华、学识和人格,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给予我们勇气和信心,继续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勇敢前行。



(原刊《中堂闲话》2012年第3期)





第三辑





十一 唐诗的传承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孩童的时候,在我们还不知道谁是李、杜,何为唐诗的时候,唐诗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并将伴随我们老去。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是每个牙牙学语的中国孩子的启蒙读物;“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的诗句曾激荡起多少代少年人的豪情;待到年齿渐增,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中国人都会明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九日登高》)式的感喟。

唐诗名篇的脍炙人口,使得唐诗长久以来就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不仅如此,那些创作唐诗和学习唐诗的故事,比如杜甫的“读书破万卷”、李贺的小奚奴、贾岛的“僧敲月下门”等,也已经和唐诗的华丽篇章一起,共同沉淀为民族的审美心理。

然而,中国是诗的国度,历代都有伟大的诗篇产生,为什么只有唐诗能够独领风骚,至今流播于人口?它经历着怎样的“文本旅行”,才能穿越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的漫长时空,来到我们面前?这些既关乎错综复杂的文学史实,又牵涉精妙深邃的理论思考的话题,早已引起一位学者的长久思索。他就是香港的陈国球教授。在1990年,他出版了《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刻的思考。作为明代唐诗学领域中最早的系统著作,本书率先讨论了明代唐诗学中的一些重要话题,极大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2007年1月,经过仔细的增删修订之后,陈国球教授将《唐诗的传承》一书易名为《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在北京出版。

众所周知,明代对唐诗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重要的文人如李梦阳、何景明、杨慎、王世贞、许学夷等,均属于复古派:即所谓“诗必盛唐”的拥趸。然而,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读唐诗呢?本书开篇《明代复古派反宋诗的原因——“宋人主理不主调”》便探讨了这一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这也是研究明代唐诗学的基本前提。但文学史上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如从正面着手回答,非但繁复无比,恐怕也极难搔到痒处(如回答唐诗为何兴起、宋词为何繁荣等,答案不外乎社会背景、政治原因、经济因素、文学兴趣等,将之归纳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几类,亦无所谓正确与否)。本书为解决明人学唐的根本原因,转而从唐宋诗之争说起,讨论明人为何不学宋,由此反证明人学唐的原因。文章选择从李梦阳《缶音序》这一重要文本入手,施展缜密精致的细读功夫,抽丝剥茧般地将《缶音序》涉及的深层历史、文学信息呈现出来,遂发现明人不喜“宋人主理”,与他们崇信“比兴错杂”有关,他们将欧阳修拒斥“风云月露”、黄庭坚、陈师道不避拗涩、邵雍以诗谈理等都视为“宋人主理”的表现。而明人推崇以盛唐诗为主的唐诗,不但与他们的诗歌趣味有关,更与他们有意廓清明代诗坛上一度流行的以陈献章、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代表的性理诗风有关。

讨论完明人为什么要读唐诗之后,随即的问题就是明人怎么读唐诗。我们看到,明人读唐诗是为了有益于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与今日为了审美或知识而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明人特别注重具体诗体的阅读和体会,如五言绝句/律诗、七言绝句/律诗、五言/七言古诗之类。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便分别讨论明代复古诗论如何看待唐人七言律诗和五言古诗的问题。

七言律诗虽然是一种成熟较晚的诗体,但宋元以来的文人多半要写作七律来交际应酬,所以七律是古人十分重视的诗体之一。明代更是对七律的源流、杜甫及中晚唐名诗人的七律直至整个唐代七律的发展史都酝酿出了一套系统的认识。书中最为精彩的莫过于处理李颀及“七律第一”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一个唐诗好在哪里的老问题。传统提到盛唐名家,往往是“王、孟、高、岑”(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并举,但提到七律,明人就特别标举出李颀来代替孟浩然,这是因为以往的七律注重高华典丽的美学,而李颀的七律流畅合律,开拓了七律的境界。比如李颀最著名的作品《送魏万之京》:



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道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此诗极受明人青睐。但后来明人以“最严格的标准去阅读李颀诗时”,就发现,其实这首诗也有瑕疵,不然,为什么同一首诗中会反复出现“朝”/“曙”、“夜”/“晚”等意思重叠的字呢?(第99—100页)那到底什么是最好的七律呢?有没有最好的七律呢?这便使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崔颢《黄鹤楼》为唐人七律第一的话题重新得到明人的重视。然而明人对哪一首七律才是唐人第一,意见始终不能一致。如何景明认为是沈佺期《独不见》、胡应麟认为是杜甫《登高》,王世贞则一下子列举了杜甫的四首作品。这其中的缘由,“正是希望在唐代七律之中找到一篇真真正正的完美诗篇,这诗篇他们可以悬为典范,据此可以达至一个大家都不会怀疑的绝对基准”(第104页)。

书中随后讨论了五言古诗的问题,这也是书中极为精彩的一部分。李攀龙曾提出“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这个类似于悖论(paradox)的言说,从李攀龙之后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批评他的人说他“谬种流传,俗学沉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赞赏他的人则说“此定论也”(王士禛《诗问》)。但这句话究竟有何指?在复古诗论中是否有其理路?都值得参详。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简而言之,是指五言古诗有一个传统,但唐代的五言古诗有了自己的面目,就不在这一传统之列。著者指出,复古诗论从李梦阳、何景明就开始提出宗主汉魏,但李梦阳彼时只强调唐代的近体诗和李杜歌行,对于唐代五古则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随着辨体意识的加强,区分“正宗古诗”和“唐古”就成了明人思索的一个方向,由此引导人们对唐代五言古诗的认识逐渐加深,并勾勒出唐代五言古诗的发展史。此章讨论五古问题,非但解决李攀龙的“悖论”,而且更具方法论意义。因为关于五古诗的讨论不独在明人那里常见,王夫之而下的清代诗学中也所在多有。我们大可根据此章的判断,追寻后世诸家对五古的言说。

书中接下来重点研究明代的诗歌选本问题。这些古代的唐诗选本看似与我们今日最无关系,实际我们今日阅读、接触的唐诗名篇就是经过这些选本反复筛选下来的。所以研究这些唐诗选本,不但可以看到古人喜欢哪些唐诗,更可以观察到唐诗名篇在历史岁月里“文本旅行”的轨迹。书中第四章重点涉及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与《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等重要选本。著者留心的不是具体选本的高低评判,而是明人究竟怎样通过具体的唐诗选本来落实他们自己的复古诗论。最后,书中得出如下结论:“其中《唐诗正声》和《古今诗删》的选拔精纯之作意味唐诗的表征的做法,配合了复古派诗论追求正宗、正统的理想;《唐诗品汇》则大力推动了复古诗论家的文学史意识;而《唐音》则于两个方面又有启迪之功。”(第231页)第五章(此章为台湾学生书局版所无)则接着讨论作为竟陵诗学代表的钟惺、谭元春如何在复古诗论的牵制下,借助《唐诗归》这一选本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并与复古诗论抗衡。《唐诗归》中涉及的应制诗、五言古诗、情艳诗等重要诗学议题,使得钟惺、谭元春“以孤行独向的形象、立异求新的角度,与复古思潮竞争”(第272—273页)。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近年来为学界关注,成果也相当丰富,只是大量的研究成果更集中地表现在对文献的谙熟与梳理上,在问题意识的显现和义理阐发上,和本书比较起来,仍有不少逊色。这就涉及当下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窠臼:过于强调文献与考据。实际上,若不能回答这些选本的意义究竟何在、选编者心目中的唐诗美典究竟何在等问题,把唐诗选本的版本、刊印情况弄得再清楚,那也只是文献学上的收获。

本书的最后两章《复古派诗论的文学史意识》与《复古派的创作与唐诗》是著者所作的理论上的总结,最可见本书的立意。著者指出,对明代复古派而言,创作是最终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去专门研讨文学史。对他们而言,文学史意识就是基于个人创作的意图而对文学传统所作的省察。由此,他们对唐诗的发展史有了深广的认识,并产生了文学史的编撰意识。然而,明人建立在学唐基础上的创作,从晚明公安派三袁以来就一直饱受抨击。于是,学唐的理论在创作的实践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所以,当今人重新阅读明代诗家作品时,会发现不是他们的诗作反而是他们在学唐过程中对唐代诗歌的整理分析更值得珍视。著者在这里反复提示读者,明人的唐诗学是为了自身的创作而展开的。这种建立在当下而去回顾传统的意识,与我们今日单纯为美学欣赏去阅读唐诗、纯粹为了解而了解的知识追求有着极大的不同。

与多数视野封闭的古典学术研究相异,陈国球教授的古典文学研究一直怀有强烈的当代意识。这种当代意识首先表现在著者在讨论中国古典问题时不废西学。如本书参照捷克布拉格学派文论、接受美学等,建构起明代唐诗学的理论起点,是古代文论研究中成功援引西学的范例。尤为值得推崇的是,他强调的是对西学的融会贯通,故援引理论,从不牵强。这对于今日研讨古代文论/文学,特别具有典范意义。

著者的当代意识更表现在用当下的眼光去激活传统。他曾经说过:“多年以来,我一直带着‘问号’从事文学的研究。我问:为什么要读‘文学’?为什么要读‘过去的’文学?我又问:‘文学’有没有过去?有没有‘没有过去’的文学?”(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一书的《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从这些问题中,可以明显地感到著者心中时刻存在着传统与当下的交流。正是这一文化的张力,驱使他把心中的这份关怀投射到明代。借着著者的慧眼,我们可以看到几百年前的明人是如何讨论唐诗这个“传统”的。对明人而言,唐诗是他们自身创作所欲达到的美学典范。为了接近、达到这一典范,他们冷静地阅读和分析唐诗,从而摆脱单纯为了模拟去阅读,开展出一套对于唐诗的系统知识。今天,明代虽然已经消逝远去,但明人为了自身创作而培育出来的对于唐诗的系统认识,却也化成传统的一部分,深远影响着我们的唐诗观。

可以说,今天我们去深入理解和把握明人的唐诗观,目的不能仅仅集中在单纯掌握唐诗学或者了解文学批评史的具体知识,而应借助研读明人唐诗学的机会,了解我们自身唐诗知识的系统,帮助我们调整自身或已僵化的唐诗美学,甚至可以让我们在传统的传承中寻找新的起点和方向。无论如何,传统并没有成为遥远的过去,因为它永远鲜活地存在于当下。



(原刊《读书》2007年第5期)





十二 慢慢经典化的《中国文学批评》





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新近由三联书店再版,方先生哲嗣舒芜先生在再版序言《七十二年后的重印》中说:“这七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此书是在学术名著之列的。”(《读书》2006年第6期,第142页)《中国文学批评》最初于1934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时光流转,至今已有七十二年,而书中的论述与判断非但不见陈旧,反有历久弥新之势,所以舒芜先生有上述感慨。这种感慨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一位学人来讲,如果自己的著述能有七十二年的影响力,已可知足,何况,这种影响力眼见着还会持续下去呢。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这样一本今日广受欢迎的《中国文学批评》,在问世之初却不算是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七十二年的时光,让这本原意在于普及的著作慢慢跨入了“学术名著”之列,其中的情形是值得详细评说的。

《中国文学批评》问世的1934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那一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汉魏南北朝,北京人文书店)都正式出版,这是两本奠基性的著作。郭绍虞、罗根泽在各自的著作中,均涉及讨论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是中国人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认识、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应该处理的内容等重大问题,大致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基础。后来的文学批评史著述,基本没有脱离他们建立起来的论述框架,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当时从事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方孝岳此书,但基本都不予置评。如罗根泽在1943年所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曾提到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一书,只是将之列在陈中凡、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日人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之后,表示“曾参阅”,未有任何具体的评骘。更为重要的是朱自清对方孝岳此书的态度。朱自清一向关注各类有关中国文学批评的著述,但凡有相关的重要著作,他都仔细阅读,而且一一撰写书评评价。他先后撰有《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6年)等文,对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文学批评史著作都有评论,唯独对于方孝岳此书,朱自清从来没有在他的文章中提起过。这也就是说,除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之外,朱自清对当时所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都加以了评论。但朱自清是否根本没有注意到方孝岳此书呢?却又不然。他在《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文中说:“二十年来我们已经有了至少五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进展算是快的。”(《朱自清全集》第三册,第24页),朱文作于1946年,从1927年陈中凡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冠名“文学批评史”的著作还有前举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三人,朱自清这里说有五部,毫无疑问包括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

朱自清的日记中有一则有关方孝岳的记载,虽与《中国文学批评》一书无关,但却值得重视。朱自清在1942年2月12日的《日记》中说:“读方孝岳《春秋三传学》,对古代学说提要叙述,却丝毫没有把那些思想加以近代化的意思。”(《朱自清全集》第10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方孝岳所撰《春秋三传学》,是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的一种,1940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的性质与《中国文学批评》接近,都是略带普及性质的著作。朱自清说《春秋三传学》“丝毫没有把那些思想加以近代化的意思”,颇可道出了方孝岳著述的特点,《中国文学批评》亦可作如是观。

所谓“丝毫没有把那些思想加以近代化的意思”,大概是指方孝岳努力把古代学术思想还原到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而不用西学的尺度来衡量。朱自清一直强调,要把“文学批判还给文学批评”,更要“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前引《诗文评的发展》,见《朱自清全集》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5页)。所以,朱自清对如何研究文学批评,其大致思路应该和方孝岳不相违背,分歧在于,无论是朱自清还是郭绍虞、罗根泽,甚至是钱锺书等人,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都希望有一个系统细致而又完整的研究,而方孝岳志不在此。朱自清等人希望对“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钱锺书语)作一个有系统的整理,概括来讲,至少有三个努力的方面:首先要大规模挖掘文学批评史的材料,如郭绍虞整理诗话,罗根泽挖掘佛经文献、诗格等;其次要对重要的观念、概念进行一一整理,如朱自清研究“诗言志”、“赋比兴”,郭绍虞研究“神韵”、“格调”、“神气”等;再次,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还应当建立在与西方文学观念比照的基础上,郭绍虞、罗根泽、钱锺书等人的著述,愈来愈清晰地显示着这一思路。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面貌及其特色。

然而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与上述三种努力的方向都无关涉,该书既不重视发掘新鲜材料,即使梳理观念,也不求系统,更不在于打通中西,欣赏和分析的只是历代文人“兴会所到、真情流出的批评”。方孝岳认为,鉴赏文学应“都是藉助于这些真情所露、兴会所到、没有背景的批评最好”,所以,他想把过往的这些批评“整个的叙述出来,才可以使人从许多个别的‘真’得到整个的‘真’。”所以,这本书的写作方法,是“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导言》)。也就是说,方孝岳感兴趣的是前人那些充满个人色彩的文学领悟与评说,这对彼时大肆借鉴西方文学观念,试图对中国固有文学批评观念做一系统完整论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而言,几成“逆流”。所以,方孝岳这种探讨问题的思路,对当时正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其他学者而言,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系统性的整理与论述不免戕害个性化的领悟,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流弊日益滋生,今日看来,方孝岳的写作思路显得十分特殊而且重要。方孝岳在书中,虽然不标举挖掘新资料,但从《青箱杂记》中发现了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论述之精,较之明人陈衎在《槎上老舌》中谈论富贵之人写诗时仅提及白居易、陈师道二人,更是高明不少。方孝岳亦不系统处理各种观念,但书中也涉及了“高格”、“格调”、“本色”诸概念,尤其将唐代《本事诗》中的“诗史”概念,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吴季札,更是大胆的考索功夫。这些所谓的古人“兴到”之处,方孝岳都能够给予恰如其分地阐释,使得古人沉寂的文艺心灵一下子得以挑出,读者在阅读欣赏之际,遂能从容地进入古代文学批评的世界,而不再被那些系统严密的文字所阻拦。这或许也是《中国文学批评》一书多年来虽未必得到专家首肯,而一直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理由。

最后,还想补充一下《中国文学批评》一书的出版情况,略可见民间喜爱此书之一斑。舒芜先生在《七十二年后的重印》一文只提到该书在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以及在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和2006年的三次出版,事实上,《中国文学批评》在两岸三地的出版情况远不止此。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该书至少在香港南国出版社(1973年)和台湾庄严出版社(1981年)单独出版过。至于收入《中国文学八论》而重印的情况,在大陆就有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在香港有南国出版社(1961年),在台湾则有文馨出版社(1975年),这还没有包括两岸三地各出版社历年来的反复添印。《中国文学批评》在读者中的口碑,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湘灵鼓瑟”,毕竟会让人静心倾听。这样一本讨论专门学问的小册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经典化”之路的。



(原刊《书城》2006年第10期)





十三 从《陈维崧集》看清代别集整理





《陈维崧集》是“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最新品种。与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不同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向来重视明清别集的点校和整理,这大概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先拥有周劭、金性尧等嗜好明清诗文的老编辑有关。不过,自从2007年宋琬《安雅堂全集》出版之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似乎已有两三年未曾推出明清诗文方面的新整理本了。这本由两位老专家整理(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的《陈维崧集》,无疑带给我们一丝惊喜。

陈维崧(1625—1682)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文人。其祖父陈于廷,为东林党党魁。其父陈贞慧,名列明末四公子,为复社中坚。陈维崧出身官宦世家,与明清之际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加之他文采斐然,来往无白丁,通过其人其文,可以窥见明清之际的一些时代精神。正因为陈维崧的重要性,自清初以来,有关陈维崧的评论和研究就不绝如缕。近年来更有两部《陈维崧年谱》问世(陆勇强《陈维崧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马祖熙《陈维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而且,据闻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先生即将推出集大成式的陈维崧年谱和研究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恰逢其时地推出三册本《陈维崧集》,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

然而点校陈维崧的诗文集是有很大难度的。陈维崧是一位谙熟散文、骈文、诗、词等诸多文体的多面手和高产文人,《陈维崧集》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陈宗石所辑《陈迦陵文集》为底本,依次收录《陈迦陵散体文集》、《陈迦陵俪体文集》、《湖海楼诗》、《迦陵词全集》,每一种文体的创作数量都规模巨大。毋庸赘言,无论是散体文抑或骈俪文,还是有《词谱》可以按谱索骥的词作,都是极难点断的。尤其是陈维崧的词作,数量有一千六百二十九阕,所选词调达到四百一十六种之多(叶嘉莹《记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手抄稿本〈迦陵词〉》一文所统计)。点校者一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万树《词律》或《钦定词谱》。面对如此高难度的工作,《陈维崧集》尽管点校精严可信,有时也难免有所忽略。如《吴湛传》云:“暇则过诸子,击钵刻烛,分曹赋诗,角拇阵以下苦醉则乌乌歌耳。”(《陈迦陵散体文集》卷五,见《陈维崧集》上册,第113页)“角拇阵以下苦醉则乌乌歌耳”一句显然未曾点断(查底本无误)。《吴湛传》次页为《许肇虎传》,第七行“以及纤纬术数细碎诸书”(第114页),“纤纬”当作“谶纬”。另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出版的康熙手抄稿本《迦陵词》提供了不少异文,本书也未能取资参校。

本书的辑佚则比较令人遗憾。清代文人的集外作品甚多,尤其像陈维崧这样交游广泛、创作力旺盛的文人,集外之作辑不胜辑。《陈维崧集》在辑佚方面有缺憾,本不必苛求。不过,因为点校者没有充分利用学术界已有的成果,所以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遗漏。《陈维崧集》据《陈检讨集》补入二阕、据《倚声初集》补入二十九阕、据《古今词选》补入二阕,共计三十三阕。陈维崧词早前已收入《全清词·顺康卷》第七册及《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第二册,《全清词·顺康卷》所据底本为后刊之《湖海楼词》,卷数、词作一同于《迦陵词全集》,仅个别文字有异。在此基础之上,《全清词》据《倚声初集》补入三十一阕、据《乌丝词》辑补二阕,据《陈检讨词》补充一阕,据《草堂嗣响》补入一阕;《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又据《迦陵词》补入四阕,据康熙《扬州府志》补入二阕,共计四十一阕,较《陈维崧集》为多。《全清词·顺康卷》和《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的出版都在《陈维崧集》之前,不知点校者为何没有善加利用?没有善加利用,遂导致辑佚之中仍有遗漏。如《倚声初集》为清初重要的词选,《全清词》从中辑补陈维崧集外词三十一阕,但《陈维崧集》仅辑得二十九阕,仍然遗漏了《踏莎行》(睡晕痕微)、《蓦山溪》(碧云薄暮)二阕(分见《全清词》第七册,第4290、4292页)。

这次翻阅《陈维崧集》还引起我一些其他的感想。近年来由于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支持,点校整理了不少明清文人的全集。这些古籍整理有力地推动了目前的明清研究。然而,具体到一些重要文人的诗文别集而言,仅仅点校、整理白文本却又是远远不够的。阅读古典诗文其实无法离开前人的旧注,如阅读《文选》,自然需要参考五臣和李善的注;阅读庾信,离不开倪璠《庾子山集注》;阅读杜诗,离不开钱谦益《钱注杜诗》、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仇兆鳌《杜诗详注》等重要旧注。另如李贺的诗,有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姚文燮的《昌谷集注》;苏轼的诗,有冯应榴的旧注;黄庭坚的诗,有任渊、史容等人注。诸如此类,已成为古典文学研习者的常识。这些旧注,也早已由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然而,尊重和使用旧注,在清代诗文的研究中却几乎绝迹。目前学界有关清代诗文集的点校整理,基本上都只提供白文本,甚至绝大多数连校勘记都没有,可以说十分粗浅。

前不久阅读王利民、胡愚诸先生点校的《朱彝尊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12月),深感此书点校细致精审,尤其是朱彝尊集外诗文的辑补工作,收罗之广泛,令人惊叹。然而拜读之后,仍不能餍足。因为此书与多数清代别集的整理一样,只是点校而无笺释。清人喜谈学问,诗文中自不免运用大量典故。若无笺释,则腹笥空空如我者就很难真正进入清人的诗文世界。然而就目前的学术环境而言,笺释清人别集确实强人所难。那么,我们为何不点校整理清人注清诗呢?就朱彝尊而言,就有江浩然的《曝书亭诗录》、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等,若不能单独将之整理出版,也宜将之插入《朱彝尊全集》之中,以便读者。而程师恭所注的《陈检讨集》、程穆衡、杨学沆《吴梅村诗集笺注》、靳荣藩《吴诗集览》、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等,若不能单行,也宜分别收入《陈维崧集》和《吴梅村全集》(也是李学颖先生点校,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惟独例外的是钱谦益的诗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收录的《牧斋初学集》和《牧斋有学集》均是钱仲联先生标点的钱曾注本,而非仅出校勘记的白文本。然而,根据周法高先生在台湾影印的《足本钱曾牧斋诗注》来看,钱仲联先生标点的钱曾注本因为选择底本的失误,导致遗漏钱曾的笺注达上千条之多。这不但不利于深入掌握钱谦益的诗歌,而且也遮蔽了钱曾苦心孤诣阐发牧斋心曲之贡献;完全有必要加以重新整理。我很希望上海古籍出版社或有能力的学者能组织人马,对一些重要的旧注本加以系统的整理和出版。这无疑比简单的点校工作或匆忙上马一些全新的笺注本来得妥当,也更有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原刊《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30日)





十四 评周绚隆《陈维崧年谱》





明末清初的陈维崧(1625—1682)才华横溢,其诗、词、骈文均脍炙人口,在当时享有巨大的声名。但由于陈维崧身处改朝换代的乱世之中,导致他的生平事迹,尚有不少空白和模糊之处。缘是之故,近年来已有陆勇强、马祖熙两位先生的同名著作《陈维崧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试图勾勒和描绘这位词人的生平。其中陆勇强先生的《陈维崧年谱》(以下简称“陆谱”)广泛钩稽史料,业已取得很大的成绩。周绚隆先生的《陈维崧年谱》(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最为晚出,在充分吸收陆谱和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维崧生平的挖掘与考证达到了新的高度,可谓集大成之作。

周著《陈维崧年谱》包括三部分内容,依次为《陈维崧传论》、《陈维崧年谱》及作为附录的四篇探讨陈维崧词的论文。《陈维崧传论》的论述言必有据,且文采飞扬,是一部极为难得的文人传记;至于四篇研究陈维崧词的论文,谨慎地借用了形式主义文论,亦是一部极有特色的《迦陵词研究》;都值得重视。然而,作者既以“陈维崧年谱”命名全书,说明在作者心目中,全书无疑以第二部分的《陈维崧年谱》为主体,而《陈维崧传论》及所附的陈维崧词研究,均是附属于主体部分《陈维崧年谱》的副产品。那么,作为主体部分的《陈维崧年谱》(以下简称“周谱”),其学术价值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周谱最大的价值在于发现并利用了一批珍藏于各地的家族、地方文献,将陈维崧的家世、生平、交游活动等前所未有地清晰化。具体来说,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所刊的《亳里陈氏家乘》十分珍稀,早前严迪昌先生《阳羡词派研究》曾加以利用,但陆勇强先生未能寓目,只能在其《陈维崧年谱》中转引《阳羡词派研究》所用的相关材料。周谱则充分利用了《亳里陈氏家乘》,完整再现了陈维崧及其祖、父、兄弟三代人的情况。如考出陈维崧弟维嵋出生于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十四日、弟宗石生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初五、长女生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弟维岗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初四日(第89、108、109、126页,陆谱无四人出生日期)、祖父陈于廷于崇祯四年(1631年)奉诏入京(第90页,陆谱系于崇祯三年)、崇祯六年(1633年)族曾祖一教收租激起民变,导致田庄被毁、祖坟被掘(第91页,陆谱无)、祖母张氏卒于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初一(第94页,陆谱系是年七月)等历史信息,有利于加深对陈维崧家庭的理解。其中有些家事的考订,直接与陈维崧的创作密切相关。如其族叔陈玉铸受南闱科场案或通海案牵连而流放宁古塔事(第426页),便是陈维崧《贺新郎·弓冶弟万里省亲,三年旋里,于其归也,悲喜交集,词以赠之,并怀卫玉叔暨汉槎吴子,用赠柳敬亭原韵》一词的本事;而康熙十三年(1674年)八月初五陈宗大妾严氏生子菁英、再纳妾蒋氏(第448页),便是《满江红·秋日几士兄姬人生子词以志喜》、《满江红·秋日几士兄再迭前韵酬几士兄》四词的本事。除此之外,周谱运用临朐冯氏的《冯氏世录》及《即墨杨氏家乘》等资料考订陈维崧的交游,尤其是充分运用了《商丘县续志资料》,藉此考出了陈维崧众多友朋的生平,在此基础上,几乎重建了之前学界较为忽视的陈维崧在河南担任幕僚的漂泊岁月。如利用《商丘县续志资料》考证出刘德培(第377页)及侯方闻(第382页)、侯方揆(第385页)、侯方至(第392页)等人的生平事迹,不但丰富了对陈维崧交游的认识,而且增加了对侯方域家族的深入了解。

其次,周谱最大程度地将陈维崧的诗、词、文进行了系年。珍稀史料的发现和运用,固然重要,但周谱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周谱运用了娴熟老到的考证方法,将珍稀史料和常见史料结合起来,综合考证,发现并解决了陈维崧生平和著述中的许多问题。对于诗、词、文的系年,便是这种综合的研究。众所周知,诗题因为往往能透露出写作的时间、地点等信息,所以较易系年。但词调不含有任何时间、地点等准确的历史信息,倘无可以透露相关信息的词序,则极难判定词的写作时间和背景。陈维崧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后渐不作诗,词在其创作中逐渐占据主要的位置。这批词倘若无法充分地编年,则不利于“知人论世”,即结合陈维崧的生平来讨论其词作中所表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周谱则充分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陈维崧《迦陵词》手稿,根据手稿中相关词作是否接抄来判断前后相关词作的写作年月,从而对陈维崧的大量词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编年。因稿本错简严重,作者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十分谨慎,所以常常有“极有可能作于本年”(第410页)、“暂系于此”(第425页)之类的说法。与词类似的还有陈维崧的古文、骈体文,它们的编年有时甚至比词更为困难。举例来说,《陈迦陵俪体文集》卷八有《送汪考功钟如给假省亲序》一文,从文意来看,当作于陈维崧入仕之后、两湖初平之时,然无确切写作年月可考。周谱运用《湖广通志》卷四十七、《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四三,考知汪生平,又据史书考知清廷平定湖南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年底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年初,最终判定此文写作于康熙十八年(第617页)。周谱熟练运用这种内证和外证综合考订的方法,最终使得它在古文、骈体文的编年上取得大量的突破。这些考证成果,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再次,周谱对陈维崧的生平提出了一些新说,也订正了旧说中的一些不精确之处。提出新说最为精彩的莫过于考出陈维崧入京纳妾一事。周谱据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赠董侍讲默庵》、曹亮武《南耕词》卷三《贺新凉·寄其年兄八用前韵》及《昭代丛书》本毛奇龄《西河诗话》,考订出陈维崧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曾纳妾陶氏(第682—683、694—695页)。此时距离陈维崧去世仅一年。陈维崧一生都有一个心病,即没有子嗣。直到四十七岁时(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在河南商丘所纳之妾才为他生一子狮儿,然而狮儿年仅三周岁即夭折。这导致陈维崧彻底失去对家庭生活的依恋,重新投入仕途功名。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其夫人储氏病故,临终前希望陈维崧“广求妾媵”,才有次年纳陶氏为妾之举。此事的考出,对于了解陈维崧“无后”的心态,极有帮助。

周谱订正旧说之处也有不少。如吴伟业曾赞誉陈维崧与吴兆骞、彭师度为“江左三凤凰”,这是陈维崧早年最大的荣耀之一。但吴伟业在何时何地对陈维崧加以褒奖,则很难落实。陆谱认为,顺治九年(1652年)陈维崧“与彭师度、卢元昌游处,吴伟业誉其年、兆骞、师度为‘江左三凤凰’”(陆谱,第91页),周谱则将之系于顺治十年(1653年),是年三月三日,慎交社与同声社在苏州虎丘举行大会,推选吴伟业为盟主。当日,陈维崧与彭师度即席赋《上巳篇》,故得到吴伟业“江左三凤凰”的赞誉(详细考订,见第138—139页)。

当然,周谱亦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如周谱的结论有许多推翻旧说之处,或与旧说有所参差,为取信读者故,应对何以与旧说有不同,加以更为详细的考订和说明。如周谱认为陈维崧顺治十年(1653年)与朱彝尊初识,其证据为朱彝尊有两首诗提及与陈维崧相识一事,周谱云“朱彝尊《曝书亭外集》有《醉歌送陈维崧归宜兴》云‘问君三十何能尔,白皙鬑鬑已如此。’三十云云乃概言之。另《曝书亭集》卷四十《陈纬云红盐词序》云:‘其年与余别二十年,往来梁宋间。……方予与其年定交日,予未解作词,其年亦未以词鸣。’此序作于康熙十二年,上溯二十年当为顺治十年无疑。”(第147页)陆谱亦断两人相识于顺治十年,其证据也是上面两首朱彝尊的诗歌,但陆谱云“上溯二十年,即为本年(即顺治十年)。……此‘三十’,即约数也。……姑系于此。”(陆谱,第98—99页)同样的材料,陆谱持存疑的态度,似较周谱更为审慎,周谱或于此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另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赴粤东颁诏返京途径南京,应早前与冒襄有约,故冒襄于是年八月初抵达南京。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龚鼎孳在南京宅第广邀文人雅集,陈维崧当时亦在南京,得以躬逢。但中秋节之前,陈维崧与龚鼎孳在冒襄家已先相遇。周谱引《同人集》卷六龚鼎孳诗《中秋前二日过辟疆老盟翁寓楼下留饮……》诗,断定陈维崧与龚鼎孳见面为中秋前二日,即八月十三日(第173—174页)。然而陆谱引《同人集》卷六龚鼎孳诗,却题作《中秋前一日过辟疆老盟翁寓楼下留饮……》,故断为八月十四日(第122—123页)。倘若进一步考证和说明(诸如引文错误、版本问题等),则“中秋前二日”“中秋前一日”究竟孰是孰非呢?





十五 跋陈璧君钞本《双照楼诗词稿》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敌伪史事和文学研究,遗憾的是,因为很多客观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基本文献整理和流通依然很成问题,这无疑妨碍了很多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以汪兆铭的诗词作品为例,大家阅读和使用的,恐怕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永泰印务公司印行的《双照楼诗词稿》,此书包含《小休集》二卷、《扫叶集》和《三十年以后作》,但此书印制稀少,较为罕见。1989年,台湾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对此版本加以翻印流传,颇便学界使用。

汪兆铭才名早播,诗词均擅。民国初年以来,称赞其文学才华的名人不在少数。反讽的是,自从汪氏投敌后,他的文学才华反而成为他汉奸行为的一种特殊证明。这似乎是因为自古以来,大家相信大奸之人必有大才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诗词对于投敌后的汪兆铭来说,意义确实十分重大。汪兆铭曾说,他希望借助于诗词创作,道出他自己的“年来况味”(《扫叶集序》)。他大约很愿意让同时和后代的人能通过阅读其诗词来获知他的心声。正因为如此,汪兆铭在生前便已多次印行作品。但由于政局变幻,这些早年的印本现在已经不易看到了。

近承友人刘威志帮助,获读台湾东吴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陈璧君(1891—1959)钞、龙榆生(1902—1966)校、跋的《双照楼诗词稿》(下简称“陈钞本”)。因陈钞本在东吴大学尚未编目上架,所以至今海内外研究者极少知晓。

陈钞本直接从汪氏手稿钞就,内容上除将后来印本中的《三十年以后作》题为《双照楼诗词未刊稿》外,与普通印本并无差别。全书经词学家龙榆生校勘,并间有添补。书末附有龙榆生的两篇跋文,对于了解汪兆铭诗词集的版本、陈钞本的来龙去脉以及一些当事人的隐晦心事,极富价值。

关于陈璧君钞本的钞写和完成经过,龙榆生在第二篇跋文中,交代得十分清楚。为说明问题,并保存文献,钞录龙榆生的跋文如下:



丁亥夏大热,冰如夫人以国事系吴门狱中,终日据小几钞书自遣,汗涔涔浃背。既为端木律师手写《双照楼诗词稿》竟,复语余曰:“自前岁吾家遭难,老身而外,逮吾儿女若婿若在襁褓中之外孙,皆牵连入狱。乃端木先生挺身为吾两子及婿任辩护,不特不受费,而往来于京、沪、吴间行旅所资,亦由自出。有心哉,若人也。老身无以为报,惟竭其血汗之所注,勉写汪先生此集,以表感激之微诚而已。”余惟汪先生忧国之情与四十馀年所从事,实历吾中华亘古未有之变局。其难言之痛,自可于诸篇什弦外得之。而夫人之所以手写此本以贻端木先生者,其微旨当为端木先生所默喻。伸公道而重人权,明是非而雪冤抑,此固法律家之神圣责任,而为举国人士所共钦挹者也。于是乎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四日,忍寒居士谨识于吴门师子口狱中。



冰如即陈璧君。考陈钞本文末署“丁亥夏书赠端木先生,陈璧君记于吴门狮子口狱中”,结合跋文中引述的陈璧君自述可知,在陈璧君及其家属下狱之后,有位法学家端木先生曾无偿为他们辩护。出于感激,陈璧君在酷暑中钞录了一份《双照楼诗词稿》,酬赠端木以表谢忱。那么,这位“端木先生”是谁呢?

查陈钞本扉页粘贴一纪念票,上书:“本书承端木校长惠赠,东吴大学图书馆,72年4月11日”。东吴大学1900年在苏州成立,向来以法学著称。考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后的第三任校长为端木恺(任期自1969年至1983年),当即陈璧君所称的“端木先生”。

端木恺(1903—1987)亦名端木铁恺,字铸秋,安徽当涂人,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其父端木璜生,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同盟会会员,后授陆军少将衔。端木恺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和东吴大学法科,后在密西根大学得法学博士。返国后曾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和东吴大学行政法教授。抗战开始后,任安徽民政厅厅长。四十年代开始,地位逐渐上升。1941年任行政院会计长,1942年后任国家总动员会议副秘书长、代秘书长。1946年8月起任行政院粮食部政务次长。1946年11月,以国大代表身份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不久,辞职往上海创办“端木恺律师事务所”。1969年任东吴大学校长后,大大推动了东吴大学的发展。2004年,东吴大学为了表彰和纪念他的功绩,出版了《端木恺校长纪念集:纪念先生一百晋一岁冥诞》(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

显然,端木恺到上海从事律师事务后,主动接手陈璧君案的辩护工作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从龙氏跋文可以推知,端木恺对汪兆铭应当比较尊重。陈璧君感其诚意,遂亲自钞录汪兆铭诗词赠送。陈璧君钞毕后,又委托同在苏州监狱的龙榆生校读了一遍(陈钞本后有龙榆生所书“丁亥立秋日校读一过 忍寒居士记”),以示郑重。陈钞本后由端木恺随身携带至台湾,在端木恺卸任东吴大学校长之前捐赠给了该校图书馆。

至于龙榆生的第一篇跋文,则主要讲述汪兆铭诗词集的版本情况、龙氏与汪兆铭之交谊及龙氏为汪兆铭诗词集所作的工作。跋文如下:



壬午春,汪先生六十岁时,陈君人鹤以校刻先生所为诗词全稿,请先生取曾仲鸣氏校印《小休集》,益以十九年后所为《扫叶集》,手加删订,仍总题曰“双照楼诗词稿”付之。余实与于勘校之役。即世所传“泽存书库”本也。先生下世后,冰如夫人及曹君少岩复裒集遗稿,写定为未刊稿一卷。其于泽存本《扫叶集》字句间亦小有删改,并于《初秋偶成》后,增“风雨纵横”一首;《辛巳除夕寄榆生》前增《菊花》、《梅花》两绝句;词末增《水调歌头》(辛巳中秋寄冰如)一首。余曾据撰《校记》载入所辑《同声月刊》中。越二岁,余遭囚系,与冰如夫人同在吴门狮子口狱中。先生子婿何君文杰自京狱手录全稿以寄夫人,夫人据写数本分贻亲厚,复命余为写一袖珍本,以为朝夕吟玩之资。余十数年来以倚声之学受先生知遇,仲鸣既没,先生每有所作,必飞笺见示。二十九年后,手书篇咏,存余箧中者几十之六七。一夕漏将尽,闻叩门声甚急,家人惊起。发函伸纸,则先生所自改诗。盖三易稿而后定,急足凡三至,亦惊讶莫审所由也。先生忧劳,萃于一身而不废歌咏,且矜慎不苟如此。某夜,余得读其新制《虞美人》词,至“阁笔凄然我”之句,为之泫然,彻旦不复成寐。先生故喜陶诗,晚岁益广罗众本,致力愈勤且细,曾草《读陶随笔》数千言,亦屡易其稿。先生五言诗之渊源所自于此,亦略可窥知焉。先生诗词全稿,自曾氏校印《小休集》后,越十年始出《扫叶集》。初,由余分载于《同声月刊》,其后日本人黑田君复从先生假录一本,以仿宋聚珍版,印布于北平,讹敚滋甚。已而泽存本出,校刻颇精,而流传特少。林君柏生,复以仿宋字精印于中华日报社。其后柏生又并未刊稿,属由报社别以铅字印行。余所见先生诗词集之行世者止此。呜呼,先生往矣,人鹤、柏生亦后先身殉。每抚兹集,当日情况历历如在目前,未尝不怆然长怀。窃意先生之心,终当大白于天下,而读先生诗词者,必各有所兴观也。余既依何钞迻录,复略为更定款式,以归一律其。先生为余题“彊村授砚图”一绝句,亦依手迹补入《扫叶集》中,以见余受知于先生之所由。他日如为吾力之所能,犹思别寿梨枣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岁在丁亥盛夏之月,龙沐勋谨跋。



此跋甚为重要。据此跋,自然可以获知汪兆铭诗词集的刊刻和流传情形。但似乎更为重要的,是能从中窥知龙榆生保存汪兆铭诗词的心事,即所谓“窃意先生之心,终当大白于天下,而读先生诗词者,必各有所兴观也”。熟悉汪伪政权研究史的人,自然知道这种心态实则相当普遍,也是研究者聚讼不已之处。



(原刊《万象》2009年第11期)





十六 文章之道与思想表达





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提到陈寅恪喜欢《荀子》一书,并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在一般人的常识中,说起儒家,必称孔孟。其实自史迁以下,一直到汪中、章太炎,强调荀子重要的学者代不乏人,但他们背后的学理判断则多有不同。最近拜读刘宁的新著《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对荀子为何重要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刘宁认为,荀子对于儒家的义理,缺少超越层面的探讨,而更加注重在经验层面融会百家,辨析异同,由此阐发儒家的精神。因此,《荀子》一书的写作便继承了《尚书》的君臣训诫和《国语》的贤人教诲传统,特别重视通过经验层面的“述说”和“辨析”,来达到对于教化之道的直接表达。这就和《庄子》的抽象玄远、《墨子》的逻辑丰富、《韩非子》的条理明晰有所不同。秦汉以下的子学著作大多受到《荀子》的深刻影响,它们不重玄远的形上之思,也没有复杂深刻的逻辑思辨,而是侧重经验化的经验化的、以“述说”和“辨析”为主的荀子式荀子的文章。也就是说,在如何表达思想上,《荀子》一书对于后代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以上的概述希望没有曲解刘宁的精彩论断。不过,刘宁此书并非专为讨论《荀子》而来,她以《荀子》一书为讨论的起点,从而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古代思想表达的文体传统。刘宁在研究韩柳古文的时候,发现韩愈很少写作标题带“论”字的论体文,而柳宗元却与之相反。这种文体选择的不同偏好,折射出韩、柳二人的思想存在着深层的差异。由此,刘宁开始留意思想表达的文体形式。她进一步思考:“经学、子学和文章传统的不同文体,表达功能有何差异?不同文体的起伏消长和思想史的演变,有怎样的联系?”(《后记》,第153页)带着这些问题,刘宁进入了这个文学史学者、哲学史学者、思想史学者都没有关注的交叉地带,寻找一种新的讨论问题的方法:即从文学研究中的文体问题入手,来关注思想表达的方式。作者断言:“思想的书面表达,必出之以特定的文体”、“(文体)渊源有别、体制各异,承载了思想表达的不同诉求。一个思想家,在不同文体中所表达的思考,会有值得关注的差异,而同一个思想潮流中,不同的思想家,往往有不同的文体偏好,由此折射其思考路径的分殊。”(第1页)

刘宁是学有所成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出版《春秋左传学史稿》(与沈玉成先生合著)、《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等著作,她选注的《王维孟浩然诗选评》更是多次再版。作为一名成熟的学者,刘宁为何要转变过往的治学方式,选择一种新的治学路径呢?熟悉古典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目前已面临很大的困境。“五四”以来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模式已逐渐僵化,从问题到方法论,已需要全面的推陈出新。同时,古典文学研究的门户日益狭窄,受到“文学”框架的束缚,学界长期在所谓的文学研究中自说自话,很难培育和生长出较为重要的理论思考,从而与其他学科互通声气,共同承担人文学术的使命。刘宁一定是敏感地意识到了学界目前的困境,从而调动自身良好的古典文学训练,踏入思想史研究中尚未得到思想史学者充分注意的领域,试图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提出新问题,并试图给予回答、解决。

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毕竟她所选择的研究方向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哲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很少关注思想表达的文体形式;而文学史对文体的研究,又很少涉足注疏、论著这样的‘质木无文’的体类。”刘宁也坦言其中的艰难:“文献头绪的复杂,解读的困难,常使我有在‘丛林’与‘灌木’中穿行的感觉。”(第154页)

刘宁的这些探索其实也是有轨迹可寻的。十年前,刘宁曾翻译出版包弼德(Peter K. Bol)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刘宁译为《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斯文》是一本以“文学”为媒介的思想史研究著作。包弼德关注的是唐宋之际中国思想与文化的转型,他不满意过去哲学史的叙述,认为哲学史的叙述方法是为新儒学而后设的,所以包弼德有意改变思想史的写法,而以文学史为主要线索来讨论唐宋思想的转变。比如讲到唐代的古文运动,他说:“古文运动是一场思想运动,它将文学的转变视作是对公共价值观转变至关重要,它的主要‘思想家’是文人(literary men)。在我看来,唐代的思想文化仍然是一种‘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在这种文化中,学术是以在文学广阔领域中的著作的形式出现……文学写作是把学、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最常见方式,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是影响思想价值观最一般的方法。”(《斯文》,第29—30页)这种把文学文本、文学现象作为思想研究的路径无疑对学界有很大启发。不过,刘宁的想法或许曾受到包弼德的启发,但她最终形成的问题和关怀,则显然与包弼德有所不同。包弼德不过是把文学视为思想史研究的材料,而刘宁却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带入思想史研究,不但是更为深入的学科沟通,而且能解决更为核心的问题。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一书的贡献是显然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本书的规模实在太小,很多问题未能充分展开。本书的版权页上并未注明全书的字数,但以155页32开本的规模来说,全书字数仅在十多万字。本书提出的问题十分宏大,但字数的限制使得许多论述几成论纲。此外,本书的论述前详后略,于明清两代的文体与思想毫无涉及。作者在讨论完宋代的“拟圣”与理学文体之后,直接跳至近代的文体新变。这不知是否暗示着作者的某种判断:明清的述学文体已无创新?倘若有所创新,明代的理学、清代的朴学,究竟又是在什么层面上展开新的论述方式的呢?



(原刊《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18日)





十七 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年近八十的俞樾(曲园)以饱含沧桑的语调写下了长诗《诂经精舍歌》,详细回顾了诂经精舍的历史。诗末感叹道:



回首前尘总惘然,重重春梦化为烟。难将一掬忧时泪,重洒先师许郑前。年来已悟浮生寄,扫尽巢痕何足计。海山兜率尚茫茫,莫问西湖旧游地。



这所矗立在杭州西湖之滨的诂经精舍是浙江巡抚阮元依照戴震和朱筠的设想于嘉庆五年(1800年)创办的。在经过同治中兴之后,推崇汉学的诂经精舍在俞曲园手中盛极而衰。当俞曲园写下《诂经精舍歌》的时候,他主持诂经精舍已有三十一年,距该校的创立已近百年,离停办之期(光绪三十年,1904年)还剩六年。

在诂经精舍建校的百馀年历史中,重要山长先后有王昶、孙星衍、秦恩复、俞樾、陈寿祺、谭献、黄体芳等人。精舍为东南地区尤其是浙江一地培养了许多经学和文学上的人才,早期有姚文田、严元照、陈文述、周中孚、施国祁等,晚期有章炳麟、黄以周、朱一新、崔适、戴望、陈汉章等,他们都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卓然名家。精舍的师生除了在一起“道问学”、考证经史之外,也常常吟诗作赋。著名的《西湖柳枝词》,共收录四百人的诗作,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同题创作。生员肄业后,多乐意到江浙、两湖和两广等地主持书院,将诂经精舍的精神加以推广,如黄以周在江阴南菁书院,王棻在黄岩九峰精舍,马传煦、沈祖懋在敷文书院,王廷鼎在东山书院,戴果恒在东城讲舍,朱一新在广雅书院,朱镜清在瀛洲书院,这就是所谓的“推宏教泽”(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清代中晚期东南人文的发展,多赖诂经精舍生员的精心营建与推动。

以上是徐雁平先生在《诂经精舍的学术与文学:从阮元到俞樾》一文(《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编第四章,以下简称《清代东南书院》)中为我们描绘的清代浙江一地的人文图景。《清代东南书院》是作者新近问世的力作,该书以最坚实的文献为基础,从书院的角度切入,描绘出清代东南三省(江苏、安徽、浙江)学术与文学的图景。作者是古典文献学的教授,历来倾向于用最丰富的文献呈现复杂而又动态的历史图景;作者又曾以研究胡适著名(他曾著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所以特别信奉“拿材料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自2001年起,他开始有目的地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普查,在南京、上海、北京、安徽、浙江等地方穷尽似地阅读了近五千种清代文献,这其中不仅包括像《续修四库全书》等若干大型丛书中的清代集部、《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中的清人年谱以及《清代朱卷集成》等较为常见的新印古籍,还包括零落各处的东南三省的地方志、各种“乡试同年齿录”和大量的日记、书札以及相关书院文献。这种收罗文献的劲头,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效果则是基本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大约在2006年四、五月间,所读清代文献中关于书院的记载中难得见一两条,我感觉凭借一己之力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方面可暂告一段落。”(《后记》,第826页)

对如此庞杂的文献进行“查检、抄录、排比”(《后记》,第826页),直接的成果就是收录在《清代东南书院》下编的三种:《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清代东南重要书院山长考》、《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这三种成果不但本身具备文献学上的意义,更是全书论述的基础。举例来说,清代书院中的课艺,颇类于今日的学生论文。由于清代书院至少有一千八百多所(第48页注解1),更兼历史悠久,生员的课作应当极为可观。然而此类文献,历来不受重视,几乎是随刊随佚。经作者的查检,现存东南书院课艺仅存八十六种。这些课艺对了解当时书院的运作以及如何培养生员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价值。何况,这些课艺中还包含着大量的时文、赋作、诗,都是清代文学中有待开发的宝藏。其中一批论学的文字,则具有学术史的价值。所以,《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对今后学界注意和利用这批珍贵材料,有着重要的“指路灯”的意义。作者为说明这批材料的重要性,在书中进行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比如作者特别指出,课艺中的同题论文应当引起学界注意,如十三篇《六朝经术流派论》、四篇《两汉经师家法考》、五篇《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作为一种有趣的学术史现象,这些同题论文很少有人论及,但却值得深入挖掘(第186—200页)。如《六朝经术流派论》是阮元的命题作文,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十三篇同题论文来深入剖析阮元对六朝的态度、诂经精舍的宗旨以及清代汉学的家法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有些课艺,如与近代学者的名篇来比较,会更加突显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如将诂经精舍生员张成渠、黄以周各自所写的《鬼方考》与王国维的名文《鬼方昆夷狁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三)对比,可看出王国维所用的纸上文献,实际上并没有溢出张、黄二文的范围,但王国维的长处在于利用了地下实物,并将“鬼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历史的节点来考察”,故得以超过前人。不过王国维的观点也并非定论,所以“张、黄之论,仍有参考价值”(第206—209页)。另如将正谊书院生员潘锡爵的《鹑鸟解》和山长冯桂芬对该文的评语与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的相关考证对比,发现潘氏比于氏有所不如的仅仅是不了解卜辞、金文的演变源流。所以,如果仅仅从《诗经》“鹑”字研究的历史来看,潘锡爵之文无疑还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文章隐藏在不大为人留意的课作集中,价值因而被遮掩”(第483页)。

《清代东南书院》分上、中、下三编,下编即前面介绍的文献成果,上、中两编则是对书院的精彩论说。上编共五章,侧重于对若干重要书院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清初无锡、徽州之书院及其会讲》以无锡东林书院、共学山居和徽州的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为讨论对象,意在揭露清初东南士人由晚明时期的紧紧纠葛于时政转而与政治疏离,开始重视道德修养并提倡忠孝。这与学界论定的清初朱子之学的兴起十分吻合。书中精彩之处还在于指出随着清初文治的展开,东林书院在讲学上已经受到很多限制。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颁布《整饬书院文》,官方人士如汤斌、张伯行等先后参与会讲,表明官方对书院的控制日益加强(第30—31页)。这种敏锐的观察,对认识后代书院所共同具有的官方色彩,有着直接的帮助。

作者从第二章起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书院在文学流派、学术流派的传衍中发生的作用。第二章《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关心的是清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即桐城派为何能绵延二百多年,并在全国范围发生巨大的影响?作者注意到,从姚鼐开始,桐城派的每代传人都曾主持书院讲席,精心培养弟子,并依靠弟子四处讲学,把桐城派的影响从东南一隅推广到南至广西、北至河北的空间。如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所以产生如何巨大的影响,除却其自身的价值外,与众弟子及再传弟子的鼓吹之力是分不开的(第55页)。所以作者认为:“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从中亦可稍见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第3页)第三章《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教:李兆洛与暨阳书院》讨论的是李兆洛掌教期间的暨阳书院在传播常州学术中起到的作用。魏源曾指出:“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醰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古微堂外集》卷四)作者考察李兆洛的讲学,发现常州学术讲求的是经世致用的通儒之学,而这一点恰与李兆洛的讲学分不开。在李兆洛的提倡下,“小学、农桑、声韵、律名、图绘、法象、方州、训诂、说文、推步、算数,皆是讨论内容,其气象远在寻常书院之上,其中表现突出的天文舆地之学,有实验性质和眼光向下的趋向。”(第135页)

作者在《导言》中表示,他对围绕书院的一系列问题如“谁有资格成为书院山长?讲学活动如何展开?师生关系、生徒之间的关系及书院氛围如何?文士群体如何形成?”等等都感兴趣,因为这些看似零碎的问题,恰好可以展现历史的丰富。其中“书院如何对一地学术文化发生影响?”似乎是作者特别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上编第五章《道光以来金陵书院与文人活动》便着眼于太平战乱之后,曾国藩如何在南京重建书院?这些书院又是如何给南京一地的文学与学术带来了繁盛?作者的研究表明,书院的兴建不但进一步推动了桐城文派的发展,而且最终影响到今日南京大学的学风。如钟山书院院长缪荃孙转任三江师范学堂的总稽查;曾向凤池书院山长请业的姚永朴二十年代任教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王泊沆是黄侃之父、尊经书院山长黄云鹄的弟子,黄侃后亦任教中央大学;十馀岁时所作制艺之文就被刊入《凤池书院课艺》的陈匪石,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尊经书院山长卢崟之孙卢前先毕业于东南大学,后任教中央大学。这些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学者不但在学术上传承着书院的很多理想,就连在山水之间诗酒雅集的风气也保留着。可见,书院深刻影响了南京一地的人文氛围。

中编第一章《清代东南书院与文士之风气》更注重从宏观角度来论述书院给东南三省带来的影响。书院为保持地方上“斯文不坠”,给山长提供可观的束修,给生员也提供足够生活的膏火,更有各种制度来奖励惩罚以保障书院的运作(第313—332页),是故书院不但是生员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地方,更是研讨知识的世外桃源。第二章《东南书院与地方人文的营建》则特别注重历史细节的描绘,从而洞察历史的深微之处。请看该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目录:扬州的两个幕府与两个书院、一个小镇上的诗酒之会、“九峰拥书图”与“九峰读书图”,就可知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局部来看整体。作者一向重视“揣摩那些有丰富意义的细节”,认为“在细节上多用笔墨”,可以有助于重现文士活动的图景(第2页)。如该章中通过图画来观察文人活动,便是成功的例子。宋代以来,文人在诗书画等多种艺术门类上多能。而书院在教授弟子时,多有图画纪其盛况。九峰书院的王舟瑶作《九峰读书图》,通过图画来追忆一地人文之盛,记载友朋论学之乐(第422页)。书中有大量类此细节的深描,读来令人心喜。

《清代东南书院》以其丰富的文献,极大地拓展了我们过去对清代文学的想像,必然会对清代文学与学术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书中精义甚多,略见前述。然而徐雁平先生的论著有着更为深刻的关怀。他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一书,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我们今天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式是如何建立的。《清代东南书院》在一定程度似乎延续了这个关照,并进一步回答了现代学术建立之前教育制度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

大学作为教育及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机构,近年来受到政府与公众的密切关注。关注的焦点多在于如何借鉴欧美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制度,来改革/提升大学在教育和知识创新等方面的功能。大学作为舶来品,有识之士在欧美寻找有效经验以为己用,自然是正途。但是,从清末民初以来,知识界也常常用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来观照和批判现代大学制度。

1910年,章太炎在一次名为《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的演讲中批评当时的高等学校受制于行政,导致学校里“智识高的人,反做智识短浅的人的属员”,而在旧有的书院里,掌教“一来不归礼部管辖,二来不是学政和地方官的属员,体统略高一点”(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第23页)。章太炎向往的,还是他老师俞曲园《诂经精舍歌》中称颂的“主持风化老元臣,尊礼宾师诸大吏”。然而到1932年,面对“日日新”的西式大学与中学,章太炎对待现代学校与传统书院之间的关系,由先前的对立变成了互补。他说:“以前的学校,叫做书院,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书院中预备了许多书籍,使得学生可以自由阅览。再聘请一位掌院或山长,常驻院中,遇有疑难,可以请问。这种情形,学生有自得之乐,教师无讲演之劳,在事实上很是合理。假如这一项学问,书虽少而理却深,非经教师讲解不能明了,这便须采用现在学校的讲授制,师生聚集在一处地方,按照次序讲授去了。所以,我以为学校和图书馆,两者不可偏废。讲求学问的方法,大约不出于两种。”(《章太炎讲演集》,第114—115页)章太炎表面虽然如此表态,然而作为出身于著名的诂经精舍的生员,在感情上却仍鲜明地倾向于书院,这也是他晚年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隐秘心境。

时过境迁,现在我们自然不会轻易否定大学制度及其基本价值。但在基本认同现代教育制度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有反思,更可以有质疑。《清代东南书院》在传统书院中寻找大学的“前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有效经验。因为这种寻找,不是柳诒征线性式地将大学的历史上溯至南朝的太学(参柳诒征《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见《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如此“考古”,非但无助于缓解我们眼下自身的困境,而且容易滋生不切实际的傲慢情绪。学者指出,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如知识的建立、设置、分类和控制,与大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脱离不了干系,当然更与信仰、国家有关(参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第75—241页)。《清代东南书院》涉及的议题,均与中国经验的教育与知识生产有关。相信此书必然会超越清代文学与学术史研究的具体学术领域,逐渐引起知识界的关注。



(原刊《读书》2008年第1期